《尘封档案》系列——027粉碎“行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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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踪

这个休养所坐落于榕城东郊、闽江北岸著名的“全闽二绝”之一的鼓山脚下。远远望去,并无房舍砖墙,唯见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两排冬青树夹着的一条白石便道。顺着这条便道向上拐过两个弯,再走一箭之地,便是一道爬满了常青藤、爬山虎、牵牛花的竹篱笆,同样由竹子搭建的高高的门洞上,悬挂着一块长方形匾额,红底黑字:军干休养所。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但见树影之中分布着一栋栋红顶粉墙的小平房,在啁啾鸟语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幽静。

一男一女顺着便道来到大门前,正驻足欣赏着眼前的景物时,从大门内隐在丛丛灌木中的岗亭里闪出一个腰佩手枪的年轻警卫,用稍带警惕的语气询问:“什么人?有什么事?”穿蓝卡其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掏出证件让对方过目,说是应正在该所休养的施九德同志之约前来拜访。警卫拿了证件返回岗亭往里打电话联系,片刻后出来,传达了警卫办公室的话:事先约定只有牛永健一人来访,故另一女子不能入内。

这个结果颇使牛永健感到意外,自要争辩一番。但警卫是军人,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凭你怎么说,都是充耳不闻油盐不进。那女子眼见无望,便说老牛那就算了,你自管进去,我自个儿回去就得了。牛永健寻思也只好如此了,恰好有一辆小吉普从里面开出来,见是空车,就上前说明情由跟司机商量捎那女同伴去市区。这个司机倒是容易说话,当下就点头同意了。牛永健无奈地说:“小桂,抱歉得很!”小桂——桂美玲正要说话,车子已经起步,只来得及扔下一句“老牛你有胃病,要少喝酒哦”,吉普车就绝尘而去。

牛永健和桂美玲都是北京市商业局的干部。最近,北京商业系统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正在进行内查活动。所谓内查,是指各政府编制系统单位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历史审查。据当时的公开报道,内查活动揪出了一些混进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特务、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敌对分子,其中有的甚至占据着重要岗位。各单位搞内查活动时,都抽调政治可靠的同志组建了专门班子。牛永健、桂美玲就是被组织上看中,从业务岗位上暂时借调到内查活动领导小组的。这次,两人奉命前来福州,外调一名审查对象的历史问题。

牛永健时年三十六岁,河北省乐亭县人。若说参加革命的时间,他算是比较长的了,1939年他在乡村小学教书时就已经参加了地下党,次年由于身份暴露撤往根据地。屈指算来,老牛算是一位老八路。他虽然穿着八路军制服,也有短枪佩着,不过一直在边区政府工作,并未上过战场。但不管怎么说,老资格他是有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得到晋升,属于一般工作人员。直到上月,单位按照中央规定将干部供给制改为薪水制,给他定了一个行政十六级,每月可以领一百出头的工资。牛永健是个乐天派,天生知足常乐,从来没有为此发过牢骚、说过怪话。第一次拿到工资后大喜,要不是正搞运动,他还准备请一次客哩。

那时的出差,要挤火车、长途汽车,买不到卧铺就得坐几十个小时,如果座位票也买不到,那就只有练站功了;住宿条件也很艰苦,伙食补贴更是少得可怜。可是,人们还是热衷于出差,因为平时不可能有外出转悠的机会,没钱是一个原因,即使有钱,没有全国粮票照样寸步难行。因此,凡是有出差的机会,几乎人人都要争取。只有牛永健一向淡定,总是把出差机会让给别人。不过这次赴福州外调,老牛却一反常态主动提出他很想出这趟差。何故?因为老牛有个叫施九德的表弟在福州,兄弟俩十来年没见面了,这次他想借出差机会去会会表弟。

牛永健与施九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当初从县城小学撤往根据地时就是卖豆腐的小贩施九德一路护送的。施九德到了根据地后,首长知道他会做豆腐,就动员他留下来,没几天就让他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当了一名炊事兵。没想到这位兄弟对打仗的灵性远胜于做豆腐,不但身手灵活功夫了得,枪法也准,且能操多种方言,于是,部队首长就将其调去当了一名侦察兵。施九德在之后那些年头,出力不少,负伤不少,立功也不少,解放后已经是一名团级军官了。施九德所在部队驻扎在福州,每次往北京表兄那里写信时,总是热情邀请牛永健来福州会面。年前施九德曾因公出差到过北京,本来这是一次久别重逢的机会,可是那次牛永健正好回乐亭老家探亲去了,没能碰上,颇为遗憾。因此,这次牛永健听说有一个出差福州的机会,就直接去找了领导,自然一说就准。

牛永健于是向施九德所在的部队发电报告知消息,很快就收到了回电。施九德在回电里说,最近他在福州这边的军队干部休养所休养,表兄这会儿来福州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三天前,牛永健、桂美玲乘火车抵达福州,在一家旅馆投宿后往鼓山军干休养所打了电话。施九德大喜,请表兄当天就去休养所见面,但牛永健说工作为重,等他办完了公事再见面也不迟。他和桂美玲的外调工作比较顺利,两天就按照组织上交代的要求把需要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调查停当了,于是昨晚跟施九德通电话,约定今天上午去军干休养所见面。

鼓山军干休养所是一个专门供军队团级以上军官休养的地方,对于休养军官在所内接待来访客人控制得极为严格,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休养对象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军官,只要在里面住下,就得严格遵守这套规定。施九德进所休养已半月有余,自然知晓规定,因此,他昨晚跟牛永健通电话后,就办理了相关手续。牛永健却根本没想到休养所竟然有这种规定,也就没有说这次出差是两人同行,过去时他得带上同事小桂。而施九德想当然地认为表哥是一个人过去,办理手续时就在接待单子上写了牛永健一个人的姓名。

现在,警卫方面核实下来,施九德填写的单子上只有牛永健一个人,就说什么也不放桂美玲进去,而且按照规定也不能临时补单子。这样,桂美玲就只好返回市区。这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当时自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牛永健竟会遭遇不测!

桂美玲搭车回到市区后,自己在热闹地段转了转,买了一些准备带回北京赠送亲友的当地土特产,就回到下榻的旅馆去了。午后,她看了会儿书,看看已是两点,寻思老牛也该回来了,就结着毛线坐等。可是,一直等到傍晚六点,牛永健还没返回。桂美玲以为牛永健被表弟留住了吃晚饭,于是就自己去旅馆食堂吃了晚饭。饭后,又等了两个小时,牛永健竟然还没回来。当时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晚上八九点钟差不多就是就寝时间了。桂美玲于是就吃不准了。须知老牛今晚是必须赶回旅馆的,因为他们已经买了次日上午七点返回北京的火车票,大清早就得离开旅馆前往火车站。桂美玲想来想去,觉得牛永健没有在其表弟那边逗留这么长时间的必要,因为之前老牛请她一起去军干休养所时曾经说过:“吃过午饭咱就回,不耽搁你逛街买东西;再说人家休养人员也要午休不是?”

于是,桂美玲就决定去服务台往军干休养所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可她不知道军干休养所的电话号码。想了想,寻思电话局总机总是知晓的吧。那时候还没有程控电话,都是人工台转接的,打电话先得摇一阵电话机右侧的那个弯把,待接线员有声音了才报出要打的电话号码,然后接得通接不通就是接线员的事儿了。桂美玲对接线员说要接鼓山下的那个军干休养所,对方马上回答:“没有号码!”桂美玲还在发怔,旅馆值班服务员说这是军队电话,电话局是不能查号码的。

这下,桂美玲该没辙了吧?不,这姑娘的脑子好使,马上又有了主意:直接往公安局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桂美玲向市公安局的值班人员说了情况,请求公安同志帮助联系军干休养所,查问一下牛永健的行踪。十多分钟后,市局值班警员回电说,军干休养所那边称,施九德确实接待过其表兄牛永健,可是客人早在下午二点二十分就离开休养所了。这下,桂美玲真的是吃惊加上担心了,站在电话机前正思忖着该怎么办时,施九德打来电话询问了。待问明情况,施九德顿时着急了,说了声“请你等着”,立马就挂断了电话。

军干休养所距牛、桂下榻的旅馆大约六公里,步行也不过个把小时。施九德是开着军干休养所的一辆小吉普来的,自然只是抽支烟的工夫。施九德抵达后,向小桂问了问情况,已经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想了想对桂美玲说:“这事得马上报警!”

那年头,汽车比较稀罕,别说福州这样的城市了,就是首都,深更半夜有一辆挂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开到公安局门口,下来一位气度不凡的军官口称“有急事找你们领导”,公安局的门卫也是会另眼看待的。当下,施九德带着桂美玲顺利地见到了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6年1月4日改称福州市公安局)的值班领导、政治处副处长贾长山。贾长山甚是重视,当下立刻叫来治安科值班警员,一番商量后,决定由治安科跟鼓山派出所联系,请他们出动警员负责寻找牛永健。

施九德、桂美玲于是立刻驱车赶到鼓山派出所。那时候的派出所,上上下下加起来一共也就十多个人,施、桂两个过去时,全所警员竟然已经集中了十一名。施九德跟所长说话时,又来了两个小民警。所长跟施九德商量,说会不会是走迷了路?鼓山虽说不是什么深山老林,也不算高,不过树木茂密,陌生人走着稍不留神就容易迷路的,我们现在立刻上山去找吧?施九德想了想,说看来也只有这个法子了。所长于是让准备手电,不够的就打火把。所里留下两人值守,这位北京来的女同志也不必上山了,就在所里等消息吧,其余同志一律上山。看看人数还嫌少,又让民警去召集了十几个治安积极分子。

这时已近午夜时分,一干人分头上山,以军干休养所为中心,分八个方向分头寻找。一直到天色微明,各路均无收获,筋疲力尽地返回派出所。施九德忧心忡忡,正和桂美玲商量着要不要往北京的单位打电话报告时,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急匆匆奔进派出所,在院子里大叫:“有人没有?那边溪里浮起了一个死人啊!”

众人闻言一拥而出。报信人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境贫穷,平时就捕鱼捉虾卖点儿零钱贴补家用。昨天傍晚,他在距军干休养所三百多米开外的那条无名小河里下了网子,今天一大早起来去查看收获,不想扯拉绳子时却沉甸甸的拉不上来。他以为是有大鱼上钩了,随着手里用劲,绳子忽地一松,从水底下浮起一具男尸!

当下,上山寻找的原班人马全体出动,还增加了一个桂美玲。一干人将尸体打捞起来一看,不是牛永健是谁?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牛永健竟然穿了一身未佩军衔的马裤呢——陆军军官制服。于是立刻报市局,施九德也报告了军干休养所。市局当即报告省公安厅——这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已经预见到这个案子日后肯定要惊动省厅,而是因为市局组建的技侦科(当时的全称是“技术侦察科”)已于1955年元月转由省公安厅直接领导,而法医就是属于该科的,所以要请法医出现场,就必须报告省厅。

法医检验的结果是:牛永健是被绳索勒死的。

这天,是1955年9月20日。


二、凶杀

此案依牛永健失踪时间定名为“9·19”案件。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谢白秋听取情况汇报后,下令组建专案侦查组对此案进行侦查。专案组由五名侦查员组成,市局刑侦科副科长雷辰阳担任组长,不设副组长,四名组员中其中两名是市局刑警郭树旗、裴殊,另外两名是鼓山派出所警员王佩聪、曹求耿。专案组分设两处驻地:市局与鼓山派出所。雷辰阳受命后,当即打电话通知鼓山派出所的王佩聪、曹求耿赶到市局会合。那时派出所条件差,别说汽车了,摩托车也没有一辆,两人是合骑一辆自行车赶到市局的。一路上,两人嘀咕,觉得雷辰阳的这个命令不可思议:这种案子,主持侦查工作的专案组长肯定要看看发现尸体的现场,难道这位雷组长别出心裁,仅仅打算让看过现场的他们二位汇报一下就得了?

两人踏进市局专案组办公室,一眼看见已经见过面的那位仇法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先要听听法医的说法啊!

仇法医向专案组介绍了以下情况:死者是先遭受暴力袭击——用钝器击昏后,四肢被麻绳捆绑,然后用绳子勒死的。从死者胃内的残留物分析,应是在午餐后两小时左右被害的。凶手杀害牛永健后,把几块石头装入一个旧皮箱,再把皮箱拴到尸体上沉入河中。尸体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浸泡,由于内脏腐烂产生了大量气体,其浮力超过石头的重量,经那个捕鱼的农民一拉扯就浮上了水面。

之后,专案组就前往军干休养所会见施九德并查阅了警卫室的会客登记,获得以下情况——

牛永健是昨天上午九点二十分在军干休养所进行会客登记的,登记之后,按照警卫指点的路径,自行人内找到了施九德。表兄弟俩久别重逢,自有一番亲热。两人谈了一阵,已是午餐时分。施九德事先已有安排,遂往餐厅打电话让将安排好的酒菜送到他住的房舍内。两人喝了些酒,但并未过量。饭后,施九德引领表哥到休养所景区散步消食,约半小时后返回房舍,重新沏了壶茶继续聊天,至下午二时许牛永健告辞。施九德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套八成新的马裤呢军官制服、两块衣料、两罐上海产的光明牌奶粉、两斤广州产的盒装火炬牌牛肉干以及福建特产海鲜对虾干、干贝、紫菜等送给表哥。这些东西林林总总加起来体积不小,施九德考虑得周到,特地准备了一口旧皮箱装在里面,正好满满一箱子。那年代特别崇拜革命军人,都爱穿军装。牛永健以前虽然穿过八路军制服,但抗战胜利后就到地方上工作了,从此就跟军服告别了。这次见表弟送给自己一套马裤呢校级军官制服,真是大喜过望,当即脱下身上原先穿着的中山装,一穿军官服,合身,于是就不想脱下来了,把中山装往箱子里一放就告辞了。施九德把表哥送到军干休养所大门口,警卫看了时间予以登记,他又按照规定签了自己的姓名,这才跟牛永健握手道别。施九德是站在大门口,目送着牛永健的身影消失后才返回的。

专案组侦查员对上述情况都一一作了记录,然后就向施九德提问:“您没给表哥联系一辆汽车?”

施九德说在这个休养所里,像他这样的团级军官乃是最低级别的休养对象,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便向所方要车的。他曾考虑过让表哥搭便车回城,为此还在午餐结束前特地跟警卫室联系,询问下午是否有便车进城,警卫室说没有。这样,就只好让表哥去休养所前面的公路上拦便车了。牛永健再三说没事,即使步行回城,也不过十多里路,走个把小时就到了。

那么,牛永健是否搭到了便车呢?这个问题,施九德回答不上来,大门口的警卫也回答不了。他们不清楚,有人应该清楚的。谁呢?军干休养所前面公路边上摆摊卖水果、海鲜干货的小贩!在去向小贩调查之前,雷辰阳决定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9·19”案件赃物协查通知。

军干休养所大门外的那条便道与公路的连接处,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以前有座土地庙,故当地人将该处称为“土地庙”。早在休养所还没有建造前,土地庙前就有当地村民设摊卖茶水、水果、海鲜、干货等。这个时节,正是龙眼、木瓜成熟的当儿,新晒的虾干、鱼干等海产品也正当令,便有小贩在此设摊出售。牛永健如果想搭便车,在土地庙等候乃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于是,侦查员就想到了那里的小贩。可是,打听下来,小贩们一致说昨天下午两点前后没有看到过一个手提皮箱、身穿未佩军衔的军官制服的人经过。那么,会不会牛永健出现的当儿他们生意正忙,没空去留心呢?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些摊头设在这里,出售的对象就是过往汽车上的司机、乘客,如果有生意做,那汽车就得停下来,汽车停下,牛永健就得出现在这些小贩的视线里——他要搭车嘛。

专案组没有理由怀疑小贩的说法有什么问题,这样,牛永健离开休养所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推断:他是在从休养所大门到公路这五百来米的便道上出了变故。便道从公路到休养所是一贯到底的,虽然有两个转弯,但没有岔道。如果一定要说有其他路线,那就是三条通往树林的山间小道,那真正是“羊肠小道”,而且跟公路并不相通,因此,穿着心爱的军官制服、手里提着一口箱子的牛永健,即使给他一千条理由,他也不会主动改变既定路线走上羊肠小道。将仇法医的验尸结果跟此刻专案组查摸到的情况结合起来分析,就有了一个可能:牛永健在离开军干休养所走向公路的途中,遭到了不明身份凶手的突然袭击,先是被钝器击昏,然后用绳索捆绑四肢,最后就被勒死了。

专案组侦查员对三条羊肠小道与便道连接的位置进行了仔细勘查,却未发现任何疑似牛永健遭到袭击时留下的痕迹。由此看来,凶手的袭击突然而隐蔽,具有一击得手的特点,所以,估计凶手是有些身手的。再顺着羊肠小道继续往深处勘查,没有发现植物被踩踏的现象。侦查员于是断定凶手并非一人,牛永健被击昏后,并非双脚着地被拖上羊肠小道,而是被抬离地面后转移走的。后来的发现证明这种推断与当时的事实相符,但在此刻,光靠这种推断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专案组必须找到跟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侦查员于是前往鼓山派出所,坐下来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这个会议的会场有点儿特别,地点是在派出所院子里独立修建的那个会议室兼活动室里,那里有一张一个会点儿三脚猫木工活儿的民警制作的木头乒乓球台。现在,专案组五人就围着这张乒乓球台,盯着放在台上的那口已经被水泡得松耷的皮箱。皮箱的盖子打开,露出箱内的几块石头,箱子沿口上,搭着一根打捞起牛永健的尸体后被割断的麻绳。箱盖上的那个贴袋里,放着牛永健的工作证,早已被泡得湿透,派出所所长交给炊事员去烘干抹平,此刻还没送过来。

专案组诸君的分析就是根据眼前这口箱子进行的。这口皮箱是施九德送给牛永健用来装礼物的,凶手在掠取里面的全部礼物和牛永健原先穿的那套中山装后,把中山装口袋里的牛永健的工作证放进了皮箱盖子上的贴袋。按说,连一套旧中山装都不放过的凶手,对这口虽然旧但毕竟还值几个零钱的皮箱是舍不得放弃的。可是,他们却不得不忍痛割爱,因为他们要抛尸,又担心尸体浮起来被发现,所以得拴上重物。现成的重物没有,只好就地取材,但石头太小,无法拴住尸体,最后只好动用皮箱。

凶手决定对牛永健下手时,应当是并未打算取其性命的,否则,是要准备好沉尸用的重物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凶手不打算谋取牛永健的性命,而只是将其击昏后捆绑四肢抬进树林,那么,在得手之后又为什么要改变初衷杀害牛永健呢?

雷辰阳说这个问题看来一时还没法获得答案,就先往旁边放一放,我们看看其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于是就有了第二个发现,那是派出所民警曹求耿的贡献。他是渔民出身,也种过田,性格内向,喜欢独自琢磨,没有把握从不开口。当别人都盯着皮箱的时候,他却对搭在沿口上的那根已被割断了的湿漉漉的麻绳产生了兴趣,便伸手取过来看。这一看,第二个发现就诞生了:绳子上打的结是只有渔民才习惯于打的那种绳结。

这样,专案组对于凶手(至少是其中之一)所从事或者曾经从事过的职业有了一个大致上的认定。紧接着,曹求耿又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放下绳子后,又从皮箱内取出一块石头捧在手里,也是略略一看,马上就有结论了:这是从河边菜地里取来的!

包括组长雷辰阳在内,对于曹求耿的这句话并不十分明白,四个人都怔怔地望着他。于是,曹求耿就缓缓开腔说出一番道道来——鼓山脚下的这条无名小河,宽十来米,深二三米,当地人称作“溪”,一头通闵江。这条小河随着鼓山的坐地形状弯弯曲曲缓缓流来,靠公路方向那一侧宽狭不等的河岸就被当地农民开垦出来栽种蔬菜。为了防止降雨时泥土流失,他们就在岸边挨近河水的位置放上了石头。皮箱里的石头,应该就是取自于某处河岸。

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对于专案组了解具体抛尸甚至凶杀现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场的其余四位侦查员深知这一点,因此曹求耿话音甫落,大家就频频点头。雷辰阳说,老曹说得有道理,让我们一起去小河那里看看吧。

专案组全体出动,五名侦查员先去了打捞尸体的位置,这里早已勘查过了,没有任何发现。于是就逆水而上,凶手抛尸位置应该就在上游不很远的地方,因为尸体拴着那口装着石头的皮箱,被抛入河里后只能随水流缓缓移动。果然,没走多远,拐了个弯就发现一处堤岸已被破坏,有一段一米多的位置是空的。侦查员把皮箱里的石头放上去试了试,正好填补了这段空隙!侦查员裴殊连连自责——勘查现场时他曾往上游走出一段距离,看到了这处堤岸,只是没有留意而已。

这个位置就是凶手抛尸的地方了,那是一块两米左右宽、八九米长的小菜地,上面栽种着茄子、土豆。侦查员站在地边的小路上仔细观察,菜地里竟然没有脚印。雷辰阳便推断凶手是划小船从河面上靠近堤岸取的石头。走进菜地来到河边,果然发现堤岸外两尺来宽的斜滩上有几个清晰的脚印。脚印是同一个人的,量了量,相当于三十七码的布鞋留下的痕迹。最外面的那个踩在泥滩上的脚印明显比往里的那几个显得大,脚印也深,侦查员判断这是凶手从小船往泥滩上一跃而下时造成的。

这样,专案组对于凶手作案的情形就有了—个大致上的判断:他们在军干休养所通向公路的那条便道上遇到了牛永健,佯装与其说话,出其不意用钝器袭击,将其击昏后抬上通向小河边的那条羊肠小道,捆绑四肢(可能还堵住了嘴巴),抬到了预先停在小河里的小船上。小船顺流而下往闵江方向行驶时,凶手对牛永健下了毒手,将其勒死后取了岸边菜地边上的石头沉尸河中。

雷辰阳留下—个侦查员看守这处现场,等待技侦人员前来提取脚印。其余侦查员往回走时,大家的思路就集中到一点上:凶手作案的目的如果纯是为了劫财,那么将牛永健击昏后就达到了,实在没有必要杀人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改变初衷,将一起抢劫案上升为凶杀案呢?侦查员郭树旗提出,会不会是牛永健当时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因为挣扎而导致被杀?这个观点马上遭到另外二位侦查员的反驳:既然之前可以用钝器将牛永健击昏,那么他苏醒过来后再砸一下不就成了?

这个问题,在一干人返回派出所后竟然马上得到了解决!


三、一对身手不凡的夫妇

专案组返回派出所时,死者牛永健的那个被河水泡湿了的工作证已经晾干了。雷辰阳从派出所那个胖胖的炊事员手里接过工作证,随手翻开工作证的封面,只一看,心里“咯噔”一下:牛永健的容貌与其表弟施九德酷似!

牛永健、施九德这对表兄弟是民间俗称的“头表”,两人的母亲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牛永健、施九德哥儿俩,都充分受到了母亲的遗传基因影响,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举手投足、说话腔调,从小就很是相似。长大成人后,由于各自的经历、遭遇有所不同,因此这种差别稍有改变,但在外人看来一不留神还是会搞混了。这一点在一开始时,由于牛永健那张脸已经被河水泡得肿胀变形,雷辰阳并没有意识到。现在,雷辰阳看到工作证上牛永健的照片,马上产生了一个念头:这对表兄弟的相貌如此相似,会不会凶手是冲着施九德来的?他们错将穿着校级军便服的牛永健当成施九德了,对其实施了绑架,但在得手后却发现认错了人,绑错了对象,于是不得不杀人灭口。

先前雷辰阳会见施九德进行调查时,得知对方是一个情报军官。如果关于“绑错对象”的推测是准确的,那别说在1955年两岸严重军事对峙的形势下了,就是往后推移几十年,这也是一桩了不得的案件。雷辰阳对此自是特别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他竟然没敢随随便便向组员说出这个推测,也没把牛永健的工作证给其他侦查员看,收起来就进了所长办公室,请所长回避后给谢白秋局长打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谢白秋自是重视,当下直接向福建省公安厅报告。

后来知道,就在一天前,福建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刚刚接到来自北京国家公安部的一份机要通报:台湾“国防部二厅”最近策划了一个名唤“行者计划”的阴谋,其内容是由该特务机构组织在福州秘密绑架解放军官兵,至闵江口送交接应船只。省厅领导已下令次日组织省厅、市局政保条线的领导举行会议专门研究如何粉碎敌特的阴谋。因此,谢白秋的消息一报告上去,省厅方面就觉得专案组的这个推测十有八九是有根据的。省厅对此案的侦查工作非常重视,由政治保卫处指派一位资深侦查员、股长老明担任专案组副组长,同时又出面跟军方取得联系,通报了有关情祝,军方当即决定由施九德所在部队保卫部指派一位同志担任联络员,负责协调警方跟军方之间一应事宜。

当天晚上,专案组六人加上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在市局专案组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雷辰阳在向谢白秋局长汇报情况后,已经将牛永健的工作证引出的推测向郭树旗等人说过了,因此,老明向大家传达了关于台湾“国防部二厅”策划的“行者计划”情况后,大家都认为从本案的情况看来,是很符合雷辰阳的推测的。这样,案情分析会讨论的中心自然就围绕这个推测进行了。为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分析了以下情况——

作案过程:凶手预先埋伏于军干休养所通往公路的那条便道旁的树林中,待牛永健路过时现身,估计是先与其搭讪,趁其不注意时突然将其击昏,捆绑后经羊肠小道入树林抬至小河边上了小船。在船上进行搜身,因牛永健那身军官服口袋里没放任何东西而一无所获。于是打开那口皮箱,从换下来的中山装口袋里发现了工作证,意识到搞错了对象,于是就用绳索勒死了牛永健。

凶手人数:现场作案的人数至少是两人。理由是牛永健被击昏后,是被抬着通过羊肠小道前往小河边上了小船的。

凶手身份:凶手采取突袭方式击昏牛永健,此举听起来似乎容易,但对于牛永健那样有着一副精壮体魄且确有些力气的汉子来说,凶手如果没有一些本领是难以成功的。由此可见,凶手可能接受过擒拿格斗训练,或者练过武术。因为本案倾向于敌特分子所为,结合最新情报“行者计划”来看,凶手应系台湾派遣特务或潜伏特务,以潜伏特务的可能性为大,但也不排除是受敌特分子指使的歹徒。

凶手特征:根据技侦人员对小河边发现的那几个应属于同一人的脚印的分析,凶手之一应是一个身高不超过一米六五的矮个子,体重较轻,左脚曾受过伤。凶手中有人会驾驭船只,具有只有渔民才会的打绳结的技能,因此,应是渔民或者曾经从事过捕鱼职业。

作案条件:凶手除了格斗本领、渔民经历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拥有或者能够获得小船;事先曾对施九德进行过了解并跟踪,已经初步掌握了施九德在军干休养所的日常生活规律,知道他有每天下午必定会出门前往公路边转一转的习惯。

根据以上情况,专案组形成了侦查思路——凶手在之前企图掌握施九德的日常生活规律的过程中,必须在军干休养所周围窥探,这样,军干休养所通往公路的便道与公路的交界处那块被称为“土地庙”的空地无疑是他们要涉足的区域,因此,可以从公路旁设摊卖水果、海产品等土特产的小贩那里查摸线索,寻找破案的突破口。

那段时间,在军干休养所便道与公路交界处设摊的村民一共有七人,七人中竟然有四个是癞痢头。癞痢头的学名叫“黄癣”,俗称“癞痢头”,也叫“秃疮”,由黄癣菌引发。癞痢头如今已经鲜见,人们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状,没有亲眼见过的还真想象不出那副满头疮口、脓血流淌、苍蝇缭绕的情状,也不知这等肮脏的小贩怎么招揽顾客。派出所警员小王与另一侦查员裴殊受命前去向包括四个癞痢头在内的七个小贩查摸情况,其心情之不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再不爽也得耐心,跟他们一个个分别聊,无非是询问最近一段时间里是否见到可疑角色在他们的视野里转来转去,或者有人时不时在通向军干休养所的那条便道上转悠。那几个癞痢头小贩一概摇头。对另外三个小贩的询问也是如此结果。

与此同时,专案组对摆摊头的那七个小贩逐个进行外围调查,看其中是否有人历史上曾有政治问题,当时称之为“政治历史不清白”,以及是否有人有刑事犯罪、家庭出身、本人阶级成分方面的问题等等。调查下来的结果是:这七个小贩在旧社会个个都是苦出身,不是雇农就是贫农,下中农都没有。当时农村已经成立了合作社,阶级斗争抓得也有点儿紧了,如果某人有政治问题,合作社是不准他们出来摆摊头的。

裴殊和王佩聪两人出师不利,在返回派出所的路上就有些垂头丧气,说没有查到线索,这个案子往下可怎么查呢?越说越没劲,就坐在路边抽烟。这时,有人叫着“小王”过来说话。来人骑着一辆用铁管子自制的老坦克自行车,是鼓山镇上的一个治安积极分子,姓唐,有两条比例严重失调的长腿,所以人称“唐长脚”。唐长脚是碾米厂工人,轮到碾米厂休息日,他就参加治安巡逻队的巡查。那时也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治安队尽管不是民警,但他们巡逻时如果发现什么违反治安规定的事儿,是可以代表派出所作出处理的。当然,够得上拘留标准的事儿,那就要把人带回派出所交民警处置了。

唐长脚跟王佩聪比较谈得来,平时街头相遇,再忙也要驻足聊几句。当下,他将老坦克停在王、裴两人面前,笑吟吟地问道:“小王,你们刚才去土地庙了?”

王佩聪听唐长脚这么问,就知道对方是从土地庙那边过来的了,于是点头。当时他还没反应过来,不曾想到唐长脚这一问的后面竟然另有内容。唐长脚接着说:“听说你们是在打听最近那里是否有异常情况?呵呵,他们都说没有,我刚才一听说就提醒他们了:不是没有,而是你们没有想到!”

王佩聪一听就坐不住了,起身询问那里发生过什么异样情况。唐长脚于是说出了一桩斗殴的事儿来——

四天前,就在土地庙前,几个小贩与一对前来抢地盘摆摊头的夫妇发生了争执,小贩方面仗着人多势众资格老可能有些凶过头,对方不买账,双方最后发生了斗殴。这场仅仅进行了数分钟的武打戏的结果颇出人意料:败北的竟然是之前自以为绝对能够稳操胜券的小贩这边!据说,那对夫妇拳脚颇为了得,可能是习练过咏春拳的。看上去貌不惊人的一男一女动起手来绝对迅疾凶猛,农民出身的七个小贩根本不是两人的对手,基本上都是挨一下就倒。不过一个也没有受伤,估计对方并不想伤害他们,手下留情了。那对夫妇讲究点到为止,把七个小贩打倒在地后,一个哈哈大笑,一个嘿嘿冷笑,然后挑起担子扬长而去,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些小贩平时都是能说会道的角色,聚在土地庙这边做生意,抱成一团,自我感觉特好。平时偶尔跟哪个顾客发生矛盾,只要一人开口,其余六人哪怕正做着生意也会撇开顾客围拢上来助威,那股气势立马能把人吓退。他们七位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今生还有这样丢人的败北记录,为保住脸面,于是就约定对这段不光彩的经历保密。

七人中有一个姓戴人称“戴癞痢”的小贩跟唐长脚搭着点儿亲戚关系,两人时有往来。前天,戴癞痢到唐长脚家去送龙眼,闲谈中说到了此事,不胜感叹:“栽了!栽了!栽在女人手下,简直是奇耻大辱啊!”唐长脚当时听了还问为什么没报告派出所,戴癞痢说人又没受伤,干吗报告?败在女人手下,这事好张扬吗?并再三叮嘱唐长脚务必守口如瓶。唐长脚倒确实没向别人说起过此事,这并非他的保密意识强,而是觉得这种小事根本不足挂齿。

不过,十分钟前,唐长脚的观点改变了,因为他刚才路过土地庙时,戴癞痢叫住他,说他够朋友。什么意思呢?戴癞痢说刚才派出所来人问这几天这边是否发生过什么情况,他们七个小贩一致摇头,人家也没追问下去就走了。这说明派出所不是冲着那天打架的事儿来的。唐长脚虽然时不时出入派出所,但是没有多嘴多舌地透露那事儿,是个君子!

唐长脚是一个喜欢听好话受表扬的人,但他此刻宁可不要这份好话表扬了,他知道公安人员平白无故不会去向这帮小贩打听什么的,一旦打听了,那就说明他们遇到什么疑难案子需要收集线索了。作为一个治安积极分子,唐长脚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向警察反映小贩打架这件事,这样,他就往派出所而来,正好看见王佩聪和一个不认识的民警坐在路边满脸愁容地抽烟,于是就向王佩聪提供了上述情况。

王佩聪、裴殊一听,顿感兴趣:两个从来没在这边露过面的陌生人到土地庙去摆摊头,这不就是异常迹象吗?于是谢过唐长脚,立马转身奔土地庙而去。

小贩见王佩聪两人去而复返,不知为何原因,正不解时,王佩聪已经指着戴癞痢招手让他过去说话。一开口,戴癞痢就知道唐长脚没有做到守口如瓶,把他们栽在女人手下的丑闻透露给民警了。因见王佩聪一脸严肃,也就不敢继续隐瞒,老老实实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那对夫妇,男的瘦高个子,一双手的手背上青筋毕露;女的脸上有若干麻子,个子在女人中也算是高的,说话是福州当地口音。两人是一周前出现的。当时,那个男的挑着一对由上下两层竹篾编织的箩筐,内装着几样海产干货,女的跟在后面,一手拿着一杆秤,另一条胳膊的肘弯里挂着一只空竹篮子。两人在戴癞痢等人的旁边选了一个位置,把箩筐摆开来,就成了一个地摊。

这边几个地头蛇自然要发话了:“这里不是你们摆摊做买卖的地方,到别处去吧!”

对方作何反应呢?那个男子满脸堆笑,掏出香烟——请注意,不是一包,而是一条!不是寻常的廉价烟,而是“大前门”——拆开,给七个小贩每人扔了一包!这等出手,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戴癞痢一干人别说亲身经历了,简直是闻所未闻。然后,男子拱手作揖,自我介绍:“兄弟不是专门做买卖的,是打鱼的,这次家里遭了点儿事儿,手头有点儿紧,就把这些海产干货拿出来卖点儿钱贴补贴补。我知道这是占了诸位老大的地盘,请高抬贵手,容我在这里待上两三天,行吗?”

人家已经把话说清楚了,而且,已经接受了对方的好烟,戴癞痢等人寻思就允许对方在这里做三天生意吧。这样,这对夫妇就待了下来。那怎么后来又打架了呢?那是因为对方说话不算数,三天过去了,第四天两人竟然又来了,也不打招呼,照样摆出了摊头。其间,由于对方的干货质量好,价格稍稍便宜些,尽管不吆喝,可是前来光顾的买家基本上都要货比三家的,比下来就都买他的了。这使戴癞痢等人很是不爽,纷纷后悔收下了那包“大前门”。但既然话已出口允许人家摆摊了,那就只好等三天到期了。现在,第四天这二位又来了,而且看样子还添了货,这就显得不地道了!那就拿出地头蛇的威风来,赶走他们呀!

七个小贩都有这个念头,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做出头鸟。这天就这样过去了。不过每个小贩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把这二位赶走,自己的生意很快就没的做了。这样,次日就有了一起因制止不成而导致的斗殴事件,不曾料想到的是对方身手竟然这等了得!更不曾料到的是那个女人竟然也会拳脚功夫,戴癞痢等七个还对付不了人家一男一女。最后,又是一个意外:小贩们败北之后,正担心对方要把他们统统赶走自己占领这块地盘时,那对夫妇竟然收起担子,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侦查员听着,觉得那对夫妇确实有些反常,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小贩们这回倒是真正认真地作了一番回忆,然后摇头称没有了。王佩聪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你们所说,那二位这个摊头只要一人就对付得下来了,你们不也是每人一个摊头吗?他们为什么要两个人呢?”这一说,戴癞痢等人也觉得不可思议了,有人忽然想起那个女人好像不是一直在摊头上的。那么她干什么去了呢?

一个小贩回答:“她不是带着一个空篮子吗,她去采蘑菇啦。”他指着通往军干休养所的那条便道,“朝那边去的。”

王佩聪、裴殊交换了一个眼色:难道那个女人是去窥探绑架目标施九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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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除嫌疑

当下,专案组连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在内全体出动直奔土地庙,留下侦查员裴殊、曹求耿替他们看摊头,把戴癞痢等一干小贩都请到公路旁树林子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不说别的,单单盯着那对打架斗殴身手了得以二敌七的夫妇。可是,戴癞痢等人众口一词都说之前谁也没有见过那对夫妇。这样,就只好对他们进行启发式询问了,一共提出了四个问题请小贩们回忆:一、长相模样、年龄以及口音;二、从接待顾客的言语架势来看,对于路边设摊这一行营生是否熟练;三、是否跟他们聊过天,聊了些什么内容;四、他们两人之间说过些什么话。

戴癞痢等人一边回想着,一边七嘴八舌对于上述问题作了回答——那对夫妇并没有向众小贩作过自我介绍姓什么叫什么,听两人互相之间的称谓则是,男的叫“根福”,女的叫“阿彩”。根福的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六岁,阿彩年轻些,三十来岁的样子。根福身高大约一米七,国字脸,络腮胡子,一双牛眼透着凶光,一看便知非良善之辈,说话是福州当地闵江入海口那一带的口音,语速较慢,偶尔出现结巴现象;阿彩比根福矮些,但在当地女性里并非矮个头,大约在一米六左右,鹅蛋脸,眼睛有个小小的特点,眼梢角较一般人长,肤色较黑,身材结实,说话口音与根福相同,声音有点儿尖。这对夫妇一看就知道是做过此类小生意的,挑担、揽客、讨价还价、抓货、用秤等都显得熟稔自然。上午七八点钟戴癞痢他们过来出摊时,他们已经在路边摆出摊头了,下午总是要等其他小贩收摊后才离开,所以不知他们来去是往哪个方向的。两人跟戴癞痢等人几无接触,更别说聊天了。不过,有一个姓张的小贩因为摊位离他们最近,所以听两人偶尔交谈时说到过一个地方——杨仙观,好像在议论该观一个道士行为不端,勾引一个被称为“阿七嫂”的寡妇,阿彩还说:“瑞兴爷说了,如果放在解放前,那就得把阿七嫂沉潭。”

专案组根据上述零碎情况进行了分析,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出乎众人意料最先开腔发言,他一说话,奉命替小贩看摊的那两个侦查员裴殊、曹求耿竟然连连点头,对其说法表示赞同。怎么呢?原来那个小贩所反映的杨仙观所在地黄斛,恰恰就是死者牛永健的表弟、情报军官施九德所在部队的驻地。裴殊、曹求耿是郊区人,对黄斛那里很熟,裴殊的外婆家就在黄斛,所以辛子煦一说,两人就连连点头。专案组其他成员自是重视,于是,大家就讨论怎样查摸到根福、阿彩这对夫妇的下落。

继续往下分析,从那个阿彩关于瑞兴爷说怎么怎么的那番话来判断,被称为“爷”的那个叫“瑞兴”的老头儿,很有可能是那个出轨的阿七嫂所在家族的长辈,甚至是族长,至少是在族里有发言权的角色。从“沉潭”一语看来,那个族还不是一般的小族,至少一直到解放时为止,该族还是人多势众、族规严厉的名门望族。而阿彩能够知晓瑞兴爷对阿七嫂出轨之事作的评论这样的细节,说明很有可能她就住在黄斛,甚至就是瑞兴爷那个族里的。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前往黄斛调查。出动了五名侦查员,连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共六人。之所以让辛子煦一起前往,是因为雷辰阳和老明商量,既然去黄斛,何不顺便和因为发生该案而提前结束疗养返回部队的施九德接触一下,请其回忆在疗养期间是否注意到有像阿彩那样的采蘑菇女子出现过。跟部队方面打交道,那就必须请辛子煦出面了。

一行六人到了黄斛,兵分两路,一路去向施九德调查,一路查摸阿彩的情况。先说辛子煦和专案组副组长老明去向施九德调查的情况。施九德听两人说明来意后,想了想,说他记得是有一个三十来岁、肤色黑黑的乡村女子在军干休养所附近出现过,还跟他搭过话,他甚至还向对方买过海产干货——就是送给表兄牛永健的对虾干、紫菜等。老明对此自然大感兴趣,拿出本子请施九德详尽道明,于是获得以下情况——

施九德可能因为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原因,有一个职业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喜欢把周边一应情况摸清楚。他到了军干休养所也是这样,每天抽段时间转悠,开头是在休养所里面转,然后就转到了所外,前面通往公路的那条便道以及岔道口土地庙小贩摆摊头的地方自不待言,就是四周的山坡、树林他也有兴趣时不时地去走一走,跟那个女子就是在转悠时相遇的。当时,施九德在便道旁的树林里看中了一只五彩缤纷非常漂亮的小鸟,正想设法逮住时,听见树林深处似有轻轻的脚步声,转脸一看,就是那个黑皮肤女人,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那女人也发现了施九德,声音很响地打了个招呼:“同志,你好!”

这一嗓子,自然把那只漂亮小鸟吓飞了。施九德有点儿遗憾。那女人从林子里钻出来,头发上沾着几片树叶,却是一脸的喜色,兴冲冲地把半篮子蘑菇给施九德看,说这里的蘑菇真多。施九德敷衍了一句正要离开,对方的一句话却使他驻步了——“同志,我见过你的!”作为一个情报军官,最敏感的就是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外界的留意,所以,施九德不得不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却不吭声,只是微笑着看着对方。那女人于是往下说了,原来她来摆摊的头天,也就是昨天下午来摘蘑菇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远远地看见施九德从便道上走过。施九德听说她是在外面公路上摆地摊卖海鲜干货的,就想起了他要给将要来访的表哥买些礼品,海鲜干货原就在考虑之中,福州这边的地方特产嘛。于是,他就问了对方卖的海鲜干货的品种和价格,觉得可以接受,就对那女人说明天你再来采蘑菇时,请带些过来,我看看如果质量好的话,就买了。这样,到了第二天下午施九德照例出来散步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等候在军干休养所门前路边了。施九德看了她带来的海鲜干货,觉得质量不错,掂了掂重量也似是足秤的,于是当场就付钱买下了。之后,他就再没见到过那个女子。

老明仔细询问了那个黑脸女人的外形特征,觉得跟之前戴癞痢他们所说的完全相符,于是基本认定那个女人就是会武术打架很厉害的阿彩。这样想着,脑子里又冒出了凶杀现场小河边泥地上的那枚尺码较小的脚印,寻思难道就是这个阿彩留下的?

另外四个侦查员郭树旗、裴殊、王佩聪、曹求耿此刻也有了收获。黄斛乡的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万余人口的小镇,称为黄斛,乡就是以小镇命名的。那时的乡小,通常是不设派出所的,只有一个常驻乡政府的公安特派员。但是,由于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黄斛镇,所以就设了一个只有四名警察的全市最小的派出所。所长姓林,是个三十多岁的转业排长。他很热情地接待了从市里下来的几名侦查员,听他们说明来意后,告诉说你们所说的根福、阿彩我没有听说过,不过瑞兴爷我们这里倒是有的,杨仙观道士与阿七嫂通奸之事也是有的,就是上周发生的。

几个侦查员自是大喜,要求林所长详细介绍。林所长说,黄斛这边有个大族,据说还是明朝时打倭寇的伤兵留下养伤后娶妻生育一代代繁衍下来的,所以应该算是黄斛最早的居民了。这个族姓苗,瑞兴爷的大名叫苗守愚,瑞兴是其字,今年已经八十五岁,原系苗家大族的族长。解放后,苗氏家族祠堂被政府征下后交给军方使用,这等于是取消了苗家氏族这样一个无形的组织,他这个族长也就当到头了,据说老爷子对此颇有意见。后来推选“福州市各界人士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将士时,因其历史一贯清白,一生教书育人,具有爱国热情,所以被选为该团年龄最大的一位团员,他因此而大为高兴,也就不再发牢骚了。苗姓家族在当地各行各业都有人,连这个小小的派出所也有一个警察是瑞兴爷的嫡系后代。

于是,二十三岁的民警小苗被召来见侦查员。侦查员问他是否听说过本家族有一个叫阿彩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小苗摇头,不过他说他可以去打听。那么,派出所的户籍资料里没有记载吗?小苗说:“户籍资料记载的是现在用的姓名,这个我清楚,黄斛镇上肯定没有叫苗阿彩的女人。她既然说到瑞兴爷,那就应该是苗家人,估计是嫁到其他地方去的,根据风俗,女子出嫁后,是要改夫家姓的。像她这个年龄,如果是三十岁的话,那出嫁已有十数年了,所以我得去问问镇上的苗姓老人。”

小苗办事麻利,侦查员在派出所里也就只喝了一杯茶的工夫,他就带回了消息:有这么一个女子,名字就叫苗阿彩,是镇上补锅匠苗老三的女儿,抗战胜利前两年出嫁,夫家是镇西头张家庄上的张根福。

张根福!这就对得上号了。张家庄属于黄斛乡,但由于乡镇合着一个派出所,所以该庄的户籍资料也归黄斛派出所管。侦查员于是就先查阅户籍资料,管户籍的民警老白被林所长唤来,听说让找张家庄村民张根福的户籍材料,他马上说:“不必找了,这个人就在我脑子里装着呢!”

老白说:“这倒不是我精通业务,过目不忘。你们如果要问张家庄的其他人,哪怕是农会主席、民兵队长,只怕我也得想想才能说得上来,之所以说到张根福我就知道,因为他是去年元宵节后第三天回来的,过了两天,也就是2月22日,到所里来找我报上了户口,记得那天是星期一。”

侦查员问:“回来?他从哪里回来?”

“他是蹲完牢释放回家了。”

“张根福蹲过牢?为啥事蹲牢的?”

“啥事?解放前干过特务,解放福州时,他还在特务机关里守着值班呢,当场给解放军抓了,判了五年刑。后来听说在农场劳改时下河救了一个干部,立了功,减去余刑放回来了。”

当下,几个侦查员要不激动也难:历史上干过特务的,为此还吃了官司,现在这桩案子极有可能又跟台湾特务机关有关系,这个张根福肯定是重大嫌疑人了。正在这时,老明和辛子煦从施九德那里调查完来派出所了,听了汇报,说施九德同志所说的情况也可以表明张根福的妻子阿彩似有刺探施九德行踪的嫌疑。于是,侦查员立刻拘捕张根福、张阿彩。

这对夫妇被拘后,侦查员随即将他们押至福州市局,连夜讯问,弄清了以下情况——

张根福与张阿彩是一对表兄妹。旧社会既没有婚姻法,也没有专家站出来告诫近亲结婚的危害性,因此表兄妹结婚乃是司空见惯之事。有点儿稀奇的是,这对表兄妹还是师兄妹——张阿彩的老爸、那个黄斛镇上的补锅匠苗老三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咏春拳师,据说发起威来十数条汉子近不了身。苗老三收了一些徒弟,其妻的外甥张根福就是其中一个。几年拳学下来,张根福和阿彩竟然产生了感情,双方长辈看着也觉得两人倒是匹配,于是就玉成了这场姻缘。

张根福虽然出身于农家,却不会干农活,因为他从小就被送到黄斛镇上跟着其干爹、杀猪屠户彭六干活。到他1943年结婚时,已经是一个技艺熟练的宰猪好手了。当时彭六年岁已大,不能杀猪了,就把店铺交给干儿子打理。如果不是四年后的那场火灾,可能也就没有张根福解放后吃官司的事儿了。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张根福回张家庄家里去了,彭六喝醉了酒,不知怎么引燃了厨房里的柴堆,不但把前店后家格局的店铺烧成了一片白地,老两口也去了阎王殿,顺带也烧掉了张根福的饭碗。张根福无以为生,就请一位师兄帮忙在福州城里找份工作。那个师兄是开茶馆的帮会人士,交际很广,很快就把张根福介绍到由国民党“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下辖的福州站当了一名伙夫。

1949年7月底,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兵临城下,“国防部保密局”福州站的头头脑脑匆匆滑脚,临走时对奉命留守的大小特务作了训话,每人发了三十枚银洋,军衔各升一级。张根福其实不是特务编制,但这时是多一个算一个,也被叫去接受训话,当场被吸收为“国防部保密局”正式人员,还给了个少尉军衔,也拿到了三十枚大洋。张根福还没把这笔钱送回家里,福州就解放了。他成为俘虏时,怀里还揣着那纸少尉军官的委任状。这就是铁证如山了,于是就蹲了大牢。

1954年2月22日,张根福释放回到张家庄。他服刑这几年,家里全靠老婆支撑着,现在他回家了,阿彩就问他今后作何打算。张根福说我不会种田,只会杀猪,要么去找份杀猪的活儿做做。可是,杀猪的活儿找不着。张根福只好考虑改行,盘算了一阵,决定做小贩挑着担子穿街走巷卖海鲜干货。黄斛靠海,海鲜便宜,捕捞季节买些进来,制作晒干后出售,是能赚到钱钞的。阿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示赞同。这样,张根福就备了副担子,配了盘秤、干荷叶、细绳子等必要的物件,干起了小贩营生。

本来,像张根福这样的特务角色刑释后是要管制起来、不得自由活动的。但是,张根福的家族在张家庄是大姓,占了全庄五分之四的成员,而张根福有兄弟七人,在庄里势力甚强,而且其余六人都是贫下中农,根子正,有的还担任着业余职务。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如1962年后那么紧,当地自然没人会跟他过不去,所以他要做小贩自食其力也就随他去了。不过,黄斛派出所倒是给张根福挂上了号的,分管民警老白找他谈过话,规定每半月必须去所里一趟,当面汇报这半月的活动情况,还给他做了记录。不过,这样做了几个月后,老白还有其他活儿压在肩上,可能感到力不从心,渐渐张根福不去了老白也不找,于是这事儿就没了。这样,张根福就处于失控状态。

那么,这个失控的主儿跟“9·19”案是否有关系呢?张根福摇头,另一间屋里的张阿彩也矢口否认。主持讯问的老明喝道:“废话少说,你说没做什么,没来由的忽然把担子挑到七八里之外的土地庙那边去做买卖,还跟戴癞痢他们打架争抢地盘,这话怎么说?”

张根福倒很从容,语气淡淡地回答说原是他一人挑着担子在外面叫卖的,最近生意不咋样,他有点儿着急,家里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还欠着哩。那天,正犯愁时,忽然想到了军干休养所这边的土地庙,寻思那里既然集中着六七个小贩卖水果、海鲜干货,那说明肯定是有商机的,我何不到那里去摆上几天试试看。他当然知道这是抢地盘,可是要把生意做得好些,看来也只有这样做了。但担心自己一个人过去万一发生争吵动起手来吃亏,寻思这当儿农田活儿有空闲,就把老婆也叫上吧。这样,就有了夫妻两人一起出摊的一幕。张根福不想跟人家争吵,更别说动手了,于是就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过去先向戴癞痢几个散了烟,让对方不好意思赶他,就这样摆了摊头。

“那么,为什么说好摆三天,第四天还要去呢?第五天去了为什么就离开了呢?”

张根福苦笑道:“说三天那是一个借口,我想只要开了个头,他们收了我的烟就不好意思赶我离开了。我卖的干货一部分是自家下海捞的,一部分是向乡亲们买的,晒干过程都是我们夫妇自己动手,成本既低,也新鲜干净,不像其他小贩是向人家批的,经过了几道周转,进货价就高了,他们的卖价就高了些,而且质量也没有我的货好,所以,顾客都来买我的货,这就得罪了他们。那天,他们想动手把我赶走,我们也就只好跟人家打架了,而且是我们夫妻俩占了上风。人家是地头蛇,派个人回村里叫一声,立马就会有一帮人抄家伙冲出来,到那时只怕要逃也没机会了,我能不离开吗?”

关于阿彩采摘蘑菇,张根福也有解释:就那么一副担子,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卖的,阿彩说她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去采蘑菇,晒干了也可以卖钱,所以她就去了。张根福说到这里,没等老明发问,就主动说起了她在采蘑菇时还遇到了军干休养所的人做成了一笔买卖。侦查员又追问张根福打架离开后那几天的行踪,他一一作了说明,听下来倒是没有破绽。

那边屋里,对阿彩的讯问所获的结果跟这边相同。

讯问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多了。专案组决定先把这对夫妇关押起来,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得一一查摸,还要请痕迹鉴定人员对两人的鞋印与现场河边泥地上拓下的石膏印模进行比对。这时,黄斛派出所林所长打来电话,说经对张根福和阿彩的娘家补锅匠苗老三家进行搜查,未发现赃物及其他值得怀疑的物品。

当天和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对张根福、阿彩夫妇所交代的活动情况进行缜密的调查,没有发现疑点。而经痕迹技术员鉴定,现场所留脚印与两人脚印不同。这样,张根福、阿彩的涉案疑点就初步排除了。这对夫妇被释放,但规定暂时不准离开居住地张家庄,责成黄斛派出所负责监控。民警老白于是就搬了铺盖行李住到了张家庄,物色了两个治安积极分子当助手,三人对张根福夫妇进行监控,这里按下不提。


五、触角伸向油漆匠

9月23日晚上,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议,对基本排除张根福涉案后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分析研究:既然敌特分子把作案目标定在施九德身上,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施九德的身份,以及他到军干休养所来短期休养的?

副组长老明对军方联络员辛子煦说:“这种事情不适宜在电话里说来说去的,是否请你辛苦一趟,即刻去休养所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辛子煦说:“当然没问题,部队派我来协助专案组就是为了随时跟部队方面沟通嘛。”于是,就由侦查员郭树旗、曹求耿两人陪同辛子煦驱车前往军干休养所。

三人快去快回,很快就返回市局,带来的情况是:据了解,案子发生时,军干休养所里正在休养的陆海空军官中,除了施九德之外,还有另外两名情报军官,是与施九德同一天进所的。那两人也是团级军官,不过不像施九德那样仅有级别而无实职,都是有实际职务的军官。他们具有与施九德相似的特征,喜欢独自待着,喜欢去外面转悠,其中一个有几天还曾去小河边垂钓,钓到一些鱼虾拿回来送给了休养所的司机。

这就清楚了,施九德的情报军官身份并非从军干休养所内部泄露出去的。因为如果是休养所内部泄露出去的话,另外两名情报军官的情况肯定同时也会被泄露出去。对敌特分子来说,一样要绑架一个对象,那当然会选择有级别也有职务的。那么,敌特分子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施九德的情况的?这个问题,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是无法获得结果的,只有去找施九德本人当面了解。于是,专案组决定前往部队向施九德当面进行调查。

次日,雷辰阳、老明带着侦查员裴殊,由辛子煦陪同着前往黄斛镇外的施九德所在部队机关所在地,先和保卫处赵处长见面,介绍了情况后,征询对方的意见。赵处长是山西人,当年红军东渡黄河时以放羊娃的身份参加了队伍,在部队干过多年侦察工作,抗战胜利后改做保卫工作,外形一看就是个机灵人物。当下,他只稍稍眨了眨眼睛,就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边部队机关驻地也有像施九德同志那样身份的情报军官,有的还是分管外勤的,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比施九德更容易跟踪和下手,可是并没有出现险情。所以,敌特分子对施九德情况的获取渠道并非部队内部,而是外部。也就是说,对方只知道施九德是一个情报军官,所以,就一直盯着这个目标。可是,由于施九德在部队从事的是内部工作,平时极少外出,所以只好等到他去军干休养所休养时下手。

雷辰阳等人赞同赵处长的分析,于是就去跟施九德见面,当面调查相关情况。施九德听侦查员介绍了案情后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是纳闷。这样吧,你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你们心里对应该怎样调查肯定已有主意,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一一回答就是了。”

专案组要了解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施九德是否外出过,去了哪里,是否遇到过异样情况。施九德想了想说:“由于我的工作岗位,我没有出差任务。我的家属也在部队,都住在部队家属院里,所以我很少外出。即使是星期天,也经常由于工作忙而泡在办公室里。”他一边说着,一边拆开一盒香烟给众人分发,见雷辰阳等人一脸的失望,便笑了笑道:“很少外出也不等于一步不出部队机关,和家属一起去镇上走走,买点儿东西回来也是有的。另外,上个月——8月上旬,我去过一趟‘103工程’工地。不过,回忆下来,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异样情况。”

侦查员一听见用代号命名的工程,顿时注意,便请施九德说说情况。施九德说:“‘103工程’是一个由地方油库改建的战备油库,日前刚投入使用。8月上旬,我奉命去那里是工作需要,当时该工程还没竣工,代号叫‘103工程’。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开了一辆小吉普,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就返回了,中间也没去过其他地方。”

施九德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说着,也没征求雷辰阳等人的意见,随手抄起内部电话,向接线员报出了一个号码,接通后只说了一句:“小薛吗?小殷在不在?你们两个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小薛、小殷就是施九德所说的那两个和他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下属军官,两人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内,接到电话立刻赶来。施九德向他们介绍了雷辰阳等人后,说要打个电话就出去了,其实是故意回避,以便侦查员可以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薛、殷两人了解情况。

当下,雷辰阳向小薛两人了解了8月上旬与施九德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事情,开口先向两人说明:你们叙述这事时不必言及你们那次前往该工程工地的使命内容,那是部队的军事秘密,这点请切记。这样,两人你一句他一语互相补充着说的内容就很是精简,跟施九德所说的情形完全一致。侦查员追问当时从离开部队到返回的过程中,是否发现过可疑情况或者可疑对象。那二位想了想,都摇头说“没有”。

这样,对于施九德的调查也就到此为止了。专案组讨论了这次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反复分析下来,认为敌特分子对于施九德的注意应该与他8月上旬前往“103工程”工地有关。那么,往下调查的触角就应该伸向“103工程”了。

侦查员郭树旗、裴殊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前往“103工程”工地调查。那是一个战备油库,日前刚投入使用。油库指挥长就是当初进行改建工程时负责的部队后勤军官,少校军衔,姓应,脸上有些许麻子,辛子煦与其熟识,称其“应麻子”。这样,双方谈话就方便多了。侦查员要向应麻子了解的是施九德、小薛、小殷三人那次前来油库公干时,当时在场的有些什么人。应麻子说:“你们幸亏碰上我,心细,这个油库验收后,没把施工时的资料销毁掉,现在还有据可查。”说着,就让人把已经封存了的那几箱子资料搬来。

应麻子是个管理型人才,性格又谨慎,所以不管分管哪个摊子,都要求下属做到每天把经手的事情记录下来,月底整理成册,交到他手里。这是一种超前了几十年的管理手段,如今对此有一个名称叫“做台账”,是企业评级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当下,侦查员找出了施九德三人去油库公干那天(应麻子自己做的记录中显示是8月6日,还有具体时间:上午九点十六分到十点五十三分)油库工程施工范围内在场人员的台账记录。当时油库的土木金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油漆施工。那天是星期天,油漆工休息,只留下两人保养工具。除了这两人,留在工地上的还有应麻子这个大管家(因接到通知说施九德他们要去,所以他就放弃了休息)、两个检验质量的工程师、一个绘图技术员和两个炊事员,此外,还有在工地外担任警卫的那两个班的战士。不过,警卫人员是不进工地的。

侦查员说在外围警卫的部队战士不必调查,只要求应麻子逐个介绍除其本人之外的另外几人的情况。应麻子说工程师、技术员都是穿军装的技术军官,只有那两个油漆工是老百姓。侦查员说那就说说那两个油漆工的情况吧。应麻子的工作还真细致。油漆工的情况眼前这些台账里是没有的,以当时部队方面的保密要求,像这种由地方油库改建战备油库的工程,虽然是以代号相称的,但是保密等级是最低的,所以对从地方上来的施工人员也没有政审要求,只要是建筑单位派来的就是了。但是,应麻子心思甚细,他在地方施工人员进场后,就往自己头上扣了顶安全帽,穿一身油腻腻的帆布工作服,俨然一个监理人员样地在工地上晃荡,跟工人闲聊,不经意间就问出了对方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在一个专用本子上。现在,这个本子被他找了出来,翻了翻,报出了那两个油漆工的基本情况——

一个名叫陈富大,福州市区人,四十二岁,家住仓山区仓后街观风巷,解放前是福州“大达兴家具店”的油漆匠,1952年福州市组建国营红星建筑公司时被招聘为该公司油漆工,工作至今。另一个名叫尤品仙,福州郊区黄斛乡人,三十三岁,住黄斛镇外巧姑桥畔,乡村油漆匠,红星建筑公司临时工。

侦查员对黄斛乡的那个尤品仙产生了兴趣,问:“这个姓尤的油漆匠是几时进红星公司干活的?”

应麻子抱歉地摇头,他不是人事干部,了解和记录上面那些基本情况已经很不错了,不可能要求他提供更详尽的内容。于是,侦查员就决定去一趟红星建筑公司,把那两个油漆工人的情况都了解一下。

红星建筑公司的人事干部提供的情况是:陈富大是福州市里有点儿名气的油漆匠,为人一向老实本分,他还是烈属,抗美援朝伊始他就响应国家号召,送十八岁的儿子参加了志愿军。其子不久就战死在朝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另一个油漆工尤品仙的情况,人事干部却不甚了了,因为根据规定,人事部门不必掌握临时工的政治面貌什么的,只知道这人是一年前经本公司工程师史春晖的介绍进入公司当临时工的。

专案组认为尤品仙似有疑点,于是决定对其进行外围调查。先去找那个把尤品仙介绍进红星公司的史春晖。可是,史春晖在日前奉派前往海南岛出差了,过四五天才能返回。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专案组派人赶往海南岛的话,一来一去也得四五天,这就没有必要了。于是就决定绕开这个工程师,直接去黄斛查摸。

侦查员裴殊、曹求耿查下来的结果并未显示出尤品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尤品仙出身中农家庭,一直到现在全家还是农业户口。他从小就学手艺,跟的师傅姓周,是一个走村串乡的油漆匠。十七岁那年,尤品仙结婚后自立门户,带着漆匠家什四处转悠着揽活挣钱养家糊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去年,才进入红星公司当临时工。那个介绍人史春晖,是尤品仙师傅周某的女婿。侦查员向派出所和村干部了解尤品仙的日常表现,都说没有发现这人参加过什么政党团体、反动会道门,也从来不跟别人发生争吵。一句话,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下,这人都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老百姓。

可是,专案组那几个资深侦查员研究下来,可能是凭直觉总觉得这人身上似有情况,所以还是不能就这样放过他。雷辰阳和老明两人商量下来,派人向红星公司方面了解牛永健被害的9月20日那天尤品仙是否出勤了。所获结果是:9月20日正常出勤了,可是之前一个多月上班不正常,每周都要请两三天病假。于是,专案组决定传唤尤品仙。

这天,根据红星公司提供的出勤、派工情况,尤品仙应该在郊外一处工地上班,可是当侦查员王佩聪、曹求耿赶到工地时,工人刚刚下班,尤品仙已经离开工地回家去了。这种事情当然不能隔夜,侦查员于是又赶到黄斛。可是,家里人却说尤品仙没有回来。侦查员悄悄向尤品仙回家必经之地的小巷口那家烟纸杂货小店的老板打听,也说没有看到尤品仙回家。两人商量后,留下一人就地守候,另一人去派出所借用电话机向雷辰阳汇报情况。雷辰阳让他们原地守候,待目标出现后立刻拘捕。

可是,王佩聪、曹求耿两人守了一夜,尤品仙却始终没有出现!


六、发现了赃物

次日清晨,王佩聪、曹求耿正商量着要去派出所给专案组打电话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如何进行时,巧姑桥上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指着河面大叫“死人”。两人站立的位置离桥也就不过十来米距离,于是过去查看。只见河面上漂着一具尸体,脸部朝下,还缠着一些水草,一时难辨男女。正好有一条渔船过来,用绳子套住了尸体让岸边人们拉到桥畔滩涂上。刚翻了个身,立马就有几个人同时发出惊呼——他们认出死者竟是油漆匠尤品仙!

专案组接报即通知法医一起出动赶到黄斛,尤品仙的尸体被放在门板上扛到派出所。这时,王佩聪、曹求耿两人已经与派出所林所长跟死者家属进行过谈话了。尤品仙的父亲、妹妹、妻子都认为死者是晚上回家时失足落水溺亡的。林所长听了却是摇头,说尤品仙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会游水啊,游得还不错,海里漂半天都没问题,难道小小一条巧姑河就淹得死他?家属说林所长您可能不知道,尤品仙他喝酒厉害啊,经常喝得不省人事,有年冬天醉倒在镇西头那座破庙前,给狗咬了脚还没醒。狗以为是尸体,咬实了要把他拖到旁边沟里去啃食,这才把他痛醒了。他的左脚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痕哩。

雷辰阳一行赶到后,听林所长说了谈话情况。雷辰阳说我们把法医请过来了,尤品仙死于什么原因,法医解剖后就清楚了。于是,就由派出所林所长出面跟家属说明警方需要查明尤品仙的死因,以判定是意外落水身亡还是他杀,要求家属签字。解放初期,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对于解剖尸体普遍心存畏惧。死者家属初时不肯,后来经过做工作,并请红星建筑公司出面表示愿意承担丧葬费,这才勉强同意。

法医验尸的结果是:死者生前饮入过足以使他醉得迷糊的高度白酒,直接死因是溺水,生前未受到过外力伤害。因此,不排除在饮酒过量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行走踉跄失足落水而溺亡的可能。

法医这个结论是在事先并不知晓尤品仙已被专案组列为怀疑对象正要对其实施传讯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专案组方面对该结论自然不能爽快接受。一直在旁边看着法医进行解剖的雷辰阳、老明听了法医宣布的结论后,没有说什么,可是,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对法医检验到的另一个情况产生了兴趣。这个情况是:死者生前最后一餐的下酒菜是清一色的素菜,从胃内尚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可以分辨出这些素菜是两样蔬菜和两三样豆制品。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国家对于副食品供应虽未控制,但老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钞票,所以购买能力有限。按说在这种形势下喝酒以素菜作为下酒菜应该算是正常的,雷、明两人为何对此现象反倒产生了兴趣呢?这是因为:黄斛这边是闵江入海口地区,海产品很多。不说街头干鲜货到处都有出售,就是由于经济拮据买不起,只要拿了网具、钓钩甚至空着双手到海边走一趟,俯身而得的小海产品也足够吃一顿老酒了。以油漆匠为业吃惯了百家饭的尤品仙怎么会吃一顿全素的酒席呢?

对于专案组来说,既然昨天就已经盯上了尤品仙,就是没有眼下这个“全素现象”,他们也要查清尤品仙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哪里吃的、和谁一起吃的,现在有了“全素”这个反常迹象,那就更要追查下去了。当下,专案组就在黄斛派出所举行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专门讨论了“全素”现象,决定立刻分头向死者尤品仙的家属、亲友、单位调查他生前跟什么人有密切交往,然后再从这部分密切交往的人里筛出昨晚一起喝酒的人来。众侦查员相信,查到昨晚与死者一起喝酒的人,大体上也就可以查摸到破案的线索了。

于是,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别访查了尤品仙生前的亲朋好友和同行、同事。当天晚上,众人在黄斛派出所碰头,汇总了各自调查到的情况。尤品仙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因此他交往的人虽多,但真正谈得来能够作为朋友长期交往的对象却很少,而这部分很少的朋友中值得他经常牵挂、提及的更是属于凤毛麟角了。因此,当大家发现有一个名字曾被尤品仙在家人、朋友、同事面前多次提起的现象时,不由得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兴趣。

这个名字叫“靖然”,这是个法名,因为这人是个和尚。性格内向的尤品仙怎么会与一个和尚交上朋友?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专案组的注意了。而专案组的好几个侦查员注意到这个在尤品仙的交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靖然和尚后,随即又对尤品仙最后一顿晚餐的“全素现象”产生了联想:只有和尚才吃全素啊,莫非尤品仙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靖然和尚那里吃的?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查摸一下,看这个靖然和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专案组开完会时已是午夜时分,因为明天还要接着了解那个靖然和尚是哪座寺庙的僧人,再说市局那辆送他们过来的汽车当时就已经返回去跑另外的任务了,所以就地住宿。当时的居民家有多余的被子可供出租,每条一天收费一毛,于是就请林所长跑了几户居民家,花钱租来了被子,每人一条在派出所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9月27日早上,众侦查员刚刚起来,组长雷辰阳就接到市局打来的电话,告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鼓楼分局鼓东派出所的夜间治安巡逻人员在今晨四时处理一起偷窃案件时,意外在一户居民家中发现专案组向全市各派出所下达的布控通知中的涉案赃物奶粉和牛肉干!

专案组诸君顿时大喜。屈指算来,案发已有八天,原以为通过赃物发现线索的指望已经落空了,哪知这会儿竟然意外冒出来了。雷辰阳和副组长老明交换意见后,决定暂时先把靖然和尚这条线索往旁边放一放,全体返回市区,顺着赃物这条线索往下追查。

市局派车把专案组成员直接送到了派出所。侦查员在所长办公室的桌上看到了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上海产光明牌奶粉和广州产火炬牌牛肉干。奶粉是装在铁罐里的,一罐已经打开,吃了五分之四罐,另一罐还没有打开过,罐身有两处凹痕;牛肉干是装在外面贴着彩色装饰腊光纸的长方形硬纸盒里的,两盒都还没有拆开——与施九德所描述的细节完全相符!

派出所孙所长向专案组介绍了发现赃物的经过——今晨四时许,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带着三个从辖区工厂轮流借调来的民兵进行当晚的最后一次巡逻,在经过长寿巷时,看见巷内有条黑影一闪而过,顿起警惕,当下就分作两路进行追捕。那是一个外地流窜来福州的小偷,由于路径不熟,很快就被抓住了。这主儿偷了什么东西呢?现在说起来是很寒碜的——三件尚未晾干的半新衣服。这种衣服放在现在不必去偷,在城里转悠片刻就可以捡到。但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谁家如若丢失几件旧衣服也是一桩倒霉事,要去添置的话,不但得从有限的伙食费里省出钱钞,还得花去国家配给的布票哩!所以,这件事就当一个案子来办理了,小偷即使没偷窃过其他东西,也肯定是要折进局子的,至于是治安拘留还是劳教,那要看他的运气。

既然是作为一个案子来处理的,那就得找到失主,还要做笔录留着作为证据,顺便把赃物发还给人家。于是,就押着小偷去失主家。小偷的记性不咋样,地形又不熟,从这条巷子转到那条巷子,转悠了好一阵才总算认定了一座两层小楼,指着二楼的阳台说他就是爬到那上面去把这三件晾着的衣服偷下来的。后来知道,那是一户寡妇家,主人名叫郝淑珠,丈夫是个营造业(旧时对建筑业的称谓)经纪人,已于三年前患病去世,给郝淑珠留下了这幢自己建造的简易二层小楼和两个孩子。郝淑珠没有工作,丈夫死后,断了生活来源,好在她有一手祖传的烧制卤菜的厨艺,于是就以此为生,惨淡经营,勉强糊口。

对于这样一个失主来说,如果一下子丢失了三件衣服要添置的话,那绝对算是家庭开支的一个大项目了。因此,当民警敲门一说此事,郝淑珠立刻急急穿上外衣下楼来开门。本来按照惯例,是要让失主去派出所做笔录的,可是民警知道郝淑珠的情况,一会儿就得准备好卤菜出去叫卖了,不想耽搁她的时间,说就在你家里做笔录吧。让一个民兵做笔录时,民警和另一民兵押着小偷上二楼阳台去看现场。没想到,从卧室穿过时,民警一眼就看到了放在玻璃柜里的奶粉和牛肉干!

专案组以市局名义下达的“9·19”案件赃物协查通知是下发到全市每个派出所的,当下,民警一眼看到奶粉和牛肉干,顿时一个激灵,立刻过去,打开玻璃柜门,拿起奶粉罐和牛肉干盒子仔细查看。上海的光明牌和广州的火炬牌,没错,就是市局那份通知中所列明的几样赃物中的两样。民警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也不看阳台了,伸手从玻璃柜里拿出奶粉、牛肉干,四下一看,见一边的椅子上搭着一块包袱布,抓过来就包上,递给民兵:“拿着!”又冲其耳语了一句。一旁那个小偷看得直眨眼,目光里明显透着一份吃惊,他肯定以为民警私拿群众物品了,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

民警改了主意,笔录也不做了,下楼说还是去所里走一趟吧。那个民兵早已按照民警的吩咐一溜烟出门奔派出所去了,郝淑珠背门而坐,又被民警和小偷挡住了视线,根本没有发现这一幕。一行人到了派出所后,接下来的事儿进行起来就磨磨蹭蹭了。直到专案组一行急急赶到时,小偷的口供才记录完,失主郝淑珠待在另一间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给她做笔录,却等来了专案组侦查员,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竟把这间不大的屋子挤得转身也不大容易了。

专案组向那个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刻分作两拨,一拨留下询问郝淑珠,一拨由那个民警带路前往郝家搜查。

侦查员一开口,郝淑珠这才知道原来把她带派出所来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她告诉侦查员,奶粉和牛肉干都是一个朋友送给她的。侦查员问及那个朋友的姓名以及跟她的关系时,她显得有些迟疑,欲言又止。侦查员一看情形就知道是异性朋友,而且两人有着暧昧关系,当下就说你别考虑其他因素,只管说出来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替你保密的。郝淑珠这才小声说了句:“那人是个男的,叫尤品仙。”

侦查员暗吃一惊,脸上却不动声色,要求郝淑珠说说尤品仙是怎么把那两样东西送给她的。郝淑珠说尤品仙五天前去她家,带去了奶粉和牛肉干,说是朋友送他的。至于她跟尤品仙的关系,那就是情人了。郝的丈夫生前干的是营造业经纪人,经常替油漆匠尤品仙介绍活儿,两人就成了朋友。尤品仙进城时经常去郝淑珠家,每次总是带些海产品作为礼物。时间长了,跟郝淑珠也混得熟了。郝夫病亡后,两人就成了一对情人。

侦查员问:“除了这两样,尤品仙是否还有其他东西拿来送给你,比如衣料什么的?”

郝淑珠说没有送过其他东西。另一路前往郝家搜查的侦查员确实没有任何收获。


七、一网打尽

郝淑珠这条线索到此为止再也查不下去了。于是,侦查员又想到了之前商议准备作的调查——那个靖然和尚。可是,问郝淑珠,她却说从来没听尤品仙说起过靖然和尚。专案组讨论一番后,决定按照之前的方案,对那个靖然和尚进行查摸。

专案组之前是从尤品仙的妻子尤钟氏以及一个沾亲带故的红星建筑公司的同事汪某那里听说靖然和尚的,但无论是尤钟氏还是汪某,都说不清楚靖然是哪座寺庙里的和尚,甚至是不是和尚也难说,因为生活中确实有把曾经出过家后来还俗了的人仍旧称为和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还俗的僧人多,所以这种现象也就特别多。专案组副组长老明说:“从靖然这个名字看来,倒确实像是出家人的法号,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和尚开始调查,派两个同志去市佛教协会查阅在册僧人的名单吧。”

查下来的结果是:确有一个法名靖然的僧人,是地仙庙的住持。那么,地仙庙又是怎么一所庙宇呢?据佛教协会提供的资料,地仙庙建于清朝咸丰年间,是当地一个名叫尹时真的退仕还乡官员出资建造的。尹时真从来不信佛,可是忽然接连三天做了同一个梦:遇到一个道骨仙风的白胡子老者,说他身后将被封为当地的地仙。尹时真这下不信也得信了,而且铁定笃信。他很希望自己死后真的成为地仙,于是干脆先出资建一座地仙庙再说。因此,这座地仙庙也相当于尹时真的生祠,庙里供奉的地仙泥像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的。据说尹时真为官尚属清廉,所以他拿不出很多的银子来,那座庙就盖得不大,里面能够容纳的僧人也很少,最多时不过七个。这种小庙香火不怎么旺盛,所以到解放时不过三个和尚——靖然、靖辰和靖然的弟子智复。

9月28日下午,专案组开始行动,先派一人化装成当地农民前往地仙庙查看。侦查员中要数曹求耿外形举止最像农民,这个使命就落到他头上了。曹求耿出身当地农家,种过田,打过鱼,他装扮农民只需换上一身土布衣服就可以了。再往头上扣一顶草帽,腰间拴上一个竹篾编织的鱼篓,肩上扛一柄鱼叉,赤脚,裤脚挽到膝盖,出现在野外活脱一个农闲时外出捕鱼的种田汉子。

这个种田汉子只往距黄斛镇七八里外的地仙庙附近转了转,就匆匆返回了。后来案子侦查结束搞表彰时,大家开玩笑说,曹求耿就因这么来回跑了一趟,一共也就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就立了一个三等功!

立功原因是由于曹求耿的机灵敏锐。地仙庙位于一个名唤“虾寮”的村庄南侧一里许的野地里,背山面河。庙后面的那座山,其实是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土丘,前面的河倒确是一条像模像样的河,当地人唤作涌河,宽二十来米,最深处有三米多,一头通闽江,另一头在数里后分成三股支流,其中一股与鼓山那边的军干休养所前的那条小河相连。曹求耿走近地仙庙后,就沿着涌河缓缓前行。河水很清,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河底那些摆尾悠游的鲤鱼、鲫鱼清晰可见。曹求耿还真不含糊,瞅准一条稍大的鲤鱼倏地掷出手里的鱼叉,竟然就有收获了。其实,他此刻的注意力已被庙前河边停着的那条小船所吸引,暗忖这地仙庙倒还有一条小船,随即就想到凶手杀害牛永健时可能使用过小船。如果这个靖然和尚跟本案有关的话,这条小船会不会就是作案工具?

这时,曹求耿已经走到小船前,眼光一扫,忽然就愣住了:船尾舱里,一双沾着泥巴的布鞋扔在角落里,看尺寸,竟与勘查现场时在河边泥滩上发现的那行脚印差不多尺寸!

按照原计划,曹求耿是准备去地仙庙讨开水喝,借机观察并通过跟和尚的搭话查摸情况的。现在,他看到小船和鞋子后,就自作主张决定改变专案组拟定的侦查计划,寻思我何不悄然拿一只鞋子回去跟石膏印模比对一下再说呢!想着,他在岸边石阶前蹲下,假装观察河底,眼角余光扫视半掩的庙门,没见门口有人,于是,迅速伸手从船舱里抓起一只鞋子塞进鱼篓。

经比对,确认这只鞋子与凶杀现场所发现的脚印完全相符。雷辰阳大喜过望,情不自禁一声暴喝:“全体都有!立刻抄家伙,奔地仙庙逮人去!”

专案组连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在内,驱车直奔距虾寮两里地远的公路。这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一行人下车后借着暮色分头朝地仙庙摸去。到得庙前,雷辰阳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后,身先士卒冲上前去,也不敲门,干脆攀墙而入。庙里的三个和尚正在后院厨房吃晚饭,听见外面有声音,不禁大惊,一边喝问一边一齐出门来看,顿时被手枪逼住,一个个扭住了扣上手铐,又用绳子拴住手铐链子,把三人绑在一处,然后全庙搜查。

一干侦查员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对于搜出的东西还是感到出乎意料:除了施九德送给死者牛永健的衣料等物外,庙里竟然还藏有收发报机、密码本、电台专用电池、手枪五支、子弹和手榴弹各一箱以及美钞和黄金、银洋。

靖然、靖辰、智复三人被押解市局后,谢白秋局长亲自参加了对他们的讯问——

靖然,本名李子君,1911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十四岁那年家道败落,寄寓亲戚处。两年后因不堪虐待出走,流浪江湖。后投奔海匪头目“踏浪行”潘振宇,干起了劫船掠财的勾当。1940年,“踏浪行”匪帮起内讧,潘振宇被杀,已经成为该匪帮头目之一的李子君负伤,带着心腹朱孝汉逃亡。两人流窜了一段时间后,去地仙庙出家,当时的主持清聪和尚收李子君为徒,赐名靖然;朱孝汉则拜于清聪的师弟清康和尚座下,得了个法名叫靖辰。

1947年春,清聪和尚因病去世,临终前指定靖然继承其衣钵,成为地仙庙的新住持。不久,清康也病逝,地仙庙就剩下靖然、靖辰这两个海匪出身的和尚了。

本来,历史上有着杀人越货严重罪行的靖然、靖辰或许也就混过去了。可是,福州解放前两个月时,地仙庙来了一个身穿长衫头扣礼帽看似文质彬彬的男子,自称是福州城里“福富祥当铺”的账房,奉老板之命想请地仙庙的僧人进城替老板已故之母做法事,先请靖然去洽谈一下。靖然不知有诈,当下就跟着对方去了。进城后,那人带他去的地方不是“福富祥当铺”,而是福州市警察局!

靖然知道上当,却已无法脱身。一个男子貌似客气地接待了他,笑容满面地递烟沏茶,说出的话却使靖然浑身冒汗。那人竟然叫出了他的本名,说你是“踏浪行”手下有名的恶棍,杀人越货、纵火强奸之类的恶行简直罄竹难书啊!靖然自然要抵赖,说你们认错人了,我自幼出家,是个老实本分的佛门弟子。对方听了哈哈大笑,让人捧来厚厚一沓卷宗,说你李子君是略识文字的,这卷宗你可以自己看看。别动撕毁的脑筋,这是抄件,原件另外保存着的。说着,留下卷宗就出去了。

靖然一人待在室内翻阅卷宗,那里面不但有文字记载,把他当海匪时的大半罪行一一记录得清清楚楚,还有他的照片,以及包括国民党当局、日军占领福州时的伪警察局历任头目所下达的缉拿他的饬令,看得靖然心惊肉跳。一会儿,那人重新进来了,仍旧笑吟吟地跟靖然说话,大意是:你想通过出家逃避制裁,这个主意在前清时还使得,但我民国法律可没有对罪恶深重的出家之徒赦免刑责的条款,纵然你出家多年,确实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政府还是要追究刑责的。实不相瞒,如你所犯的这些罪行,十条命也没了!你说呢?

靖然在江湖上混了这么长时间,自然知道对方这样对待他肯定是另有原因的,于是就说你们想干什么,实说吧。只要能免去我以前那些事儿,叫我怎么做都行!

对方哈哈大笑,说李先生真爽快,果然是条汉子!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这人先递给靖然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的官衔竟然跟警察局没有关系,而是“国防部保密局东南区少校特派员”,名叫褚先录。后来查明,褚先录系不久前由“保密局”安插进福州市警察局的特务,负责利用警察局的档案材料安排福州解放后的潜伏特务,靖然就是这样被他看中的。当下,褚先录对靖然说,像你这样的海匪,即使警察局此时放过你不予追究,只要这些档案落到共产党手里,照样一个死!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份卷宗销毁,这样,你的历史身份就永远不为人知了。你还是回地仙庙当你的住持,作为交换条件,是你必须收一个弟子,这个弟子我们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靖然至此方才明白,对方原来是要把一个特务安插到地仙庙潜伏下来,这种事情对于一个血债累累的海匪头目来说,并非了不得的大事。于是,靖然就爽快地点了头,还说就为这事,你们不必搞这样的大动作,派人来打个招呼说清楚就行了。

这样,一个名叫凌宓的“保密局”特务就以靖然弟子的名义携带电台、武器、黄金住进了地仙庙,削发为僧,靖然给他起了个法名叫智复。智复和尚从此就成了地仙庙内部说一不二的老大,靖然、靖辰都得听他的号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地仙庙变成了一个特工小组。

1955年7月23日,凌宓在进行每半月一次的电台例行调试时,收到了上峰指令,命其执行“行者计划”。密电中对该计划之名称作了解释:“系孙行者钻进妖魔肚中采取行动之意”。“行者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绑架解放军情报人员,从水路秘密送往闽江口预先联系好前来接应的船只,再转运在海上游弋的台湾军舰。

凌宓,二十八岁,福建省蒲田人氏,出身国民党军官家庭,1946年在南京加入“保密局”,成为一名特务。曾在武汉、广州两地的特务机关供职,福州解放前夕被调至福州作为地下潜伏人员化装安插进了地仙庙。当时他是少尉军衔,接受潜伏使命后立刻晋升两级当了上尉。此次台湾下达指令时通知他已晋升为陆军少校。靖然、靖辰虽然没有填过表格办理过加入“保密局”的正式手续,但也被授予军衔,靖然是“陆军上尉”、靖辰是“陆军少尉”。三人的积极性因此被调动起来,于是就密商应该怎样下手行动。这方面,凌宓算是半个行家了,说先得物色目标。不过我们三人都是僧人身份,不便出面侦察,最好是物色一名帮手。

这样,靖然就想到了油漆匠尤品仙。尤品仙跟地仙庙僧人算得上是老相识了,早在靖然之师清聪在世时,庙里的油漆活儿就都是他来干的。他跟靖然比较谈得来,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朋友。当下,靖然一说尤品仙,凌宓赞同,于是就由靖然去找了尤品仙,将其请到地仙庙来喝酒说话。尤品仙贪财,靖然只开出了二两黄金的价格,他就答应参与“行者计划”——当然,他并不知晓该计划是这个名称。

但是,尤品仙对特务活儿一窍不通,根本不知怎样才能打探清楚经常在黄斛镇上露面的那些解放军官兵中谁是情报人员。凌宓于是教他:你看见哪个军人在军营里穿军服,而到社会上露面时却穿便衣,那就是情报人员了。这一说,尤品仙马上想起了前一天他在“103工程”工地见到的施九德!

尤品仙在进入红星建筑公司前,曾被黄斛驻军雇去干过十几天油漆活儿,在其见到过的军官中,就有施九德。本来,他对施九德几无印象。可是,昨天他在“103工程”工地那里加班干活时,忽见施九德带着两个人身穿便衣驱车抵达。于是,就说了这一情况。凌宓听了如获至宝,说这就是一个目标了。从现在起你盯着点儿,有什么情况随时过来说一声。

这样,尤品仙就开始盯施九德。可是,施九德很少在外界露面。尤品仙利用星期天以及每周一两天的病假时不时地在镇上晃悠,或者进茶馆占一副临窗座头喝茶留意着,却一直没看见过施九德。直到9月10日那天,他在镇上无意间遇见了施九德的妻子、部队托儿所保育员小詹时才意外获得了一条情报。当时,小詹正好遇到在镇上税务所工作的部队军官家属小张,两人在路边驻足谈话说到施九德时,小詹告知小张:他去鼓山那边的休养所休养了。就这一句话,使施九德的信息泄露了。

于是,凌宓就把注意力转向军干休养所。他让尤品仙请了病假,由靖然、靖辰轮流化装农民跟着尤品仙几次前往鼓山休养所附近窥探施九德的动静,终于摸清了施九德的活动规律。之后,尤品仙的活儿就算结束了,凌宓让他开始正常上班。

三人继续轮流化装观察了两天,决定在其外出散步时进行绑架。凌宓随即向台湾发报称将执行“行者计划”,要求接应船只从9月18日起守候于闽江口。18日那天,凌宓与靖然两人前往鼓山脚下准备行动。他们看见了外出散步的施九德,但施九德身边却有另外两个穿便衣的估计也是军官身份的休养人员,没敢下手。次日,凌宓和靖辰再去,却把外形酷似施九德的牛永健当做目标绑架了。直到将牛永健抬上小船后,方才发现绑错了人。这时就没有退路了,凌宓遂决定立即勒死牛永健,系上石头沉尸灭迹。专案组在河边泥滩上发现的那个脚印,系小个子靖辰留下的。

牛永健那口皮箱里的奶粉等全部物品被拿回地仙庙。次日,尤品仙来地仙庙时,凌宓把皮箱里的奶粉、牛肉干和海鲜干货送给了他,作为对其为此事出力的奖赏,但没有说杀人之事。

9月25日傍晚,尤品仙慌慌张张来到地仙庙,说他下班后返回单位去取忘记拿的新发的工作服时,有人告诉他刚才公司保卫科的人曾找过他。他顿觉不妙,于是急急前来报告。凌宓以为是奶粉等赃物惹出了麻烦(前面说过,即使没有赃物之事,专案组也已经怀疑到了靖然头上),遂起杀心。跟靖然密议后,决定将尤品仙灌醉后溺毙,然后用小船移尸尤品仙住宅附近扔进河里,造成酒醉后失足落水的假象,以蒙蔽侦查人员。

案情至此真相大白。

“行者计划”一案破获后,根据北京指令,福建前线对敌广播台向金门播放了涉案三犯的口供录音片断,台湾方面意识到“行者计划”已被粉碎,遂偃旗息鼓再也不敢提起。

凌宓、靖然、靖辰于1956年4月下旬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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