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岁幼童被绑票
对于保定市私立“国康艺术专科学校”校董、油画老师井端阳来说，1951年立夏这天绝对是他人生中的黑道日。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外人还是圈内人眼里，井氏家族都是令人羡慕的。早在清朝咸丰年间，保定府的井氏家族中就出了优秀人才井宝昌，从九岁到二十二岁十三年间，完成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跳，挣得了一个“同进士”功名。三十二岁那年，井宝昌头上已经有了四品顶戴。按清朝官制，四品官处于第八档，介乎如今的正厅与副省之间。这个井宝昌，就是井端阳的高祖。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里出了这么一个“高干”，往下井氏各房一切就都好办了。几十年下来，井氏家族中或官或商，或儒或医，能人频出，代代不绝。到了井端阳这一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是当官的没了，二是富商也没了，三是名医的传承’也断了，只留下若干儒雅之根。儒雅也是需要经济基础的，井氏家族的各房祖上不是做官就是经商，遗下的财产足够他们玩儒雅了。井端阳玩的儒雅是丹青，玩出了若干名堂，竟然被由蔡元培创办、林凤鸣任校长的“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国立艺专录取为旁听生，毕业后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北平、天津、保定从事美术教学工作。1948年11月保定解放，井端阳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资创办“国康艺术专科学校”，于1949年元旦正式开张。
“国康艺专”租用的是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教育厅下辖的一所职业学校的校舍，该校在抗战爆发时解散，日军占领保定时，校舍成为特务机关驻地，后院的教工宿舍则改建为日军军官的住所。抗战胜利后，校舍由省教育厅收回。但职业学校并未恢复，校舍遂由教育厅出租。至保定解放之前，一共有三个大房客租过。而“国康艺专”则是在保定解放后向省教育厅租下了该校舍，井端阳一家四口就住在后院的原日军军官住所里面。
立夏这天，学校放假。井端阳和母亲、妻子、儿子上午在家，做夏饼、捞面，忙碌了半天，吃过午饭就去外面游玩。这年，井端阳三十六岁，其母薛氏五十五岁，其妻吴淑琴是井端阳后娶的填房，二十五岁，儿子井孝祖(乳名圆圆)年方四岁。一家四口高高兴兴出了门，打算去逛庙会。他们在距“国康艺专”一个街口的北关街吉祥胡同对面等候载客马车经过时，井端阳去上厕所。他刚离开，从南边来了—个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货郎，薛、吴婆媳俩被担子上打六折的无包装香皂吸引，当下就围着担子买了几块。两个女人付了钱，正捧着香皂又看又闻时，井端阳上完厕所返回了。他一眼就发现儿子不在奶奶、妈妈身边，心里一凛，一边问“圆圆呢”，一边睁大眼睛四下寻找。可是，视野间已经没了那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儿了！
三个大人顿时着急了，一迭声叫着“圆圆”，分头四下寻找，遍寻无果。也就这么短短两三分钟时间，孩子竟然就失踪了！
婆媳俩已经撑不住大放悲声了，井端阳强自镇定：“妈您去胡同，淑琴和我往大街两侧，咱三人分头寻找，才这么点儿时间，孩子走不远的！”
其时保定解放已经一年半，经人民政府大力整顿，治安形势与解放伊始相比大为好转，诱拐儿童的案件基本绝迹，因此井端阳只认为儿子是走失了，根本没往诱拐方面想。直到三个大人从三个方向寻找一阵无果而返，他们脑子里才不约而同地冒出了“诱拐”两个字儿。
那时候，老百姓遇上这等事儿，大都先自己想办法解决，因此井端阳也没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分局，而是立刻返回艺专向一干同事求助，还惊动了校长。校长当即叫上一些在校的师生分头寻找。薛、吴婆媳俩也分头前往附近的几家亲戚处求援，众亲戚自是二话不说，纷纷出动加入了寻找圆圆的行列。
这些人总共不下五六十位，一直奔波到黄昏。那时的保定市区远没如今这么大，这番寻找，大致上已经跑遍了全城，可是，谁也没发现孩子的影踪，更没打听到任何相关线索。如此，井家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孩子给人拐走了！
到这当儿，只能惊动警方了。于是，井端阳就到艺校校长室拨打电话，向其住所地同时也是案发地的管辖公安机关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报案。电话还没接通，其妻吴淑琴急急奔进校长室，手里拿着一张拆开了的香烟盒纸：“快看！快看！”
烟盒纸上写着：“若要孩子，备好二十两黄金候命。报警，杀！”一笔一画全都笔直，似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
井端阳看着，双手不住发抖。校长董永初凑过来，看到纸条上的内容，马上指着电话机：“报警！”
吴淑琴声音颤抖：“那上面写着报警就要杀我儿子！”
董校长果断地说：“必须报警才救得了圆圆，公安同志肯定会注意保密的。”
这时，井端阳回过神来，也连声道：“报警！报警！”
三分局接到井端阳的报案，自是非常重视，当下就指派刑侦队副队长宝大贵负责处置该案，片刻，宝大贵打来电话，说鉴于案犯可能会对艺专这边进行窥视，因此他不便过来，问井端阳是否方便出来一趟。井端阳说没有问题，于是双方约定半小时后在北关街的“天龙茶馆”门口见面。井端阳匆匆出门。他赶到“天龙茶馆”门口时，宝大贵已经到了，还带着一个便衣刑警小田。那时的茶馆，同时也是书场。最近这段时间，正由当时在北方小有名气的艺人萧少海说《隋唐英烈传》，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场，两个小时，场场爆满。刑警约见井端阳的时候，茶馆门口已经挂出了“客满”的牌子，不过宝大贵因为经常办案，跟茶馆的老板、伙计都熟悉，当下打了个招呼就领着井端阳入内了。他们没去喝茶听书的店堂，而是由跑堂领着去了后面的一个小间。
这时候，无论是两位刑警还是井端阳，都不曾也不可能料想到，他们三人竟然被人盯上了，而且正准备采取措施！
二、政保侦查员抓了刑警
一个月前，北京市公安局的政保侦查员偶然抓获了一名以印度尼西亚华侨身份入境的特殊来客——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情报特工雷炳辰。
据雷炳辰交代，他此行的使命是获取由上海、南京、保定、天津的台湾潜伏特务递交的情报。他从香港搭乘客轮前往上海，凭借合法身份证件顺利通过了边防检查。之后，雷炳辰先后在上述四城市“观光”，顺利地获取了由潜伏于当地的特工递送的情报。如果雷炳辰在天津获取情报后，直接去广州经香港返回台湾交差的话，或许这趟特别差使也就侥幸完成了。可是，在印度尼西亚土生土长的雷炳辰却没立刻滑脚，他寻思自己从未去过北京，现在难得摊上这么一趟“官费出差”，已经到天津了，离北京不过三小时的车程，何不借机到北京去转一转？于是，他就登上了由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
雷炳辰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好运竟然到头了。在北京入住宾馆时，大堂一侧扮作清洁工的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便衣侦查员正奉命蹲守另一反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雷炳辰想来，他在办理人住手续时一切都是按照美国教官所教授的方式“从容进行”的，在上海、南京、保定、天津入住宾馆时经过实践检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次不知怎么露出了破绽，竟然引起了那个便衣侦查员的注意。于是，就出现了“搂草打兔子”的戏剧性效果，仅仅过了半天，雷炳辰就折进了局子。
雷炳辰倒也识时务，还没等人家确认他的特务身份，就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全部情况。那时特务活动的技术含量比较低，雷炳辰传递的情报就是四本书，情报是用密写药水写在书里的，虽然用的是暗语，但对密码专家来说，也没有太高的难度，不过折腾了数天便全部破译了。情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社情民情，但并没有我党政军的重大机密，有的甚至是公开报道过的，估计潜伏特务也是应付差事。
情报虽然不重要，但侦查潜伏特务这事儿是重要的。按照当时的规定，这已经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活儿了，于是就上交公安部，由部里把活儿分派下去，责成上海、南京(当时还未组建江苏省，南京直属中央管辖)、河北(当时保定、天津均属河北省)三地公安机关侦查。
河北省公安厅政保处侦查员吴富生、李春君奉命侦查保定地盘上向雷炳辰传递情报的潜伏特务。这二位原是省委社会部的，接受任务时刚调到省公安厅，都是干过几年反特工作的熟手。两人领受使命后，先去北京提审了雷炳辰。
雷炳辰交代，他抵达保定后，按照事先上峰的指示下榻于“燕赵饭店”，然后，什么都不干，就去名胜古迹旅游，玩累了回饭店睡觉，睡醒了下馆子吃喝。那么情报怎么交接呢？不用交接，那本书是通过邮电局寄到“燕赵饭店”的，没有写房间号码，只写着“燕赵饭店转交下榻旅客封金富先生收”(封金富是雷炳辰的化名)。
吴富生、李春君返回保定后，随即就去邮电局调查。那时没有摄像探头，对于邮寄人的线索全凭经办营业员回忆。由于雷炳辰在收到情报后立刻把外面的包装纸处理掉了，侦查员也就无法知晓这本书是由哪个邮局的哪个营业所收寄的，而饭店方面因不是挂号邮件未作登记，经手的服务员对寄件人落款什么的也没留下任何印象。因此，要想调查，就只能—个个营业所跑了。可是，跑遍了保定全市的邮电营业所，也没发现任何线索，所有营业所的窗口工作人员、邮局里面的分拣员都回忆不起自己是否经手过这样一件印刷品。
这条渠道走不下去了，于是，吴富生、李春君改变方式，对那份隋报的原件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苏联传记文学《卓娅和舒拉》，在那个年代，这是一本风靡全社会的超级畅销书。吴富生、李春君请来痕迹技术员对全书各页进行检测。技术员使用了当时属于高科技的检测技术，最后在书的封底发现若干字迹，经仔细辨别，内容是“可与他校标准齐平”几个字和一个长宽各为半寸的正方形框框。这个发现说明什么呢？吴富生、李春君分析后认为，有人曾把这本《卓娅和舒拉》作为垫底，在上面放上一张纸写下了上述文字，又在后面盖了一个私章。
为了印证这个分析正确与否，他们找到了一本同一版本的《卓娅和舒拉》，将封底作为垫底，把白纸放在上面，用铅笔写字以观察留下的印痕。结果发现，要想在封底表面留下通过化学显影剂加放大镜才能勉强分辨的字迹，在白纸上写字时必须下笔非常轻才行，而且力道要十分均匀。两个侦查员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推测，这个写字的人应该受过专业训练，有可能是美术工作者。再联系到“可与他校标准齐平”这几个字和私章，基本可以断定此人是某所学校的美术老师，并且掌握着一定权力，因为寻常的美术老师是不可能作出此类批示的。这样，吴富生、李春君两人又查了数日，终于将目标锁定在“国康艺专”。因为在全市各类学校中，只有“国康艺专”的领导层中有接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人。由于这是一所私立艺校，没有党团组织，也没有工会或者其他跟官方有沟通的组织，所以吴、李两人小心翼翼，唯恐一不留神惊动了被调查对象。查了几天，最后终于查清写下这行批示的人是该校油画老师、校董井端阳。
那还是今年寒假结束刚开学时的事儿。保定市教育局向全市各类学校发出通知，要求学校主管部门须关心教职员工的生活，对于晚上加班的，应该发放夜餐费。“国康艺专”自然也收到了这个通知，校长于是就向学校董事会打了一份报告，请董事会定夺。艺专的董事会由五人组成，井端阳是其中之一，也是五名董事中唯一在艺专担任老师的，因此是校长和校董会沟通的渠道。校长把这份报告送到了井端阳手里，井端阳跟其余四位董事商量后，同意按照与其他学校相同的标准发放夜餐费。董事长史超在电话里请井端阳在报告上写个意见，然后把报告送到他那里，其余四位董事只需批示“同意”，然后签名盖章就行了。于是，井端阳就写上了那句话，又盖了个私章。当时面前正好有一本刚从新华书店购买的《卓娅和舒拉》，于是写字时就随手垫在下面。
吴富生、李春君锁定井端阳后，向政保处领导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政保处向厅领导请示应该怎么处置：是立刻动手抓呢，还是暂不下手，放长线钓大鱼？这个，省厅领导也不能拍板，因为是公安部交办下来的案子，于是就向北京方面请示。这天上午，北京的回复到了，让河北省厅“相机行事，就地处置”。省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立刻逮捕井端阳。这桩差使还是交由吴富生、李春君承办，政保处领导另外还调派了两个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侦察兵，负责下手拿人。
傍晚，吴富生、李春君和那二位擅长擒拿格斗的前侦察兵穿着便衣，悄然来到“国康艺专”门前，正撞上井端阳匆匆出门，叫住一辆三轮车，让车夫去，“天龙茶馆”。吴富生寻思这主儿急匆匆奔“天龙茶馆”，莫非是要跟同伙见面？于是，就跟李春君交换了意见，决定先不下手，跟踪上去视情再作打算。
四人是开着吉普车过来的，停在附近的胡同里。当下，就分为两路，一路招了辆马车尾随三轮车，另一路开了吉普车抢先去“天龙茶馆”那边守候。坐在三轮车上的井端阳心思全在被绑票的儿子身上，根本没留意后面有一辆马车不紧不慢地尾随着。而那辆吉普车，则早就到达茶馆，车上二位看到井端阳匆匆赶到，跟两个男人(即便衣刑警宝大贵、小田)进了茶馆。前面说过，这天夜场评书已经客满，吴富生等人是没法儿进入茶馆了。吴富生、李春君正商量该怎么办，两个前侦察兵之一的小黄忽然发现茶馆的一个伙计是他的发小，就悄悄跟伙计一说，让伙计带他进去观察一下。
小黄进去转了一圈儿就出来了，汇报说井端阳跟两个男子在后面一个小间里密议着什么，那二位怀里鼓鼓囊囊的，显是揣着家伙。与此同时，和宝大贵一起来的刑警小田也注意到了“鬼鬼祟祟”地从小间门前经过的小黄，怀疑是绑匪的同伙，便出来查看。小田假装买香烟，在茶馆门口转了转，已经把吴富生四人扫在眼里，觉得甚是可疑，遂匆匆回里面向宝大贵报告。
吴富生、李春君顿时警惕，寻思这小子多半是已经发现井端阳受到监视了，若三人一起从茶馆后面翻墙逃跑，这事儿就折腾大了。于是，打了个手势，四人拔枪就往里闯，直奔后面的小间。宝大贵和小田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已经被下了手枪，和井端阳一起上了铐子。
三、被绑幼童安全返回
省厅侦查员和保定市公安局刑警之间的误会，自然是到了地头一下子就说清楚了。市局刑警立马获释，为表歉意，人家还送了一条香烟。
从省厅出来的时候，宝大贵心里有些郁闷，暗忖井端阳这一被捕，不知绑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担心绑匪把井端阳的被捕视为井家失去了顶梁柱，赎金没有着落，一怒之下撕票了事。因此，宝大贵此刻甚为被绑票的圆圆小朋友的命运担心。
宝大贵知道，此刻最重要的补救措施就是与井家人取得联系，获取绑匪随时可能送去的新信息，以便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侦查。可是，眼下情况特殊，尽管省厅侦查员没向他说起井端阳为何被捕，但明白人一眼就能看透——被政保部门捉拿，还会因为什么案子呢？案子只要跟政保部门沾边，旁人就得慎重，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扯进去，落个“通风报信”的嫌疑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宝大贵返回分局后连夜向值班的蔡副局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蔡副局长也没敢作什么指示，说待次日上午局长来了再研究吧。
宝大贵考虑到，如果这个案子在明天上午前再发生其他变故的话，井家或者艺专肯定会连夜来分局报案，所以，他决定当晚不回去了，就在分局过夜。这个决定倒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午夜后，就有人来三分局了，而且，一来就来了两拨。
第一拨是“国康艺专”的董校长和一个姓程的老师，说傍晚后公安局约井端阳去外面谈情况(井端阳没透露刑警约他去了“天龙茶馆”)，可是这一去竟到现在还没回家，井老师的家人心急如焚，就向董校长求援。董校长赶紧拉上程老师，两人合骑一辆自行车来公安局询问。董、程两人的到来使三分局这边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虽然知晓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没法儿跟人家说；而不说呢，就没有一个交代——人是公安局叫出来的，如今他上哪儿去了呢？难道继儿子之后这个老爸也失踪了？即使真的失踪了，也要找三分局，人家得报案啊。
接待民警并不知道井端阳已经被捕的情况，立刻把董校长反映的情况向蔡副局长报告。蔡副局长就把宝大贵唤来，商量应该怎样处理这事儿。宝大贵也感到很棘手，两人正商量时，第二拨人来了。
第二拨来人竟是省厅政保处侦查员吴富生、李春君，他们二位是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从省厅赶来的。这二位的午夜来访，跟被捕的井端阳有关——
井端阳供出了他的特务身份，他是1944年在重庆做美术老师时加入“军统”的。井老师其实并非做特务的料，但当时“军统”方面很需要在他执教的学校发展一个对象，以便开展某些工作。于是，就派人跟井端阳谈了数次，遭到婉拒。接着，人家就玩阴招了，又是美女勾引，又是诱其豪赌。井端阳很快就掉进了陷阱，只好就范。不过，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投降，井端阳在重庆并未发挥“军统”预期的作用，反倒白领了津贴。
按照戴笠制订的“团体纪律”，一旦参加“军统”，终身不得退出，而且必须服从安排。这样，抗战胜利后，井端阳想回保定老家的打算一时难以实现。根据“军统”的指令，他先是去了北平，后又去了天津，均以教师为业，在大学、中学里刺探学生运动的情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井端阳的组织关系依然如故。1948年，解放军四野包围天津前夕，井端阳接到指令让其返回保定老家，任务是通过原先的家族影响和社会关系，联络故旧，创办一所艺术专科学校。
井端阳依命而行，可是，学校还没创办起来，解放军已经逼近保定了。井端阳向上司请示是否中断该项使命，上司说原本就计划好让艺专在保定“沦陷”后开张的，也算是为共党统治下的保定制造些许繁荣景象吧，共产党政权肯定赞同。而你呢，为团体干了三四个年头，也算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人了，现任命你为本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少校副组长，负责收集、输送情报。具体情况，届时会由代号“野马”的组长通过秘密渠道向你交代，活动经费、器材不久也会通知你领取。
过了几天，果然有一封信寄到了井端阳寄宿的堂兄家里，用暗语通知他前往“利众饭店”202房间领取经费、器材。井端阳依约而去，跟前台一说202房间，人家就给了他钥匙。他打开房门入内，里面无人，于是按照信中所说的从壁橱里取了一口小皮箱就离开了。回住处打开皮箱，里面是三本密码、密写药水、显影液、三十两黄金、二百块银元以及一封用暗语写的信函，内容是告诉他应该如何与组长“野马”联系。
半个月后，保定解放。井端阳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用密写药水写着“野马”的指令，命其立即着手向共产党当局申请创办艺专。井端阳当即照办，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办起了“私立国康艺术专科学校”，随即登广告招生，于1949年开春招收了三个班级的学生，寒假结束后正式开学。井端阳举家从堂兄处迁到了艺专的家属宿舍。这年暑假，省教育厅批准“国康艺专”可以在整个华北地区招生，所以秋天开学时，又有五个班级韵新生入学了。
井端阳这个“国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副组长有三个手下，井端阳有这三个特务的姓名、住址，可从未见过面，因为“野马”没有下达过活动指令。井端阳自己倒是干过一次特务活动，那就是按照“野马”的指令将一份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那本《卓娅和舒拉》的书页空白处，然后寄往“燕赵饭店”。4月中旬，井端阳收到“野马”寄来的一封信，可是那天下着大雨，信被雨水打湿，里面的内容根本无法用药水显示。于是，井端阳就按照“野马”事先交代的联络地址，于4月18日寄了一封问询函。可是，函件寄出后至今也没收到回函。
井端阳交代完上述情况后，向主持讯问的省厅政保处副处长蒋先铭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的四岁幼子被绑了票，请求政府帮助找回儿子。对于井端阳的这个要求，省厅方面认为没有理由拒绝，井端阳犯案是井端阳的事儿，他的儿子现在被绑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人民政府理应全力解’救。于是，省厅领导当即下令与承办这起幼童绑票案的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联系，尽快解救被绑幼童。这就是吴富生、李春君夜访三分局的原因。
蔡副局长对于吴富生、李春君二位的到来喜出望外，说您二位来得正好，遂把艺专董校长反映的井端阳“失踪”之事说了说，问应该怎样回答人家。吴富生和李春君商量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告诉他们，省厅对这起绑票案很重视，在调查时需要被绑孩子的父亲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因此井老师暂时要在公安局这边留一下。同时，让他们转告井老师的家属，如果绑匪有新的赎票消息，必须立刻向公安局报告。
两拨来访者离开后，蔡副局长说宝队长你赶紧休息吧，估计明天一上班，局领导班子碰头一商议，就得成立绑票案专案组了，你自然是要出大力的，再不睡觉明天就没精神了。可是，第二天却用不着成立专案组了。上午八点多，分局几位领导正凑在一起研究组建专案组之事时，传来了好消息：被绑票的圆圆小朋友竟然找到了！
“国康艺专”附近有一家菜场，这天上午七时许，前往买菜的群众发现一个穿红衣服长得虎头虎脑的男孩儿站在菜场门口，一双小手捧着半个油饼正啃着。啃完后，孩子忽然叫着“妈妈”哭了起来。于是，他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在菜场里义务治安值勤的两个大妈以为孩子是跟着大人前来买菜走失的，就把孩子领到一旁哄着等候大人来找。等了半个小时并无大人来，于是其中一个大妈就拿着洋铁皮土话筒在菜场里一边走一边喊：“谁家的孩子走失了，请到大门口去领。”一圈转下来，竟然无人前来认领。另一个守着孩子的大妈给孩子买了棒棒糖，问他家住哪里、父母是谁，可是，这些问题一个四岁孩子是无法说清楚的。这样，这个孩子——井端阳之子圆圆小朋友就被送往北关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一见圆圆，皆是喜出望外，这不是昨天那个艺专老师一家来报失的小孩儿吗？这不回来啦！正在这时候，宝大贵从三分局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听说圆圆已经找到了，长嘘一口气，说你们先别跟家属说，我过来问一下。
可是，当宝大贵匆匆赶到派出所时，圆圆已经睡着了。宝大贵不忍心唤醒孩子，又设身处地为其妈妈、祖母考虑，就让民警往“国康艺专”打电话告知孩子已经找到，请家属来派出所领回去。
当天下午，宝大贵和刑警小田前往艺专家属宿舍井端阳家。井家大人脸上愁云密布，料想省厅政保处已经把井端阳被捕的消息通知家属了。四岁的圆圆当然未受影响，正兴致勃勃地玩积木。小田和圆圆一起玩，同时向孩子了解其被绑票的情形，可是孩子基本上已经把昨天那件事忘记了，只说是一个叔叔递给他一根棒棒糖，然后附耳轻声说领他去马路对面看猫猫，就一把抱起他离开了。往下呢？孩子说他就睡着了——估计是案犯给圆圆下了迷药。其他情况如醒后怎样、置身环境、饮食睡眠、交通工具一直到最后怎么给弄到菜场门口的，圆圆一概说不上来。
宝大贵则跟孩子的母亲和祖母谈话，向她们了解圆圆回家后的情况，包括有何异样以及跟大人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二位对井端阳的被捕忧心忡忡，对侦查员的询问明显心不在焉，也未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返回分局后，宝大贵向领导汇报了走访井家的情况，请示是否需要对这起幼童绑票案继续进行调查。分局领导说孩子已经回家了，这个案子反正还没立案，就这样了吧。正好这时有群众来报告遭遇抢劫，于是，宝大贵和小田就被派往现场调查新案子了。
圆圆被绑票之事，就这样处理了。三分局方面当时没有想到，这起案件还要重新展开调查，而且是分局与省厅政保处联手调查。
四、七个嫌疑对象
回过头来，看省厅政保处对井端阳特务案的调查——
井端阳落网后交代出了他的三个下线，但对于其顶头上司“国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组长“野马”的情况却始终说不清楚。侦查员起初以为是其故意隐瞒，可是反复讯问下来，最后认为井端阳可能真的不知道，于是，就只好通过其他方法寻找“野马”的线索了。
根据省厅党委的命令，政保处抽调五名侦查员组建专案侦查组，组长由政保一科科长衣博中担任，组员除了之前负责调查井端阳案的吴富生、李春君，还有纪雷和翟芝峰。
据井端阳交代，保定解放前夕，上峰向他布置潜伏任务时告诉他，今后他归“野马”领导，“野马”会在必要的时候发出指令。按照特务工作的纪律，井端阳不能询问“野马”是男是女、姓甚名谁、住在哪里等等，只有点头唯唯诺诺的份儿。后来，“野马”向他下达指令，给了他一个必要时可以通过通信联系的地址——第二区双彩街769号宏运大楼，收信人姓名是许祚中。井端阳在4月中旬收到“野马”寄给他的那封被雨水淋湿无法阅读的信函后，曾向上述地址发过一封说明情况的信函，这封信并未留下落款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可是，对方并未回复。井端阳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但不敢再去信，更不敢冒险前往双彩街宏运大楼看个究竟。
警方对井端阳交代的三个潜伏特务的讯问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他们仅仅知晓“泰胜景”、“刘老三”、“史鸿鄂”(都是井端阳一人的化名)是他们各自的上司，也是通过密信联系，双方从未谋面。至于“野马”，三个特务甚至都没听说过。
侦查员问井端阳，“野马”写给他的信函是否保存下来了。井端阳回答说，按照特务工作的规定，这类信件都是阅后即焚。侦查员又问他对于“野马”来函的印象，他说“野马”的行书写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有国学基础的。
5月9日上午，侦查员翟芝峰、李春君奉命前往宏运大楼调查。那是一幢半新不旧的四层公寓楼，有六十来家住户。底楼楼门内一侧的墙壁上设有上下几排木制信报架，据公寓看门人辛大爷介绍，每天邮差骑着自行车送来邮件时，那些汇款单、挂号信以及无法放入信报架的邮件都是交由他签收的，而普通信件和报纸等，邮差都是直接放入信报架，让收件人自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是否也可以让别人把信件寄到这里，回头他自己到宏运大楼来取呢？辛大爷回答，可以，因为大楼的产权所有人——“宏运面粉厂”老板莫胜天先生对此从未有过禁止的规定。抗战前两年这幢公寓大楼竣工时辛大爷就是这里的看门人，十六年来，不但允许外来的非住户来此取信件，甚至还经常义务为附近一些不方便接收挂号邮件的居民代收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
这下，翟芝峰、李春君的心凉了。如果“野马”不是这幢大楼的住户，他让井端阳把密信寄到宏运大楼，自己瞅个空当儿悄然前来把信取走，谁也不会留意到。
侦查员把信报架上那些尚未被收件人取走的信件一封封浏览下来，没有发现井端阳交代的那封4月18日寄到这里的平信。这说明“野马”已经取走了该信函。那么，“野马”到底是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呢？
当天下午，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纪雷、吴富生去双彩街派出所找户籍警了解宏运大楼住户的情况，衣博中、李春君、翟芝峰则向宏运大楼方面调查自取信函的情况。调查得知，截至4月18日井端阳把寄给“野马”的那封平信投进街头的邮筒，宏运大楼共有六十二家住户，其中包括有些公司给职员租借的集体卧室，一共居住三百一十九人；其中成人二百五十三人，成人中男性一百五十人，女性一百零三人。当然，井端阳寄发的那封平信的收信人“许祚中”其人其名肯定是没有的，只好从住户以及非住户中寻找有疑点的对象了。专案组与户籍警一起把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梳理出七名有疑点的对象——
甲：男，三十一岁。此人是河北梆子演员，在保定地面上小有名气。他已经在宏运大楼租住三年多了，是个单身汉。不过，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他身边从来不缺女人，时不时有中青年女子来其下榻处拜访，有时会过夜，甚至一连住上十天半月。据看门的辛大爷反映，这人以前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常说“我一个唱戏的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张口唱戏，伸手取钱，天经地义，谁当道都一个样”。可是，最近他却关心起时政了，订了报纸，每次辛大爷打扫走廊经过其房间门口时，经常听见房间里传出收音机播报新闻的声音。
他之所以被列为嫌疑对象，是因为根据辛大爷和一些住户的印象，这人从没在信报架上取过信，辛大爷那里也没有收到过寄给他的挂号信函，可4月20日前后，有人看见他从信报架上拿了订的报纸后，犹白不离开，鬼鬼祟祟地在架子上的几十封信件中寻觅着什么。之后，这人有十来天时间没再露过面，也未回宏运大楼住宿。
乙：女，二十九岁。这是一个之前姓名、身份都不详的住户，因为她是一个多月前拿着204室的钥匙直接入住的。在公寓的租住登记册上，204室的租住人是一个医生，早在七年前就已经租住该户了，他本人来住过，妻女也来住过，后来做起了二房东，转手出租给别人居住了。在乙入住前，204室空关了四个多月没人人住。乙入住的次日，辛大爷在其外出时曾叫住她，说您是新租户吧，根据政府的规定，新租户应该叫上房东一起去派出所登记，如果是外地来的，还要申报临时户口。乙说我是保定户口，也不是新租户，上派出所去干吗？说话语气很冲。辛大爷就向前来例行走访的户籍警小王反映了，小王于是就盯上了乙，可是，接连来了四趟，一趟也没遇上。于是就留了条子塞进门缝，让她自己上派出所找户籍警。条子塞过两张，可她却没去派出所找小王。至于信件，白天的时候，倒是没有人看见她取过信。不过，据二楼的邻居反映，乙晚上总是九十点钟后才回来，而这时辛大爷早就下班了，公寓晚上是没有人值守的，因此没人知道乙晚上回来时是否取过信件。
丙：男，三十三岁。此人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据户籍资料显示，他的家庭住址是距宏运大楼大约四五分钟路程的双彩街铁锅胡同24号。丙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辎重兵，离开部队后回到地方上进了国民党警察局开车，却并非警察编制，而是警察局的雇工。保定解放后，军管会贴出布告让参加过伪党政军宪警特、反动会道门的人员前往公安机关登记，丙也去了。派出所听他说是旧警局的雇工，就没把他作为重点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把他叫去参加了一个月的集训，不过没像其他集训对象那样又是操练又是劳动什么的，只是让其写给旧警局当司机时的经历或者听说过的情况。从集训大队出来后，政府介绍他去煤球厂当工人，他嫌太累，拒绝了。那个年代，驾驶汽车算得上一门含金量比较高的技能，找工作易如反掌，所以丙很快就被物资公司招去当了一名卡车司机。
怀疑丙的理由是，既然他在附近有家有门牌，那信件为什么不寄往家中而要寄到宏运大楼？
丁：男，三十八岁。丁是中药材经纪人——就是掮客，其妻是中药批发行的烧饭女佣。他家原住在第一区多稼街，保定初解放时，他家隔壁的一座破庙被进城的解放军作为临时营房征用，一天，不知怎么破庙失火，扑救不及，连带着把他家的房子也一并给烧掉了。于是，政府就安排他们举家住进了宏运大楼，租金由政府承担，待房子重新盖好后再回迁。但一晃两年过去了，房子还没盖起来，所以他家就一直住在宏运大楼。丁在这里住了两年，从来没有信件，生意上的事儿全都在他和几个同行合伙开办的公司里处理，信函也都是寄到那里去。所以，在住户们的印象中，这人跟宏运这边的信报无缘，每次他经过信报架时都是径直而过，从来不往那上面看一眼。可是，4月中下旬那段时间，他却天天在信报架前驻步停留。然而过了五一劳动节，经过信报架时，他又恢复了目不旁视的常态。
戊：男，四十岁。此人是铁路局工程师，三个月前举家从铁路局宿舍搬到宏运大楼，为此他每月得多付600-/0的房租，知道的人都感到不解。这人的技术据说不错，就是一张脸长得像奸臣，性格据说也有点儿阴，人际关系搞得很差。尽管他才人住三个月，可他的信件特别多，汇款单、包裹单也多，多也罢了，他还总是弄得像偷来的那样，从信报架上取信、到辛大爷那里签收汇款单时，不时东张西望，俨然一副防范他人的样子，还总是叮嘱辛大爷不要对别人说起。
己：女，三十一岁。此人是个寡妇，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是今年元月上旬入住宏运大楼的，搬来以后主动去派出所报了临时户口，向户籍警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十一岁那年进了一家草台班子学唱戏。戏还没学成，班子解散了，就进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家烟草厂做童工。十六岁那年被老板的一个亲戚看中，把她弄去做了开脸丫环。到了二十岁，又被送给保定的一个汉奸做填房。抗战胜利后，那个汉奸被国民党政府给毙了，她用手头的积蓄在南大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子。两年后，嫁给保定“善得礼粮行”的老板屠图钧做了小老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还没推出《婚姻法》，但屠老板比较自觉，立刻向政府提出与其解除以前的关系，但允许她住在原先的房子里，并按月支付一份钱粮。1950年底，屠老板突患心脏病去世，以大老婆为首的屠家人立马采取措施，将她扫地出门。这样，她就只好另找地方住。宏运大楼的房东莫胜天跟屠老板拜过把子，知道后就让她搬进了宏运大楼，没收她一分钱。而屠家那边的做法却有些匪夷所思，把她赶走后，又不肯拿出户口本让她把户口迁到宏运大楼，所以，她只得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
按照规定，临时户口居住人最长一次只能住一个月，户籍警鉴于她的特殊情况，经报告领导同意后，允许她长期居住，但每个月要申报一次临时户口。最近，户籍警按照上级的布置，结合正在开展的“镇反”运动，对每个前来申报临时户口的人进行宣传，不管有无历史问题，都要求主动回忆个人历史，发现有不清楚的要向政府讲清楚，没有不清楚的也要检举其他人不清楚的历史。为此，户籍警只要碰到她，就会交代一遍政策。她态度很好，总是频频点头，诺诺连声，但每次都说自己的历史情况已经讲清楚了，别人的情况她一概不知晓。户籍警对此倒是相信的，寻思这样一个女流之辈又能做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来呢？可是最近户籍警听到反映，说她经常收到不知从哪里寄来的信，也不时看见她寄发信件。一天前，又收到她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转来的一份检举材料，称其曾与“保密局”驻保定站的一个姓浦的特务轧姘头，关系一直保持到保定解放浦某逃离为止。于是，专案组就认为应当将其列为嫌疑对象。
庚：女，四十二岁。这是一个瘸腿女人，无业，家里却颇有些钱钞，据说这是她那富商老爸留给她的遗产。她并非宏运大楼的住户，家住距宏运大楼五六十米的烂面胡同。这女人原本跟宏运大楼没有任何瓜葛，平时路过大楼都是不往里面瞟一眼的，可自打4月中旬以来。她却隔三差五地要到宏运大楼查看信件，一天两次，雷打不动。有认识她的住户感到奇怪，随口问过她，她却笑而不语。
专案组对上述七名嫌疑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甲：上月中旬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小学老师，见过一面以后，他对其比较满意，给她写了情书，然后急切地等待对方的回信。可是女教师有些举棋不定，因此未及时回信，他那几天不时去信报架那里寻找的就是女教师的回函。至于之后十来天的时间没有回大楼住宿，是因为他随戏班子去外地演出了。于是，这个对象的嫌疑就排除了。
乙：她是204室那个长租户刘医生的妹妹，在荐头店(即如今的职业介绍所)工作，最近跟一个已婚男子玩婚外恋，让丈夫发现了。其夫是中学体育老师，身强力壮，脾气暴躁，知晓后也不哕唆，瞅准个机会把正幽会的奸夫淫妇当场堵住，二话不说一顿暴打，然后奔区政府民政科离婚。那时候，社会舆论对婚外恋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民政科工作人员自是立刻准许离婚，对于体育老师的家暴反倒没甚话说。乙被丈夫扫地出门，无处栖身，求告于胞兄。刘医生在宏运大楼租的房子正好空着，于是就让妹妹住了进去。乙的这场婚外恋玩得很不值，因为那个情夫挨了一顿揍之后，吓坏了，跟她断绝了来往。乙对侦查员说，她平时是有信件，以工作对象——那些找她介绍职业者——的居多，也有亲戚朋友的，但都是寄到荐头店去，从来不寄到以前的家里或现在栖身的宏运大楼。于是，她的嫌疑也被排除了。丙：这人也给排除了，他附近有家却要在宏运大楼收信，是因为那是替正在跟外地谈生意又不想让外界知晓的要好同事代收的。
丁：这个中药掮客所收的信函也与婚外恋有关，他的疑点也排除了。
戊：这位铁路工程师后来被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专家调往北京国家铁道部研究院工作，因为他在工作中颇具钻研之心，所提出的几个观点甚至还获得了国际赞誉。他在宏运大楼居住期间收到的信函、汇款之类，皆与此有关。至于关照辛大爷保密，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了惹什么麻烦。
己：她最后倒是折进了局子，以反革命罪给判了七年，不过跟眼下专案组正在调查的案件无关。其住所地派出所转来的那封检举信反映的情况属实，她确系“保密局”特务浦某的姘头，后浦某逃往天津以行医为业，仍旧与其通过信函联系。她曾多次密赴津门与浦幽会，最近两人正密谋偷渡香港，已经进入了具体准备阶段。
庚：和丙的情况类似，这个瘸腿女人在儿子找对象的问题上跟丈夫意见分歧，她是支持儿子的，就给儿子支招，让女方把信函寄到宏运大楼由她替儿子取。因此，她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这样，案件的线索就断了。
五、又一次意外之功
1951年5月12日，幼童绑票案发生的第七天上午，专案组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寻找“野马”的线索。
侦查员经过反复分析，认为既然“野马”给井端阳的是宏运大楼的通信地址，而且井端阳4月18日寄往该大楼的那封信已经不在信报架上了，这表明“野马”已经从宏运大楼取走了那封信，当一然，也可能是指派他人前往取走的。但是，不管是“野马”自己取走，还是指派他人取走，都有一个跟宏运大楼接触的过程。
而“野马”之所以把宏运大楼作为联络点，说明“野马”对于宏运大楼的情况应该是熟悉的。基于这一点，侦查员就想到了是否可以从这个“熟悉”上寻找“野马”的线索。“野马”熟悉宏运大楼，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点：一、“野马”是目前该楼内的住户；二、曾经是该楼的住户；三、有与其亲近的人是该楼的住户或者是房东莫胜天的亲朋好友；四、是宏运大楼附近的某个居民。是不是可以循着这个思路追查“野马”的蛛丝马迹呢？专案组反复讨论下来，认为可以试一试。楼内的住户和附近的居民这两块儿已经细细调查过了，尚有宏运大楼以前的住户以及房东莫胜天的亲朋好友这两块儿需要调查。专案组随即启动了这两项调查工作。
衣博中、纪雷负责对宏运大楼业主莫胜天的走访。莫胜天是保定“宏运面粉厂”老板，他另外还开了一家纱厂，在当时的保定也算得上有点儿实力的资本家了。莫老板有个儿子，早年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身份暴露去了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反扫荡”时不幸牺牲，莫家因此被定为烈属。
莫胜天听侦查员说明了来意，认真回忆了自己的那些亲朋好友，想来想去觉得似乎没有可疑对象。不过，他还是按照侦查员的要求开具了一份名单。衣博中、纪雷拿着这份名单奔波了整整五天，接触了七十多名莫老板的亲朋好友，没有发现任何与“野马”沾得上边儿的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另外三位侦查员吴富生、李春君、翟芝峰也在奔波。他们分工负责对曾在宏运大楼住过后来搬离的房客进行调查，这项工作十分烦劳，涉及的人不但多，而且杂，又时隔多年，难度非常大。三人原本要去找房东莫老板要租户契约档案，可是向宏运大楼的看门人辛大爷一打听，他的柜子里竟然保存着自宏运大楼开张以来每一户房客的姓名、职业、原住址以及退租后的联系方式。有了这份资料，侦查员的工作省力不少，但也奔波了五天，最后总算发现了一个可疑对象——柯本清。
柯本清是保定解放前半年住进宏运大楼303室的，他没跟房东莫老板签约，而是向一个姓张的二房东租借的。侦查员按照辛大爷那份册子上的登记资料去找过张某，得知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已于一年前中风而殁。从其养女以及派出所那里了解到，张某系地主遗孀，手头有点儿遗产，老公死后她就靠乡下的地租以及在城里转租房子做二房东的收入过着比较滋润的日子。她在宏运大楼的房子是怎样转租给柯本清的，这个情况张某的养女就说不上来了。
不过，侦查员还是查到了柯本清的一些情况。这人在入住宏运大楼时年龄在二十三岁左右，是省师范学校的学生，而据省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在保定解放后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主儿系打着“进步学生”旗号混在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后来公安局在接收的敌档里发现了其从“内调部”(前身是国民党“中统”)保定站领取活动经费和奖金的记载。
辛大爷手头的资料上记载，柯本清是保定解放前三天离开宏运大楼的，之后，这人就不见影踪了。不过，侦查员在走访与柯本清同时期住在宏运大楼的住户时得知，这个被同楼人称为“柯先生”的斯文青年写得一手好字，他曾给笃信佛教的邻居写过一幅“普度众生”的行书，那邻居至今还保存着。侦查员把那幅字拿到看守所让在押的井端阳辨认，井端阳说这手行书很像“野马”写给他的那两封信上的字迹(第二封信虽已被雨水打湿，但牛皮纸信封上的字还是勉强看得清的)，不过前者是大楷，后者是小楷罢了。
于是，专案组就将这个名叫柯本清的家伙列为嫌疑对象，集中力量调查其下落。
5月18日至22日，五名侦查员一齐出动，分别走访保定解放前夕住在宏运大楼的住户和省师范学校的师生，终于从当时住在宏运大楼现已搬家的银行职员周先生那里得到一条线索——保定解放后半年多，即1949年初夏，他曾在天坛街一带见过这位柯先生。当时，柯本清和一个看上去比其大六七岁的女子在一起，手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儿，那女孩儿的一只胳膊上打着石膏。当时，是柯本清先看见他，并主动打招呼的，然后向周介绍说同行的那个女子是他的嫂子。那女子看上去颇有教养一，客气而得体地跟周打招呼，还让孩子唤其“周伯伯”。
对于专案组来说，这真是天助我也，因为完全可以去医院调查那段时间里如此这般的一个女孩儿治疗骨伤的记录，自然也就知晓孩子的家庭住址了。查到了孩子的下落，还怕查不着柯本清那厮？
到次日下午，专案组不但查到了女孩儿的家庭住址，还通过管段派出所查明了女孩儿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女孩儿的母亲确实是柯本清的嫂子。那么，柯本清现在在哪里呢？说是在邢台的一家营造行做会计。
三天后，柯本清落网。可是，对于专案组来说，这又是一次虽然有功但于侦查“野马”案无甚帮助的行动——柯本清确实是畏罪潜逃的国民党“内调部”特务，但与专案组目前侦查的案子却没有半点儿关系。
线索再次断了。
六、自首者交代的线索
5月23日，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一千侦查员还是纠结于井端阳4月18日寄往宏运大楼的那封信。那封收信人为“许祚中”的信件，应该是已经寄达宏运大楼，而且被“野马”取走了。现在反复追查竟然没查到“野马”，那么是不是可以先把“野马”从宏运大楼取信这个现在看来已经成了大难题的事儿往旁边放一放，换一个角度去考虑。比如“野马”为什么在收信后没给井端阳回信？他寄信给井端阳，当然不是闲着没事儿想跟井叙叙友情，肯定是有任务下达，或者是传达上峰的什么指示之类。总之，如果没有特别重要必须立刻交代的事，“野马”是不会给井端阳写信的。
可是，井端阳收到的那封信由于被雨水淋湿，字迹无法辨认，导致他无法获知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于是，他就给“野马”回了一封信，内容极为简单：“许先生：阁下大札收到，因信笺被雨水打湿而无法阅读内容，烦请重新寄一封给我。谢谢！”一般来说，“野马”收到这封信之后，通常是应该再寄一封信给井端阳的，可是，他却没寄。如此看来，也许是“野马”一方发生了什么变故。
什么变故能导致这个特务组长干脆撇开副组长不予理睬呢？这一点，专案组众侦查员一直分析到当天傍晚会议结束也没有头绪。于是，组长衣博中说散会吧，大家今晚好好睡一觉，让脑子休息休息，明天我们再讨论。
当天深夜，众侦查员休息的时候，保定市公安局第一区分局的值班警员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来公安局自首的，自称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
此人叫陆鸿海，四十八岁，从年龄来看，应该是个老特务了。可是，交代下来，他还只能算是“保密局”潜伏特务中的一个雏儿。陆鸿海是唐山人氏，如果让其填简历的话，乍一看会让人吓一跳，怎么呢？“十七岁至二十一岁——保定军校”！保定军校是什么概念？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军官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延续至民国前期。蒋介石自1927年组建南京国民政府至1937年间任命和依靠的军队重要将领，十有八九是保定军校出身。不过，陆鸿海并非保定军校的学员，而是伙夫。后来，保定军校没了，他就回家做小生意。抗战期间，热血青年纷纷投身行伍上前线打日本人，陆鸿海却干起了汉奸；干了两年又投了八路，干起了武工队；当了一年多武工队员，吃不了那份苦，就开了小差。唐山自然待不下去了，就去了保定，找不到工作，经人介绍进了伪军司令部当厨子。后来遇上河北省伪军二号头目老贵，此人以前是保定军校学员，还记得陆鸿海，于是提携他当了生活副官——其实就是管家。后来抗战胜利，因为这个老贵随口胡扯出来的生活副官的官衔，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让他坐了两年大牢。
释放后，陆鸿海无处可去，于是自谋出路重新做起了小生意。小生意做到保定解放前十来天，一个经常到他摊头上买烟的“保密局”特务对他说，老哥啊，看来国军暂时要撤退了，不过这天下终究还是老蒋坐的，回头国军还要回来。我看你这么大年纪还练摊儿，实在不是条正道。给你指点一条路子，当地下工作者吧，熬上半年一年待国军卷土重来，你就是有功之臣，弄个一官半职料想不成问题。陆鸿海听着这话觉得受用，连忙请求对方提携。于是，他就糊里糊涂地加入了“保密局”，至于具体属于哪个部门、哪个小组，他一概不清楚，清楚的是拿到了三十枚银元，说是津贴加活动经费，还去郊区一个地主庄院接受了为期一周的训练——其中一天竟是接受“职业道德教育”，由老特务告诫新手不准拿了大洋偷偷逃离，否则将受到制裁；“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由创始人戴笠制订的团体纪律至今还有效，哪个敢脱离团体，灭他全家没商量！然后，陆鸿海就迎来了保定解放。从保定解放到1951年5月20日这段时间里，陆鸿海的小摊贩日子过得很安逸，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旧社会时经常在街头转悠着欺负小摊贩的军警宪特、地痞流氓完全绝迹。可是，到了5月20日晚上，陆鸿海的安逸日子过到头了。这天深夜，独居于灵雨寺后那间简陋草屋里的陆鸿海在酣睡中忽然被人推醒。迷迷糊糊睁眼一看，床前站着一条黑影，脸上还蒙着黑布。陆鸿海“哎呀”一声刚想坐起来，却被顶在肋间的枪管镇住：“别动！”跟着，脸上一凉，显是匕首亲近！
那人说一口带有张家口口音的保定话，声音低沉，有些瓮声瓮气，好像是鼻炎患者。他告诉陆鸿海，根据上峰命令，特来通知你开始活动。具体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共产党的保定市第一区区委、区政府张榜招收炊事员、杂役，你以前当过伙夫，灶头功夫也拿得出手，可以去应聘。已经为你准备了由你老家唐山方面出具的“证明”，你看一下上面的简历，背熟了以后就按照那些内容跟人家说。以你当过伙夫的经历和老家的“证明”，肯定能够被人家录用。录用后，上峰有重任委派。你小子交上好运啦，到那时还不是又是重赏又是升职，听明白了吗？
陆鸿海说这位朋友，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只是有两个问题还不清楚，不知可否请教一二？他提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当初听说美国人在老蒋后面戳着，半年一年国军就要打回来，现在不知这话怎么说？第二，如若人家去唐山那里调查，我这个假简历不是就给戳穿了吗？对方回答说，现在美国人在朝鲜，国军也将开过去，不久就会和美国人一起打过来。至于唐山那边，你尽可放心，不要说这边根本不会去调查，就是去查也查不出什么，你又不是唐山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谁知道你小子？反正这活儿你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说着，对方把一样东西放在他的枕头旁，说这个信封里是“证明”和发给你的经费。你听着，我们时刻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应聘成功后另有奖赏，到时，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系！
那人说完，收起武器，转身出门而去。陆鸿海从床上起来，望着眼前一团漆黑，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可是，一摸枕边，那个信封却明明白白地放在那儿。他点了油灯，拆开信封，里面是一纸由唐山市第七区政府出具的关于陆鸿海历史情况的证明和五十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五十元)。陆鸿海幼年曾上过私塾，对付着还能把这份证明看下来。证明上称其系城市平民出身，幼时上过三年私塾，后父母双亡，遂在当地“大利饭庄”做学徒，五年后离开该饭庄，在东矿区伙房当大师傅，抗战时又在唐山市内的“大福饭店”做厨师，抗战胜利后因家里失火，屋毁妻女皆亡，遂赴保定以经营街头卤菜熟食谋生，一直到现在。
不难想象，当晚剩下的那段时间，陆鸿海肯定睡不着觉了。应该说，陆鸿海不是一个脑筋很玩得转的角色，不过，他并不笨。他毕竟活了将近五十年，且经历丰富，看得多听得更多，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时事宣传以及亲身感受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因此他已经不相信国民党会卷土重来了。再往下想，上峰命令他打入共产党的区委区政府当炊事员，那是要他执行什么使命？刺探情报？可能性不大，一个烧饭的凭啥能接近区委书记、区长级别的干部？最可能的是给一包毒药让下在大锅饭里，把人给一锅端了！
想到这里，陆鸿海只觉得背上凉气直冒。他知道自己不是干特务活儿的料，让他去街头巷尾贴几张反动标语，或者去茶馆利用跟人闲磕牙瞎聊天的机会散布诸如“老蒋今年要打回大陆吃月饼”之类的谣言可能还成，而要他干行刺、爆炸、下毒那样的活儿那就勉为其难了。可是，现在上峰却偏偏是这个意思，这让他怎么办？
陆鸿海后悔当初那么爽快地答应参加特务组织了，有心不干吧，人家就要执行“团体纪律”干掉他；要想不让人家干掉，那就只有奔公安局自首了，至少可以保住性命。
主意打定，已经天亮了。于是陆鸿海还像平时那样，吃了早饭挑着他那副货郎担子上街吆喝叫卖，他不知道昨晚那个动刀动枪的主儿有没有派人跟踪自己，但作为防范，他打定主意捱到半夜再去公安局自首。考虑到需要蒙蔽对方，他还特意选择不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经过的路线，以免不经意间往大门里瞥上一眼露出破绽，让人家怀疑自己想自首。区委、区政府大门前倒是可以经过的，还可以停留，看看张贴在旁边墙上的招收公勤人员的告示，让可能跟踪他的人误以为他真的准备混进去干伙夫呢。
当晚，陆鸿海早早熄灯上床，自然是睡不着的，但他必须假装歇息，以防他的特务上峰派人在门外监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午夜时分去公安局投案自首时，也是把草屋后面的土墙挖了个洞，悄无声息地钻出去的。
陆鸿海是向一分局投案自首的，一分局简单对其作了例行讯问后，立刻将他送往市局，很快又从市局转到省厅。省厅政保处领导决定抽调人员与一分局政保侦查员对陆鸿海所交代的情况进行调查，抽调的侦查员就是衣博中负责的那个科的，处领导还把衣博中召去征求他的意见。这样，衣博中就看到了陆鸿海投案自首时带来的前晚那个不速之客给他的“证明”和钞票，“证明”是用小楷行书写的，看上去有几分功底，衣博中心里不由得一动：这纸“证明”会不会出自“野马”之手？于是，衣博中立刻把这纸“证明”拿到看守所，让井端阳辨认笔迹。井端阳只一看，马上确认：“没错！这是‘野马’的笔迹！我敢用脑袋担保！”
衣博中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专案组众侦查员听到这个消息，惊喜之下也不由得有些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呢？难道陆鸿海也是井端阳担任副组长的特务组织的成员？是属于组长“野马”抑或另一个井端阳那样的副组长领导的一个小角色？
不管陆鸿海是否“野马”组织的成员，“野马”是陆鸿海的上司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可以根据这条线索追查“野马”的下落。于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专案组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陆鸿海是“野马”的属下，是否可以因此而派生出一个假设，那就是井端阳4月18日收到的那封信件，很可能是“野马”下达给井端阳的指令，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派人打入第一区区委区政府公勤人员队伍。丽井端阳因为信件被雨水打湿无法阅读，给“野马”写了一封回信寄往宏运大楼，“野马”收到回信后，误以为这是井端阳在故意推脱。按照“军统”的规矩，这是“临阵畏缩”，“野马”有必要执行“团体纪律”，对井端阳采取行动。而井端阳之子圆圆小朋友被绑架就是“行动”的一个内容，是对井端阳的一个严重警告。
众侦查员循着这个思路回顾绑票案的情况，对于绑匪为何在井端阳被捕后的次日清晨释放圆圆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野马”得知井端阳被捕后，认为所谓的“团体纪律制裁”对于井端阳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绑票圆圆，并非真的要赎金，不过是想以此警告井端阳。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绑架当晚井端阳竟然被捕了。这样，就不需要对井端阳发出警告了，所以“野马”就把圆圆放了。
当天下午，衣博中向政保处领导汇报了专案组的讨论结果。领导赞同专案组的这一思路，指示可以调整侦查方向，通过追查绑票案寻找“野马”的蛛丝马迹。于是，三分局刑侦队原调查圆圆绑票案的两个刑警宝大贵、小田被抽调到专案组开展工作。
七、重查绑票案
当晚，专案组听宝大贵、小田介绍了圆圆绑票案的情况。应该说，这两位刑警对于绑票案的接触是有限的。他们在接到报案电话后，立刻约见井端阳。可是，两人跟井端阳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政保侦查员连同井端阳一起拿下了。次日，两人获悉圆圆已经回家，立刻去井家了解。圆圆被绑票的情况，可井端阳的母亲和妻子因为对井端阳被捕之事忧心忡忡，没心思跟警方说孩子的情况，而圆圆本人年纪尚幼，当时又被下了迷药，对于自己被绑架之事印象比较模糊。然后，两位刑警就被另行分派了任务，暂时结束了对绑票案的调查。
衣博中说，情况不大明了，这没关系，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努力把情况整个明白。于是大家就进行了讨论，宝大贵提出，先向井家大人了解圆圆小朋友回家后的言行，因为圆圆最初的言行很可能会真实地透露出些许可能对破案有用的线索。
次日，宝大贵、小田、纪雷三人前往“国康艺专”教工宿舍。这时距井端阳被捕已半月有余，其母薛氏、其妻吴淑琴的情绪业已趋于稳定。据这婆媳俩说，圆圆回家后最初的两三天里，玩耍时嘴里经常自言自语地叫喊一句话：“哎——馒头！哎——花卷儿！”至于其他情况，比如通常孩子经历这样一场劫难后，会做噩梦，会无由地发呆等等现象，在圆圆身上倒是一点儿也没有显露过。而圆圆对于立夏那天在街头突然被绑票以及绑票后的情况，却一直说不清楚，奶奶、妈妈也问过，但他只会说“我睡着了”，问他怎么会大白天睡着了，他就说不上来了。
当天下午，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找出了几个与案情相关的特征——
第一，据井家婆媳俩说，立夏那天他们全家出去转悠乃是临时作出的决定。那天午后，圆圆忽然提出要去外面玩玩，井端阳就说爸爸带你出去，可是小家伙却不肯，非要奶奶、妈妈一起带他出去。于是，井端阳说那就全家出动吧，正好在办庙会，咱全家去逛逛，结果出去后就发生了孩子被绑票的事儿。侦查员认为，井家的外出决定是临时作出的，但绑匪作案却应该是有预谋的，并且预先守候在井家附近等着孩子出门。
第二，据圆圆对于自己被绑票的极其简单的叙述，其所说的“睡着了”，估计是被绑匪用麻醉药物迅速使其进入了昏睡状态。
第三，圆圆回家后两三天里老是自言自语吆喝“哎——馒头！哎——花卷儿”之举，应该是被绑票的那段时间里所处的环境给其留下的深刻印象。那声音，显然是街头巷尾叫卖馒头花卷儿的流动小贩的吆喝声。因此，圆圆置身的地方可能是某条胡同里的居民住宅，不会是热闹大街两旁的临街门户。
第四，井端阳在孩子被绑的当天傍晚接到绑匪的赎票信件后，立刻向三分局刑警队报告，刑警队当即让其携函前往“天龙茶馆”见面。他在茶馆被省厅政保侦查员拿下后，当晚侦查员并未通知其家属，可是次日上午圆圆却被释放了。圆圆被释放显然是因为“野马”得知井端阳被捕的消息后，认为再扣着这个孩子对于其安全也好、特务活动也好，都是有弊无利，这才决定放孩子回家。“野马”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专案组决定从这四个方面对绑票案进行调查。调查进行了两天，获得以下线索一
从“国康艺专”到圆圆被绑票的北关街吉祥胡同口的途中，要经过一家理发店，理发店老板娘赵大嫂的弟弟在艺专创办伊始曾受雇做过一年校工，所以她是认识井端阳夫妇的。赵大嫂那天看见井端阳一家从理发店门前经过，因她在店堂深处，也就没出来打招呼。这时，有人在马路对面的炒货店摆在门口的促销摊头上偷花生被当场捉住，赵大嫂出门看时，正好有辆三轮车从面前经过，车上坐着一个白色礼帽扣得很低的男子，用沙哑的声音正对车夫吩咐着什么，好像是“一会儿我把小孩儿抱上车，你蹬快点儿”之类的内容。当时赵大嫂也没在意，她的注意力全在对面的炒货店。圆圆被绑票之事，因为相隔百来米，理发店这边当时并不知道。等到次日作为一条新闻由前来店里理发的顾客说出来时，该案却已有了结果——孩子回来了。因此，这件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现在，专案组侦查员对这一带的店铺、住户挨家挨户询问时，赵大嫂这才想起当时那短暂的一幕。尽管赵大嫂没留心三轮车的牌照号码，也没看清车夫和乘客的相貌，但她回忆起那个车夫上身穿着白色布褂，外罩黑色纱织背心。
在走访北关街吉祥胡同一带居民的同时，另一路侦查员骑着自行车走访了全市几乎所有有流动小贩叫卖馒头花卷儿的胡同和小巷，终于在文昌官前街石灰巷访查到一条线索。那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者提供的。老人姓徐，是个退休老师，徐老先生在立夏那天让开衡器修理作坊的儿子送来了一台磅秤，给胡同里的邻居称体重，这是他每年立夏必做的事儿。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他正在给一群小学生称体重的时候，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夫穿着白竹布褂子，外面罩着一件脏兮兮的黑色纱织背心，许是蹬车蹬得有点儿热了，车夫把背心的下半部分翻了起来，那模样就显得有点儿怪怪的。那辆三轮车上载着一个戴白色礼帽的男子，帽子压得很低，所以看不清面容，只能看到他那张嘴，好像比较大，下巴肥厚，怀里横抱着一个孩子，很安静，大概是睡着了。至于那辆三轮车去了何处，徐老先生就说不上来了，因为这条巷子是两头都通的。
5月27日晚上，专案组对后一条线索进行了重点分析，决定次日全体出动，前往文昌宫前街石灰巷一带访查那辆三轮车以及车夫的下落。
5月28日，专案组七名侦查员以及调查地管段派出所派出协助访查的四名警员共十一人，对石灰巷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走访。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没有收获。中午十二点，众人回到派出所吃了简单的午餐，稍稍休息片刻后，继续出去走访。一直到下午六点，没有一个人访查到任何蛛丝马迹。约定返回的时间到了，众侦查员纷纷往回走，打算回派出所集中后再作计议。侦查员翟芝峰、小田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就在这当儿撞上了好运！
由于访查工作量大，十一位民警是单枪匹马各自走访的，翟芝峰、小田二位各有各的走访地块，两人是在往回走的途中正好碰上的。于是，一面聊着天儿一面往派出所走去。正走着，突然发现马路对面与他们行进的相同方向有一辆空三轮车在缓缓骑行，那个车夫的穿着正是专案组要访查的“白布褂子、黑纱背心”！翟、田不约而同一个激灵，互相对视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两人配合默契，小田马上横穿马路尾随三轮车，翟芝峰则在马路这边的人行道上与三轮车并行。就这样，两人跟踪着那辆三轮车一直到了附近的一条胡同。
胡同口一个摆摊头的老皮匠忙完了一天的活儿，正在收摊儿，见三轮车经过，就跟车夫打招呼：“回啦？今儿个活儿挺多的吧？”
一车夫回答：“还行吧。杨大爷，回头我有双鞋请您给打个掌呢。”
“行啊，明天你出车的时候带出来扔我摊儿上就是了。’
于是，翟、田就知道这个车夫住在这条名唤“将军巷”的胡同里。小田对保定全市各处都很熟，知道这是一条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断头巷”，就朝翟芝峰使个眼色示意“到此为止”，再跟踪下去只怕就要打草惊蛇了。
两人返回派出所时，其余九人都已经回来了，正向衣博中汇报访查情况，一看神情就知道都是无功而返。衣博中呢，只朝两人瞥了一眼，就立马冲正向他汇报的那个侦查员打手势示意暂停，目光炯炯盯着翟、田：“你们先说！”
当下，衣博中听翟芝峰、小田一说情况，顿时精神振奋，让一个民警把派出所长老马请来，要求立刻派员悄然调查住在将军巷的那个三轮车夫的情况，这里立等结果。然后，衣博中也不听其他人的汇报了，掏钱往桌上一拍，说整点儿东西填肚子吧，驴肉火烧、肉包子都行。
这边刚对付着吃完晚餐，那边已经把车夫的情况查摸清楚了——
那个车夫名叫邱滔，早先在旧军队当过几年兵，抗战前就已经为自己谋了一项在他看来似乎比较简单但在其他人眼里却是刀架脖子的营生——卖壮丁。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源主要是靠向老百姓摊派，搞什么“三丁抽一”(后来又改成“二丁抽一”)。这是有国民政府法令规定的，看似很公平，不管贫富贵贱，只要你家有三个符合征兵条件的男丁，就得有一个去当兵。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却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征兵任务是摊派给各保的，保长只要把区里下达给本保的兵员数额凑齐就行了，上面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保送来的壮丁是什么来路。于是，那些不愿把自家的子弟送去当兵的有钱人家就掏钱请人代替，邱滔做的就是这项营生。他收了人家的钱钞，顶着人家的姓名去壮丁所(新兵集结处)报到，待开拔离开保定后，多则一月少则半月，就跟部队来个不辞而别。当然最初是不能逃回保定老家，的，得在其他地方混几个月，待部队追逃的风声过了再在保定露面。然后，该干啥还干啥，等着下一次抽壮丁时再把自己卖出去。之所以说这是“刀架脖子”的营生，是因为军队对于开小差的处置手段极为严厉，通常都是抓到之后就地枪决。可是，邱滔从抗战前一直把自己卖到保定解放前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究竟卖过多少次了，竟然每次都能成功逃离。所以，他这次被捕后专案组将其送往看守所时，衣博中特地给看守所长打了电话，说这人可是脱逃高手，你们得严加看守，千万不能让他给跑了邱滔最后一次卖壮丁是保定解放前三个月，当时，国民党方面为尚未开始的“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广泛征集兵员。邱滔这时已经成了在保定市许多保长中大受欢迎的角色，因为他卖壮丁的行为可以帮助保长们完成征兵任务，而他逃回保定后保长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长们当然不希望邱滔被抓回部队枪毙，否则下次征兵的时候谁帮他们完成任务呢？这时邱滔卖壮丁已经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居住地挂牌，而是在全市各保搞竞价，谁出的价格高，他就跟谁成交。他最后一次卖壮丁是顶替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接受了买主的一笔钱钞后，主动前往壮丁所报到(当时人们普遍不肯当兵，征兵已经动用了强迫手段，被摊上的壮丁都是用绳索绑了送进壮丁所的)，然后开拔上路。还没到河南商丘，他就瞅个机会开了小差。在外面混了一阵，回到保定时，解放军已经逼近了，不久保定就解放了。
保定解放后，邱滔意识到自己卖壮丁的营生一去不返了，遂决定改行。他有一身力气，手头也有些钱钞，于是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搞起了载客运输。
邱滔是单身汉，住在将军巷73号，那是一座独立的小院落。以往每次他把自己卖壮丁顶替别人去当兵时，就把房子出租。他开的价钱要比市面上同类房子高出两三倍，可房客还是络绎不绝争相求租。其中有什么奥秘呢？原来邱滔的开价虽然高得离谱，但是其诱惑力更是让人难以抗拒——他跟人签订的合约上写明，如果他出去之后没开成小差，或者开了小差让人家抓回去给崩了，或者还没来得及开小差就上前线打仗运气不佳挂了，那这个小院落就归房客了。于是，房客们满怀希望地跟邱滔签了合约，一次性支付了一年的房租，通常都是还没住习惯时，邱滔已经笑嘻嘻地出现在面前了，房客只好认倒霉。
专案组获得上述线索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衣博中当即决定立刻出动前往将军巷抓捕邱滔。一小时后，邱滔已经在省公安厅的讯问室里交代罪行了。
邱滔供认曾“协助”一个名叫鲁培德的朋友在立夏那天对“国康艺专”老师井端阳之子实施了绑票。当时，邱滔蹬三轮车，鲁培德伪装乘客坐在车上，他们早在那天上午八点多钟就已经守候在“国康艺专”附近了。守到中午，没有动静，直到下午一点钟左右，终于发现井端阳一家四口出门了，于是就让邱滔慢慢地蹬着车在后面尾随。原以为可能要跟踪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下手的机会，哪知也就跟了一个街口，到吉祥胡同口就有了机会。整个作案过程疾如闪电，邱滔把三轮车蹬到距吴淑琴婆媳俩不过五六米处的圆圆身边，悄无声息地停下，鲁培德立刻下车，一边用棒棒糖引诱圆圆，一边用一块浸过不知什么药水的手帕往小孩儿脸上一蒙，随即把孩子抱了起来。圆圆根本来不及挣扎就失去了知觉，鲁培德抱着孩子上了三轮车，邱滔蹬着车迅速离开现场。
按照预先的计划，邱滔把三轮车直接蹬到了自己在将军巷的家，那天晚上孩子就是在他家过夜的。次日早上，鲁培德去外面转了一会儿，返回时说把这孩子送回去。于是还是昨天作案时的路数，一个蹬，一个乘，抱着孩子到了菜场放下，三轮车先离开，接着鲁培德也离开了现场。
邱滔交代到这里，衣博中说先把你那个朋友鲁培德的住址说一下。邱滔于是交代：第四区史庄街170号。
衣博中立刻指派侦查员前往抓捕鲁培德，与其同居的那个汪姓女子却说鲁出去后尚未回来。侦查员便原地蹲守，准备待这厮回家时将其拿下。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动静，侦查员就问汪某鲁培德出门时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是几点钟出门的。汪某答称鲁培德是晚饭后出门的，几点钟没留意，出门时说去一趟将军巷老邱家。
侦查员一听这话，便知情况不妙，寻思鲁培德抵达将军巷时多半正好撞上专案组去抓捕邱滔，便立刻逃之天天了！
八、一网打尽
后来，据这个化名鲁培德的特务落网后交.代，确实是因专案组抓捕邱滔时惊动了他，因而就不敢回家了。
鲁培德担心警方会把侦查绑票案的触角伸向邱滔，而这位兄弟虽然是开小差的高手，但于反侦查却是外行，所以想来想去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就决定去一趟邱滔的住处。如果鲁培德没在将军巷口去一趟厕所的话，那他差不多就能跟前往抓捕的侦查员在邱滔家门口撞上，当时就得落网。正因为上了厕所，他侥幸逃过一劫。当他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侦查员正好押着邱滔从厕所前经过，一行人的背影还看得见。邱滔听巷子里的路人在窃窃私语说“拉车的老邱让政府给逮走了”，于是，什么都明白了。
侦查员去找鲁培德时，省厅这边对邱滔的讯问还在继续。邱滔又交代了以下情况——
绑了孩子后，鲁培德留在邱滔家。一会儿，孩子醒了，睁眼一看不在自己家里，且是两个陌生人守着自己，便哭闹起来。鲁培德把准备好的糖果、饼干拿出来哄孩子不哭，还陪着玩耍。晚饭前，孩子玩累了，又睡着了。鲁培德负责看着孩子，邱滔则被指派去“国康艺专”那里察看井端阳有何动静。于是，邱滔蹬着三轮车前往艺专。到了没多久，就看见井端阳匆匆忙忙往外走，穿过马路，径自坐上邱滔的三轮车，吩咐去“天龙茶馆”。邱滔寻思我正要盯你，你倒坐我的车，那不是省事多了，当下白是按照井端阳的吩咐将其送往“天龙茶馆”。井端阳下车后，邱滔把三轮车停在茶馆附近，佯装等客，继续监视。没想到，没多久就看见井端阳和另外两个汉子(刑警宝大贵、小田)被铐上手铐从茶馆里押出来，当下不禁大吃一惊，没敢停留，立刻回家向鲁培德禀报。
鲁培德闻听之下，比邱滔还吃惊，说我得赶紧出去一趟，老邱你守着这孩子，如果醒了就给他吃些糖果点心什么的，得哄着他别哭，否则惊动了邻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这一去就是两个小时。鲁培德回来时，那孩子已经又睡着了。鲁培德说老邱咱俩累了一天也睡吧，明天早上把这孩子送回去。邱滔听着觉得奇怪，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这孩子弄来的，怎么又要送回去呢？鲁培德说这你就不用管了，照办就是，明天我和你一起去。于是，次日一早，两人就把孩子送回去了。
邱滔为什么要为鲁培德做这些事呢？邱滔说，是因为觉得鲁培德这人挺够哥们儿，而且出手大方，经常请他下馆子喝酒，时不时还掏些钱钞给他，所以愿意听其吩咐，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鲁培德是什么人、为何要绑票，人家没说，他也就没问。不过，邱滔承认，他猜到鲁培德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讯问进行到这里，衣博中忽然想起陆鸿海深更半夜遭受威胁并收到那份疑似由“野马”执笔的假证明之事，寻思莫非此举也是眼前这个家伙所为？一问，果不其然，邱滔承认那也是鲁培德让他干的。那么，干那活儿时的刀枪呢？邱滔说刀子就是他平时揣在身上用以防身的匕首，至于手枪，那是没有的，他找了一段细铁管顶住陆鸿海，当时是半夜，陆鸿海从梦中醒来，大惊之下，哪里还分辨得出对方的手枪是真是假？
那么，邱滔是怎么跟鲁培德相识的呢？据邱滔交代，他跟鲁培德相识于七个月前。那天晚上，有个客人坐他的三轮车前往宏运大楼。到了地方，客人付钱进楼，这时天空飘下了雨点儿。他正想赶紧回家，从楼里出来一对男女，那女的嘴里一迭声叫着“三轮”。邱滔已经跑了一天的车，晚饭还没吃，很是疲惫，他以为这二位都要坐车，就有点儿不愿意拉这个活儿。那女人告诉他就男的一个人坐车，央求他拉一下，下雨多给车钱就是。于是，邱滔就拉上了那个男子——鲁培德。
路上，雨下大了。鲁培德说咱歇歇吧，反正我也不急着回家。雨这么大，你穿的那破雨衣根本不管用，淋湿了生起病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邱滔就把三轮车停在一家小酒肆门口，说先生不瞒您说，兄弟还没吃晚饭，饿得不行，您稍等片刻，兄弟叫碗面垫垫肚子就走。鲁培德说师傅你还没吃饭啊，太辛苦了！这样吧，你要是瞧得起我，咱一起喝一杯，我请客！
一顿饭吃下来，邱滔把自己的情况向对方和盘托出，同时也知道对方是个医生。就这样，邱滔和鲁培德交上了朋友。案件破获后警方才得知，邱滔其实已被以“野马”为首的这个潜伏特务组织列为正式成员，而且封了这个兵痞一个上尉军衔。
讯问结束已是午夜时分，衣博中和那几个前往抓捕鲁培德无功而返的侦查员讨论了一会儿如何寻找鲁培德下落的事儿，不得要领，于是说今晚大家休息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全组开会研究。
次日上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鲁培德的情况进行重点讨论。最初，有人提出鲁培德或许就是井端阳所说的“野马”。这个观点马上遭到反驳，理由是：首先，在绑架圆圆后，邱滔曾问过如何处置这孩子，鲁培德说得听人家的——这个“人家”，应该是鲁培德的上司“野马”；其次，绑票后的傍晚邱滔奉命对井端阳进行监视，发现井端阳在茶馆被捕，他将此事报告鲁培德后，鲁立即外出了两个小时，回来后说明天早晨把孩子放回去——鲁的这次外出，应该是向其上司“野马”请示去了；第三，实施绑票作案后至当天傍晚邱滔受鲁培德指派外出监视井端阳的这段时间里，鲁培德和邱滔一直在一起，而井端阳却在邱滔赶往艺专监视他之前收到了赎票函，这说明在该案中除了鲁培德、邱滔之外，还另有人参与，那人可能是受“野马”指派的其他人，也可能是“野马”本人；另外，根据“野马”与井端阳那套慎而又慎的联络方式判断，“野马”应该不会亲自出马参与绑票，更不会跟邱滔这样的小角色走得那么近。邱滔的兵痞历史虽然不致成为人民政府“镇反”的对象，但属于“树大招风”，容易引起派出所和进步群众的注意，与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会导致人家把注意力顺便投向“野马”，而“野马”肯定是不希望受到这份特别关注的。
因此，多数侦查员认为，鲁培德其人应该不过是“野马”的下属之一，他可能不像井端阳那样有“副组长”之类的头衔，但是，他显然是深受“野马”信任的一个部属，因为他随时可以求见“野马”，在得知井端阳被捕的消息后他仅仅出去了两个小时就带回了“野马”的新指示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估计鲁培德是“野马”的助手，属于“组长助理”一类。
往下，就是讨论该如何抓捕鲁培德和“野马”了。“野马”的线索眼下属于八字还没一撇，所以只有先从寻找鲁培德着手。追查鲁培德下落的线索是现成的：邱滔交代，他与鲁培德的相识始于宏运大楼，这一点与井端阳交代的“野马”给他指定的通信联络点系宏运大楼也是相符的。因此，重新盯着宏运大楼调查，应该可以找到鲁培德的线索。另外，还要对其史庄街170号的住所进行调查。纪雷等三名侦查员前往史庄街，跟那个与鲁培德同居的汪姓女子聊下来，不由得有些失望。汪某是个无业寡妇，二十八岁，十七岁第一次出嫁时嫁了个药店伙计，那人没子承父业做生意，却投靠日本宪兵队当了便衣。这厮对这份工作很努力，1944年不知是被中共还是国民党方面的地下人员除掉了。汪某就成了寡妇，独自住在丈夫留给她的房子里。抗战胜利后一年多，她又嫁了个男人，比她大十多岁，是保定市警察局的财务人员。保定解放后没几天，不知怎么就上吊自杀了。从此，汪某就有了“克夫”的恶名，媒婆不敢登门。她就靠着后夫留下的积蓄过日子。前不久，有个男子登门，这人是汪某后夫的朋友，干什么营生她不清楚，反正以前跟她家有来往。一来二去，她就和对方好上了。这个男子就是鲁培德。鲁培德跟汪某同居，虽然不是天天住在汪某家，但一周总要来三四天，还把其朋友邱滔带来一起喝茶聊天儿。汪某对于鲁培德的情况，也就知道这么些了。
另一路吴富生等三名侦查员奉命对宏运大楼进行调查。在吴富生几个看来，由于有了邱滔所说的情况，所以就用不着如之前那样兴师动众了，只消悄悄调查即可。可是，调查下来的情况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宏运大楼现有的住户中竟然没有邱滔所说的那个女人。侦查员于是就请看门人辛大爷拿出入住、迁出的登记册，结果发现有一个名叫苗美雯的女子符合邱滔所说的那个女人的情况。苗是今年三月间迁出的。去了哪里呢？册子上没有记载，不过辛大爷还记得，他当时听苗说过，她的新住处在南菜园，是一幢日式洋房中的两间，租金比较便宜。
侦查员循着这条线索前往南菜园那里撞运气，竟然一下子就找到了，于是请南菜园派出所户籍警瞅个机会把苗美雯悄然传唤到所里。苗美雯交代，其夫是国民党宪兵军官，保定解放前一个月奉命撤退去了广州，从此就没了音信。她的住房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收的敌产，保定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她就搬到了宏运大楼。后来认识了一个名叫钱玉璋的茶叶店伙计，就与其好上了。钱是有妻室的，不能天天住在宏运大楼这边，就隔三差五过来。苗美雯在一家私营公司当会计，今年3月，她供职的公司搬迁了，为上下班方便，她就搬出了宏运大楼，住进了现在的日本洋房。
侦查员让苗美雯描述一下钱玉璋的形象，听下来跟邱滔所说的鲁培德似乎差不多，于是就问明茶叶店伙计的住址前往捕拿。哪知，待到跟钱玉璋一照面，就觉得眼前这主儿跟印象中的特务应该具备的气质大相径庭，整个儿是一公子哥儿的样子。侦查员寻思莫非这小子是伪装高手，故意装成这副样子？所以还是将其带到派出所了。往下再一查，这主儿真的跟特务不沾边，也没有其他方面的违法行为，除了偶尔拈花惹草，也算是一个良民。
于是就按照良民待遇对待。刑警跟其聊天儿，好茶款待，香烟互敬，另派两个侦查员去向苗美雯了解邱滔说的那天她叫三轮的情况。两方聊下来，得知邱滔所说的情况属实，钱、苗两人确实在宏运大楼接待过这么一个朋友。那人叫朱浩，是个医生，那天是请他过来吃饭的，因为之前他给钱玉璋患肺结核的老爸搞到了几盒便宜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针剂。侦查员详细询问了朱浩的特征，跟邱滔所说的鲁培德非常相似。又把此人的医生职业跟绑票案中所使用的麻醉药物联系起来，认为这主儿看来就是鲁培德了。至于哪个名字才是真名，或者两个都是化名，这个暂且就先不管了。
那么，钱玉璋是怎么跟这个人认识的呢？钱说是在去年一次舞会上认识的。舞会由谁主办，在哪里举行，这个，钱竟然说不清楚，他当时收到了一纸请柬，上面只说舞会，不过是要收费的，价钱还不低，跟舞厅差不多。钱玉璋喜好这一口，于是欣然前往。去了以后，偶然认识了朱浩。之后，两人就有了来往。朱浩只说他是医生，至于在哪家医院或者诊所、家住何处、是否有家室等等，对方没有透露，钱玉璋也没问。
接下来，专案组就盯着朱浩调查。既然是医生，不管是在哪家医院或者诊所甚至是个体的，都得在卫生局登记备案，于是就去市卫生局调查。可是，一圈儿找下来，不论鲁培德还是朱浩，都没有这两个姓名。这下，一干侦查员就有点儿傻眼了。
衣博中对宝大贵说，老宝你是老刑警了，这方面的事儿经历得多，你琢磨琢磨看，该朝哪个方向去找这家伙呢？宝大贵想了想，说这人所谓的医生不过是自个儿说的，苗美雯也好，钱玉璋也好，都没见过他真的给谁治病；不过，他给钱老板买盘尼西林那倒是真的。盘尼西林是市面上最为紧俏的商品，别说便宜价了，就是翻倍的黑市价也是供不应求，可是这人却搞到了，而且一下子还弄来了几盒。所以，我在想，这人会不会是做西药生意的？另外，钱玉璋说的那次舞会，会不会是行业公会联合组织的？只有这样，茶叶店伙计才能跟西药房的什么人撞到一块儿。
众人听着，皆说“言之有理”。于是就给钱玉璋打电话，一问，那个舞会上还真有不少人是老板、伙计；再向茶叶、西药两个行业公会打电话了解下来，他们确实和粮食、五金、油料、水果等几个行业公会联合举办过一次联谊舞会。侦查员吴富生、翟芝峰去西药业公会查下来，有一个名叫毕之鸿的跟邱滔、钱玉璋所说的鲁培德或朱浩相似。这人是个西药掮客，担任保定市西药行业公会的办公干事——相当于替行业公会义务跑腿的志愿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旁边屋里的一位老先生进来倒开水，听见说到毕之鸿，就插嘴说是小毕啊，他一会儿要来我这边开证明呢，说要去广州出差。纪、翟两人顿时一个激灵：这家伙想逃？于是决定守株待兔，并指定接待他们的行业公会副会长杨先生守着电话机，告诉他如果毕之鸿来电应该如何回答。然后，侦查员打电话向专案组长衣博中报告此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毕之鸿来了。刚进了那老先生的屋子，还没来得及跟人家说上话，两个侦查员已经从隔壁屋里冲过来堵住了门口。吴富生只一看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那丝惊慌的眼神，便知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主儿了，倏地掣出手枪将其逼住。这时，衣博中也带着三名侦查员进来了，毕之鸿就这样束手就擒了。
把人带到省厅，衣博中亲自讯问，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真实姓名？”
被捕者称其真名就叫毕之鸿，鲁培德、朱浩都是因特务活动需要而使用的化名。然后，毕之鸿对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
他于1947年在天津经人介绍参加了“国防部保密局”，直接领导他的上司名叫沙锦忠。1948年夏，他随沙锦忠来到保定。他以原先一直在干的西药掮客为业，沙锦忠则在一家私营贸易公司谋得了一份财务工作。保定解放前夕，沙锦忠通知他：“保密局”决定组建“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已经任命沙锦忠为组长，另设副组长一名，毕之鸿为上尉组员，由组长直接领导。之后，他曾根据沙锦忠的命令，收集了一些保定中共党政军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指令发展特务。可是，由于社会上已经广泛开展了政治形势教育和反特宣传，他在这方面不敢放开手脚去做，只发展了一名新成员邱滔，还不敢向其正式挑明。至于立夏那天的绑票案，毕之鸿说是奉沙锦忠之命执行，作案时使用的麻醉药，是他从一家私人医院负责采购药品、医械的朱先生那里要来的。
当晚，沙锦忠在其家中被捕，当场搜得收发报机、密码本、密写药水、特工照相机、手枪与子弹、定时炸弹、毒药以及黄金、银元若干。
沙锦忠供认，其系1940年在重庆加入的“军统”，曾接受过“军统”特训班的训练，并在上海、南京、天津、保定从事针对日伪和中共的特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奉命在北方地区从事针对中共和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情报活动。保定解放前夕受命潜伏，特工代号为“野马”，担任“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组长。其领导的这个特务组织一共有九人，后来又发展一人(即邱滔)，其中三人由副组长井端阳领导。至1951年5月止，先后十四次向台湾“保密局”总部以电台或交通方式输送情报。
至于对井端阳之子实施绑票的原因，诚如专案组所估计的，是因为井端阳向宏运大楼联络点寄发的那封信件(由毕之鸿负责取信)引起了沙锦忠的怀疑，但他又无法确认井端阳是否已产生动摇甚至“叛变”，所以就以绑票方式对井端阳进行试探和警告，至于如何处置井端阳之子圆圆，那要看井端阳的最终态度。
讯问结束前，沙锦忠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另外三名潜伏特务的姓名、住址。这三名特务在次日上午全部落网。
1951年9月11日，保定市军管会对“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案件作出了判决，判处沙锦忠、毕之鸿死刑；井端阳、邱滔等其他七名特务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那个为毕之鸿提供麻醉药品的朱鸣秋被判刑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