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HIGHT2025 闲言乱语 2020-07-31 261 次浏览 , , 1条评论

按:2015年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与四川著名藏族作家阿来进行了长篇对话,并对我国民族工作进行了探讨,此为对话内容节选。

“藏族”观念并不是藏人固有的

阿来:在有关民族与文化问题方面,那就是提倡交流与融汇,而不是煽动疏离与敌视。这是所有民族与文化走向的大势,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福祉。我所查阅到的所有资料表明,历史上,自吐蕃政权崩溃后,藏人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独立”概念。

我读到过一个民国时期曾经很活跃、向往共产主义的藏族青年革命者的回忆录,其中讲他如何在金沙江边向一个贵族宣传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那个听讲人,听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语言、以地域、以信仰的异同来划分民族共同体这样的“常识”时,还感到闻所未闻的惊讶。这并不奇怪,民族,其实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

中国所谓“民族”与西方所谓“民族”有很大区别。自古以来,中国的民族你来我往,一直处于一种既相互有所区别,又不断交融、融合的过程之中。比如藏汉之间,从古到今是大量混血的,现代社会人口的迁移更加速了这个进程。即使不混血,一个汉人在藏区久了或一个藏人在内地久了,在文化上都会增加许多对方的东西,以至很多人在公共场合如果不特意标明民族身份,从装束到交往、表达方式都区别不出彼此。

另一方面,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内部也富有文化多样性,比如藏族有卫藏、安多、康巴、嘉绒、白马等等分别,有各自的历史传承,各自不同的族源,各自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相互语言也往往说不通。只是吐蕃的兴起,尤其是后来藏传佛教的传播,为这些本不相同的高原族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文化特性。

这个进程正可以说明,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本是模糊的,有弹性的,而不是清晰到从地理上就可以拉出一条明确的线,作为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的分界,更不是清晰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于血缘的民族身份。所谓“蛮夷之分”,在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中,在细部上其实始终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带来的弹性,其实就是交汇融通的可能性,这本来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有利条件。问题是到了当代,我们的民族识别和一些措施使公民的民族属性过于清晰,行政区划又使民族的地域概念过于清晰,把文化上的弹性、过渡性地带弄没了。

1971年,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应联合国邀请在国际反对种族主义者大会上作开幕演讲,那时,他就敏锐地指出,对于文化与种族的多样性这样的全球化问题,有两种处理方式,那就是“既可以靠一种加大差异的力量,也可以靠一种减弱差异的力量”。我以为,我们现今的一些政策,是在“加大差异”,差异越被过分强调,那么国家共识与认同的形成就越发困难。斯特劳斯就曾经指出:如果“加大差异”形成一种力量或习惯,那可能会付出两个代价,或者是“社会不能发展”,或者是“社会发展也不无风险”。

朱维群:首先要承认,民族现象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要指出,中国各民族自古就是互相交融的。从我国各民族的族源来看,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成分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化都是在各种形式的民族混居、通婚、迁移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吸收、容纳其他民族成分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就造成中国各民族间的界限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相对性、变易性、不确定性。

清人解释孔子的思想,“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并不把基于血缘的民族身份区分看成凝固不变,而是强调文化认同对于民族身份认定的关键意义。这个传统,使得在中国搞“民族分裂”不太容易。

在我们公民的各种身份认证中,除了性别、年龄等自然属性,民族身份几乎都被列为第一表征,时时处处受到强调和提醒。这固然有助于一定时期内增强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帮扶、优惠措施的针对性,但也造成我们一些地方不同民族身份的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为“民族问题”,而成了“民族问题”,法律的效能往往就会打折扣,解决办法或者偏向于对特定民族成员采取防范措施——其后果是引发有关少数民族人群不满;或者偏向于妥协迁就、花钱买平安——其后果又往往是引发内地人群不满。我们社会原来很“皮实”的民族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敏感,有的时候成了易碎品。

我在2012年一篇文章中建议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当时受到很多人尖锐指责,他们认准如果身份证上没有这一栏,他那个民族就会被“消亡”。现在一些民族同志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固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带来某些优惠、好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带来特殊防范。总的来看,我们民族政策的走向,还是要向“交往交流交融”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而不是再去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把这种界限划得越来越清楚。

至于会不会如同有些同志所担心的国家对少数民族经济上的特殊帮扶由此减少呢?不会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帮扶总体上可以通过地域性差别化政策解决。对真正整体性贫困的民族可以保持原有的民族性差别化政策,但其范围实际上是很有限的。

阿来:我对把民族身份具体到每一个人,而且明晰地落实在户籍、身份证和各种行政履历上的这种作法,可以明确地说,是持反对态度的。

刚才说到不同民族间、不同文化间保持一定模糊性,也就是一些弹性,是有好处的。而把身份明确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民族区分就成为刚性的存在,难以变更了。即便血缘混杂了,文化交融了,还需要你退后一步,去寻找一种特殊的“民族”归属。文化多样性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必要以刚性规定每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作为手段。

民族身份问题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这个理论的最大实验场是前苏联,其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另一个理论来源是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后殖民理论,是反殖民主义的,倡导或应和了当时的反殖民的民族国家独立风潮。但这样的理论用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治理,是有问题的。

必须看到,在今天的社会,对文化区分的过度强调最后几乎都会演绎为政治问题。我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谈这种身份识别带来的困境与冲突。我个人也身在其境,当我身在旅途,在酒店,在机场,在一切有安全防范之处,都因为身份证上的那个族别,而受到重点盘查,都为之迷惑,为之痛苦,为之愤怒。

我不需要因为民族身份在工作中受特殊照顾,我也不希望因民族身份而感到我不能在这个国家享受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

民族教育要把学生放到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去

阿来:我们民族地区教育体制中有些做法我认为也有待研究。比如,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的设置,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在新中国建立后一个时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比建国初期的内地还要好出很多。如果我们还是把青少年学生按民族身份圈在一起,分开教育,效果就未必好。过于强调差异,不利于国家共识的培养与形成。

现在国家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把一些孩子集中到内地大城市上学,这本来是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促进民族交融的好办法,但是到了内地依然把这些孩子圈在一起,异地陌生环境的无形压力,使他们更加抱成一团,结果是那个小社会的封闭程度比原先当地那个大社会还要厉害。我认为,无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异地办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要把学生分散开来,放到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去。

我们多少年来形成这么一个循环:少数民族孩子从小在民族中学读书,然后到民族学院读书,所学专业大部份又是本民族语言、文学、历史,毕业后又在民族院校或相关机构教书、做研究。这样传上两三代,就算是种青稞,种子也会退化呀!

朱维群:我问过一些少数民族高中生、大学生:你们这样的知识结构,国家通用语文也不能很好掌握,将来就业问题怎么办?他们说,国家可以给我们制定专门政策啊,可以分配岗位给我们啊。有些地方管教育的干部也是这个想法。我赞成国家在一个时期内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制定一些特殊政策,客观上,教育模式的转换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在市场经济竞争的大环境下,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进步与兴盛。

分享&收藏

一条评论

  1. Royal CBD说道:

    We absolutely love your blog and find the majority of your post’s to be exactly I’m
    looking for. can you offer guest writers to write content available
    for you? I wouldn’t mind producing a post or elaborating on a few of the subjects
    you write about here. Again, awesome website!

    Feel free to visit my web blog :: Royal CBD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