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案要案纪实——005.鹤岗市抢劫大案(四)

HIGHT2025 史海奇谭 2020-06-12 1,268 次浏览 , , , 没有评论

第十三章

徐衍东厅长嘱以重托,张昕枫副厅长亲自出马。省厅第二工作组抵达鹤岗,孙匡男、崔道植三员大将全部露面。 全省打击杀人犯罪工作研讨会于2月12日在哈尔滨落下内幕。会议一结束,徐衍东厅长立即与张昕枫副厅长紧急磋商,研究如何处理鹤岗大案问题。两位厅长,特别是张副厅长,几乎每天都在听取来自鹤岗的汇报,作指示。但由于忙于会议,一直抽不出时间专门交换意见。此外,徐厅长心目里始终有个算盘,他认为这样的案子最好由张昕枫亲自出马进行现场指挥,他才能完全放下心来。对于鹤岗方面的侦破进展,徐衍东了解得很仔细,他完全同意鹤岗指挥部的工作方案,对何局长的经验、闫自忠的干练,也抱有信心,相信此案破获在他们手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此案实在影响重大,早一天破,就有早一天的效果,并且,他认为此案不仅是鹤岗的案子,而且是黑省的案子,必须运用全省最精锐的力量一举破获,以检验黑省公安部门的实力。会议一结束,他就把张昕枫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昕枫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头天晚上刚刚与闫自忠通过话,了解到目前的形势。在他看来,有些情况也是非下去具体摸一摸才行了。自然,他一下去,整个破案工作的首要责任就落在他头上,他还是感到此行不容推辞,作为一省的刑警头脑,这个时候不出现在刑警们面前,又如何称得上最高指挥者呢!和平时期,刑警是真正进行实战的部队。目前,全国平均每天牺牲一个民警。刑警指挥员与军队的指挥员又有不同。他不仅要决定战略,也要决定战术。遇到真正错综复杂的案件,他要直接拿出最具体的意见,指明侦查的途径。在那一刻,千军万马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他一个的判断。这种时候,他所做的简直相当于一个战士端起枪,瞄准敌人。所以,刑警的指挥员实在羡慕不得,冒充不得、蒙混不得,在国家机关的各个职能部门中,是切切实实的一员干将。他可能由于一起大案得到升迁,也可能由于一起大案立刻被撤职,仕途上最为凶险。 “你考虑一下,需要带谁去?”徐厅长表示关切。张昕枫坐在沙发上,两手平稳地扶着把手,保持了平素的镇静和微笑:“有3个人是非带不可的:匡男、老崔和老车。”匡男即孙匡男,年轻有为的省厅刑侦处处长;老崔是崔道植,省厅刑技处处长、全国弹道痕迹权威;老车即车则仁,省厅刑技处副处长,全国有影响的法医专家。把这三个人带去,再加上已经在鹤岗的闫自忠、王克立,可以说是把省厅刑侦、刑技的主要骨干一锅端了。 徐厅长没有笑,他也认为确实到了值得倾其所有、一决雌雄的时刻了。在这种时刻,有张昕枫这样的同事替他独当一面,承担重负,他真是感到欣慰。并不是每个省厅厅长都有这样的左膀右臂。他们进一步交换了看法。徐厅长以为,如果闫自忠等人的分析不错,那么鹤岗“1.28”案已经成为省内第六起系列杀人大案,而且其严重程度要比前五起为甚,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记号。张副厅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两人交谈中,再次使用了后来非常著名论点,即“1.28”大案标志着“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 “说实在的,老张,”徐衍东不无感喟地说:“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严峻了。‘严打’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多作预防犯罪方面的工作。有些事情不是公安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保持稳定是大局,但现在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多。我们黑龙江本来是资源大省,像煤、木、粮、油,过去都为国家做过很大贡献。时至今日,这些优势都发挥得不够了。这里面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原因和体制的原因。森工、煤炭、军工企业经济上普遍不景气,欠发工人工资现象严重,有的半年、有的长达一年发不出钱,光这一项就要增加多少犯罪因素?工人要靠工资维持生活,不发工资,他没有生活出路,有的就要到社会上去犯罪。比如说,鸡西某个矿有个老工人,平时表现很好,几个月不出支,为了女儿上学,偷了矿上的物资。这个人被抓住后说,我也不想偷,可是你们不给我发工资,女儿的学费交上不,我怎么办?另外,每年的辍学生就有5到7万,“两放”人员还有一部分,还有闲散在社会上无职业、待业的人。像这些都属于不安定因素,在我们黑龙江很突出。”张昕枫频频点头。他平时和徐厅长交换对案件的看法较多,在更广泛的问题上讨论较少,今天谈到这里,也不禁表示同感: “我也考虑过,我们省杀人犯罪活动多,原因可以列出不少……犯罪是社会现象,是社会诸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影响和制约杀人犯罪发生、发展的因素是大量的。”他板起手指头数:“比如,现在老百姓中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的变化有多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是在膨胀,当然严重腐蚀一些人的思想,特别是青少年……各种渲染凶杀、恐怖、暴力的书刊、影视,对犯罪活动也算起着引诱、刺激、教唆作用:像您说的,大量企业经营不景气,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破、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很多富余人员流向社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又涌向城市。城市升学率低,失业待业人员增多。‘两放’人员安置和再教育落实不了,也成为犯罪率高发的群体。还有,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一部分心理失衡,一方面是少数人‘大款’挥霍无度,一方面是一些只有高消费欲望,没有挣大钱本事的人铤而走险。企业深化改革、剥离冗员、优化组合、处理违纪,再加上办事不公,矛盾越来越多,有了‘你砸饭碗,我砸你脑袋’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机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还在建立、完美过程中,法律、制度和措施不健全、不配套。再加上黑龙江人口构成复杂、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城市人口多、高纬度、日照短、半年闲、酗酒多等等这些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我省杀人犯罪突出,确实有客观原因的一面。” 徐衍东见他数得这样清楚,笑道:“行,我看你的确是有研究。将来争取由你执笔,好好写个关于社会综合治理的报告、送省里参考。”“这不归我管,”张昕枫笑着摆手,“我们做公安的,重要的是加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别的都是题外话。”“也不尽然。形势总是要了解的,况且,对研究犯罪心理也有用。”张昕枫郑重点头:“是的,譬如‘1.28’案犯,我猜想就属于那种‘有高消费欲望,没有挣大钱本事,铤而走险’的人。”“他们要的是一百万。”结束谈话时,两人觉得彼此又熟悉了许多,他们站起来,握手,张副厅长感到徐厅长的手握得比平常紧,他深知其中产意味。 崔道植、车则仁两位处长接到命令就赶回四处交代工作,准备必要的勘察用具。四处又称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黑龙江省公安厅科技处,对外称黑龙江省767研究所,即专门从事刑事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的研究所,因成立于1976年7月命名。这个单位一套人马三块牌子,下设法医、痕迹、文检等12个科室,是一个多学科、多功能,既办案又科研、具有现代设备和现代管理水平的行政学术实体,国家二级物证检验中心。刑事技术是刑事侦查的基础,办案总要从现场开始,最先从现场开始工作的就是刑技人员。指挥员、侦察员若不懂现场,很难成为优秀的指挥员和侦察员。特别是随着现代犯罪活动的发展,刑事科技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省厅对这个部门的投入也日益加大。如今,在设备上,所里的实力已与部里相差不大,近年来重要物证一般不需要到部里送检,大大加强了办案效率。由于这个部门的特殊性,四处并不设在省厅大楼,而是独立出来自己拥有位于其它街区的一幢四层楼,并常常有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观访问。 走进四处,逐一参观陈设着各种高级先进设备的科室,与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交谈,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公安厅内部还有这样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这与人们对公安机关的一般印象截然不同。四处的人大都具有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历,有的是研究生导师,多数人为高级和中级技术人员。公安科技被称为“第一战斗力”,20年里,这些温文尔雅的书生参加了上千起大要案及疑难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为基层部门和兄弟单位鉴定复核了各类案件一万五千多起,包括法鉴案件三千五百多起。省内一些有名的案件,如98次列车爆炸案、七台河爆炸案、“三张”案件等,所里的技术鉴定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仿佛可以说刑技和刑侦人员的关系是“秀才”和“兵”的关系,刑技人员多敏感、细腻,刑侦人员多豪爽、粗放,彼此自然有不尽融合之处。不过,真到了绑在一起干的时候,也没有不同心同德的。破案中刑侦、刑技缺一不可,但有时首功在刑侦,有时首功在刑技,当刑技贡献突出时,刑侦总是由衷敬佩的。如98次列车爆炸案中,车厢里炸死9人,炸伤47。在血肉横飞、遗物狼藉的现场,四处的人连续奋战,充分运用了痕迹、法医、理化等技术手段进行勘查和检验,终于认定引爆物为雷管和1号电池,并且确定了引爆人和引爆点,为及时侦破此案提供科学依据。在1991年讷河县发生的特大杀人案中,贾文革犯罪团伙先后将40余名被害人尸体掩埋在菜窖及深坑中,作案手段之残忍、犯罪时间之长、残害人数之多,都属全国罕见。四处的技术人员与当地同志一起,在随时可能出现塌方、尸毒感染和乏氧窒息的恶劣环境下,不怕脏累,不顾个人安危,在腐烂如泥的尸体旁坚持工作。有时一边打点滴、一边工作,仅用8天时间就将尸体挖掘、检验处理完毕,圆满完成检验鉴定任务。这些事迹无疑都使刑侦人员心悦诚服。 这个所讲究在办案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办案中增加购置设施、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为科研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办案工作不断扩大检验范围、不断提高检出率和准确度,使办案更加科学化、规范化,逐惭形成雄厚的力量。在法医方面,过去的检验项目比较单一,物证检验上仅能开展ABO的检验。现在,在ABO检验基础上能开展MN血型、血清型、酶型、DNA及PCR技术,还发展了病理检验技术、法医人类学伤残鉴定,结束了在物证上只能排除不能认定的历史,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1987年3月,哈尔滨亚麻厂发生特大粉尘爆炸事故,现场尸体残缺不全,面目皆非,尸检难度很大。研究所技术人员综合运用人类学、血清学、病理学等多方面检验技能,对尸体进行认真的检验和解剖,准确无误地统计,整理出伤亡总数及作者名单、伤势和每具尸体的详细特征,确定350具无法辨认的尸体源,显示了过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检验鉴定水平。当时的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曾专程代表国务院来研究所慰问、表彰。1993年肇源县发生一起入室强奸案件,由于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为B型,嫌疑人拒不承认犯罪,常规方法检验又无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构成谜团。后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应用单克隆抗体和酶联免疫新技术,认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质为B型非分泌型物质,与嫌疑人的体液一致,结果为破获此案提供了有力证据。 过去,在强奸案中,被引产的胎儿只能通过形象对比的方式猜测生父,而现在可以通过DNA直接认定,准确率达1%10IZ。因此,近年来社会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亲子鉴定。在痕迹检验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马蹄镜、对比显微镜和立体显微镜几种简单的工具,开展的项目也限于手、足、工、枪等经典检验项目。现在则建立了枪弹档案自动化图像处理系统,开发应用了指甲的同一认定、手工缝纫痕迹检验等技术,使痕迹检验从定性到定量,从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1989年,哈尔滨市道里区发生一起两名女学生遭枪杀案件,研究所根据弹壳查验,很快确定现场作案枪支为省民航管理局的枪支,侦察部门据此迅速抓获了犯罪分子,这些技术方面的进展都对社会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抢到了枪,也不敢轻易使用。 在理化检验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试管、薄层涂布器等一般检验手段,现在发展到拥有电子显微镜、色质谱联用仪等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物证的检验从常量发展到微量,从定性发展到定量,解决了一些过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1984年,北京市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杀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被害人生前曾戴过的手表的链缝中一丝绒线,运用扫描镜进行微量物证检验,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在文件检验方面,过去只有铅笔、橡皮、放大镜、显微镜等检验工具,只能开展笔迹检验,现在则拥有了多功能红外线鉴别仪,可视光谱仪等先进设备、不仅能开展笔迹检验,还能开展污损文字和文件的检验;不仅能开展物理检验,还能进行化学检验。1991年10月,哈尔滨市烟草公司仓库发生特大盗窃案,被盗各种香烟总价值达人民币三万余元。案件在诉讼查证过程中,检察机关人员发现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龄不满18周岁,情况可疑,于是将这名嫌疑人的户口本等证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检科。文检人员运用红外线鉴别仪进行检验,认定户口本上的年龄纪录是经过改动的,揭露了案犯家属造假的事实。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显然得到大大加强。当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难处,目前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创收”。在经费来源上、生活补贴上、所里都要想办法四处筹措资金。对于技术出身的所长、副所长们来说。搞钱确是件非常挠头的事,要占用大量精力,有时还摸不着门,但也只能勉强为之。没钱,不要说生活来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现场也支不出旅差费。技术人员们出差办案是按技术等级拨款的,一等技术人员每年只拨600元,够干什么呢?所里在前往鹤岗侦破“1.28”案过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这个窟窿不知何时能补上。所谓“孩子哭自己抱着找奶去”,财政上的事找国家讨是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好在这种现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车则仁是研究所的两根台柱子,最初张副厅长就想派他们去鹤岗,当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专机把崔所长接走了,向他咨询火箭运行痕迹问题,车副所长也脱不开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现在,张副厅长仍然认为,鹤岗一案中的技术勘察力量必须加强,要请出全省的技术权威,崔、车二人终于出动了。崔道植与车则仁赶到省厅时,孙匡男等人已在那里等候。省厅刑侦处处长孙匡男属于少壮派,年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笔挺,一望而知人材出众,也是张昕枫的的一员爱将。 此人1976年底进基层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县局干到1980年,后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队长直至刑侦副局长,1992年选调省厅任刑侦处处长。松花江地区也是大案多发区,但那里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孙匡男的贡献,这也是他不断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与传统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将,也更喜欢手下人具有儒将风度。可谓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传统上,多认为作刑警的应该膀阔腰圆。武艺高强,八面威风,方能镇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孙匡男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专政。现代犯罪活动也日趋向设计型、智能型方向发展,看一个刑警的素质不能只看“一脚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数。 巴安县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说明孙匡男破案的路数。那是一起新婚小两口被杀的案件。小两口开着一家杂货店,夜里遭了难。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剥光衣服,扎了20多刀,店里的现款都被拿走,还丢了些整条的香烟。地上洒有酱油、胡椒粉,看来意在破坏警犬的嗅觉。警方先是怀疑奸杀,经过法医检查未发现行奸的痕迹,只剩下仇杀和抢劫的可能。孙匡男较善于推理。他认为凶手与这家人应该相识,否则夜里很难叫开门。又注意到货架上的奶粉被动过了,就命令调查附近谁家有缺奶的孩子。 调查的结果,真的抓获了一个叫同军的鳏夫,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烟,都是店里丢的。罪犯供认,因为穷,妻子闹离婚走掉了,把孩子丢给他。孩子没奶吃,终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军敲开杂货店的门,想赊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绝,同军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凶器前来抢劫,杀了新婚夫妇两人。尚志县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万山地区一处路卡前开来一辆汽车,远远地看见车灯在离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灭,下来一个人,又不见了。这情况引起哨卡的怀疑,提着电筒前去视看,见路边停着一辆212吉普车,车上有血迹,人已失踪。于是把车拖回来,次日晨警察开始调查。 很快查清这是辆出租车,从山里开来,侦察员们逆向搜寻,在距停车处2公里的地方发现司机尸体。后来得到线索,有一个去山里收黑木耳的人曾把这辆车租走。作案动机是抢劫还是杀人则分辨不清。租车者可能抢到了一笔钱,那么这笔钱的来源也需要广泛调查。孙匡男的思路与众不同,他认为这里面有些逻辑关系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谋财,那么在山里动手更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应该出山后才行动。在卡点杀人,又在卡点前抛车逃跑,说明他事先对设卡一无所知,现场的位置说明他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 于是,孙匡男的判断是:罪犯的目的是抢车,产生的动机的时间就在抢车前不久。根据这个判断,他指挥部下全体进山查访,后来果然查出,罪犯为辽宁铁岭人,犯有前科。这人进山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搞木耳,没有搞到,十分懊丧,出山后中途想到抢车,遇到哨卡匆匆逃走。久而久之,同事们都意识到这位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确有自己的一套。有点福尔摩斯的品味,孙匡男则很欣赏福尔摩斯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时,那么发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时,你就一定会破获。” 9时10分,徐衍东厅长亲自将张副厅长送至大门口,又一一与孙匡男、崔道植、车则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厅派出的第二工作组便分乘三辆汽车启程,此时距“1.28”案发案已整整15天。孙匡男坐进了张厅长的小车。一路上,他们还有机会交换些看法,孙匡男顺带汇报了处里近期的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人手不够,疲于应付,如果此时省内别的地方又发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晓得派什么人去了。张昕枫当然能理解,笑笑说:“形势变化的确太快,公安战线上总的看来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还比较被动。最近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防范体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现在人、财、物流动太大,客观上造成许多犯罪的机会,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的流动性大,许多人口不在公安视线里,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孙匡男点头:“您读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吗?这本书听说被批了,书里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农民本来是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都进城了,流动起来,社会也就不容易稳定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农民为什么就该一辈子钉在土地上呢?但从某一个角度上看这种情况也能说明一种变化,就像您说的,开放了,搞活了,人财物也活动起来,如果公安还是死的,像过去那样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应的对策不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加强管理。”有人曾经生动地概括当前形势的变化:大街远处不经商,旅店成了小银行。工厂好比万宝囊,居民楼院变空房、流动人口似水淌,都市里面有村庄。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闪烁夜更长。 张昕枫思忖着说:“我的想法是应该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重点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这个环节,才能有效地预防、发现和控制犯罪。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总是处于被动局面。”他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1996年,张昕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厅长,到任后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哈尔滨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得到大刀阔斧的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大都充实到基层派出所。同时,又向社会上广泛招募大学生,将数百名大学生直接派往基层派出所充任民警,这个大胆的举措震动了警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魅力用在了点子上。并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长都有眼光从长远考虑从事这种基础建设的。旅途上,张昕枫与孙匡男交谈了不少看法,无一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张昕枫亲自指挥过若干起大案的侦破,在他看来,“1.28”大案属于必破之列,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发生的环境,他认为这一环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对的现实。 在鹤岗方面,公安干警们则由于张副厅长的即将到来而欢欣鼓舞。张昕枫也属于“老三届”,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泰来县劳改支队工作,这个偶然的安排竟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1979年回城后,因为过去这段经历进了当时的人民保卫部即公安厅。后任五处副处长,一年后升为处长,即孙匡男现在的位置。张昕枫不属于凭资历,而属于凭能力升迁的一茬干部,平素以思维敏捷,判断准确著称。有一年,齐齐哈哈市一名叫张振刚的犯罪分子杀伤民警,抢夺到一支“五四式”手枪,又连续杀死几个仇人后潜逃。一个雨天,张犯被人发现在一处居民区。那里全是平房,张犯被堵在一所四合院内,持枪顽抗,拒绝投降。公安干警已经重重包围了院落,房顶上也架了枪,前来观点的群众竟有数万人,驱散不开。宣传攻势不奏效,人越聚越多,好像都不怕子弹,一旦打响后果难以预料。 当时张昕枫在省厅任处长,赶到现场后,所有当地民警都归他指挥。他思索一阵后,命令立刻调来消防队的救火车,院里的人全部撤出,然后指示用高压水枪对准房子的顶棚喷射水龙,一下子将棚顶掀翻,随即命令四处房顶上的火力齐发,将房内的犯罪分子击毙。用了5分钟时间解决了战斗。周围围观的几万名群众没人离开,都看得目瞪口呆。总之,张昕枫的指挥才干被人们逐惭承认,他升任副厅长,是省长亲自点名的。13日下午16时40分,张昕枫一行7人抵达鹤岗。

第十四章

孙匡男强调以无名尸为突破口,张副厅长提出给尸体“洗澡穿衣”。刘仲义等摸上“1.17”案情,车则仁率法医发现文身。 2月14日上午,张副厅长、孙处长、崔处长、车处长等人在破案指挥部成员的陪同下,勘察了南山矿北楼案发现场。加上闫处长、王处长、省厅刑侦、刑技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已全部聚齐鹤岗,其态势更像是省厅在鹤岗召开一次现场会。所有尸体都已经搬走了,只是在原位置留下粉笔划出的轮廓,以及一滩滩浓稠的黑红色的血迹。墙上的弹痕、室内狼藉的物品依旧。张副厅长等人看得很细,不断向何、闫、王等人询问,专程去富力医院观察了11号尸体的面貌。回到指挥部,又观看了现场录相。录相还未经过整理,断断续续,但能够比较详细地反映出案发后现场上各个角落的真实情况。现在各地刑事技术部门都配备有专人负责录相,录相人员紧跟侦查和勘察人员进入情况,保留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10时10分,指挥部在南楼正式召开会议,向张副厅长等人汇报案情和破案情况。鹤岗方面的警方首领都注意到,张副厅长在视察和听取汇报过程中,神情始终比较安祥,只是偶尔蹙紧眉头。了解张昕枫的人才知道,他处于紧张的思索时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动静的。孙匡男、崔道植、车则仁等人一直在笔记本记东西,与人交换意见。应该说,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进展他们在省城时就掌握了,现在主要是增加感性认识,了解一些具体细节,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入手、构成自己看法。南山矿高书记介绍了矿上工资领取,发放和遭到抢劫的大致过程。何局长、闫自忠、王克立、伦江等人详细介绍了至目前为止破案工作方面的情况。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下午16时15分起,省厅新来的指导工作人员开始发表意见。孙匡男首先讲话。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清晰质形成了自己思路,记在本子上,脉络分明。 他认为前一段工作很有成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的破案条件还是不错的,“案子必破,也能破。”关于案犯方面的情况,他认为: 第一、案犯对现场的情况很熟悉,表现在:(1)了解有钱和钱的大致数量;(2)了解钱存放的位置;(3)了解警力分布情况。 第二、案犯有足够的犯罪经验:(1)作案前有详细预谋;(2)作案过程中分工明确,应变力强;(3)作案手段完备(车辆、枪支、伪装、爆炸物等);(4)作案时间的选择准确,选择在防卫一方容易麻痹的时间段。 第三、案犯有一定的特殊技能:(1)有人会驾驶技术;(2)熟悉枪支性能,枪用得好;(3)懂爆破知;(4)有军事素质。 第四、案犯团伙在租车地点附近有集结点。 第五、案犯为鹤岗人,或以鹤岗人为主。 关于破案工作方面,他认为:侦破线索主要是4个方面:(1)11号尸体;(2)猎枪、猎弹;(3)4人团伙;(4)具备知情条件和驾驶技术的嫌疑者。 他强调在下面工作的民警一定要把案情吃透,要有综合的观念,不能单打一,因为从各线索上都可能破案。但重中之重和突破口应该是11号尸体。在11号尸体上下下功夫,就需要做到:(1)进一步加强尸检;(2)摸底工作要一户不漏;(3)在较大的范围内发一个“寻人启事”;(4)假牙的调查继续抓紧。 查枪弹的工作,可考虑从根上查,查到齐齐哈尔、吉林等地,也包括鹤岗附近地带。同时把清枪的工作搞彻底。调查“刀枪炮”团伙的工作,还要重视审查已在押的人犯,从他们身上要案件、要线索。“三所一院”要充分发动起来。动员群众的工作,最好搞一个方案,步步深入,长期坚持。在这种会议上发言,面面俱到是必要的,显然线索不是单一的,你说不准哪条线索上就能有所突破。但孙匡男的发言给人留下两个较深刻的印象。其一,他对破案充满信心;其二,他认为应该把11号尸体作为突破的重点。他发言时,有人注意观察张副厅长的表情,看到张昕枫不时在笔记本记下几个字,神态基本是轻松的,猜测不出这轻松中是否含有一丝对发言者的赞赏。 接着崔道植处长谈意见。他肯定了前期工作的进展,谈了几点看法:(1)犯罪团伙准备充分,并非临时出动;(2)这个团伙出动时快进快出,战术上成熟;(3)犯罪分子应该是本地人;(4)现场上所有物证都要逐一查清;(5)被检查的枪要快发通报;(6)枪上的指纹,以左手食指指纹可能性大;(7)下步工作,的确应以查清11号尸体的尸源为重中之重。 发言的间歇中,会场上出现交头结耳的议论声,看来议论的重点有关11尸体。刚才两位发言人都强调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从11号尸体身上还能搞到什么。最后,何局长请大家安静下来,听取张副厅长的提示。张昕枫还像往常一样,靠在座位的靠背上,肩膀略耸,两腿伸平,露出微笑,感觉上像是在随意地聊天,话语中却处处包含有判断和结论,从中可以掂出一份量。此时,无论谁突然走进会议室,也能从他的语调中辨认出他是一弦定音的人物。“我想说,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人们注意到他话音多少带有一点愉快的意味,“比我想象的更令人满意。基本上查清了犯罪团伙的人数、年龄、性别,知道基本上是鹤岗人,使用了什么类型的枪支,用了何种伪装。而且已经把这个案子与1990年、1991年的两起大案并起来了,在发动群众和摸排中间破获了不少旧案。这些都不提了,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终于确定下来11号尸主是犯罪分子之一,这就太有利了,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对这个案件怎么看,我想强调一点:这个案件标志着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看看大家能不能在这一点上统一认识。不要说倒退十年,就是倒退两年、一年,有过这样的案子发生吗?这是智能型加暴力型犯罪的新起点。在智能上,它使我们至今未能在鹤岗市发现一具明摆在那里的尸体的身源;在暴力上,它敢于在经过周密策划后用4支枪对付10几名武装保卫人员,不是遇到特殊情况,几乎有把握得手。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这个案子真正使我们警醒的是:目前的社会犯罪形势非常严峻。严峻在哪里?严峻在被金钱占有欲刺激起的一部分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扩及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我不相信作这起案子的人是明面上的‘刀枪炮’,从设计作案的角度看,他们当中有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情况要复杂多了。这是真正的犯罪升级,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清形势。这种事不是一两次‘严打’就能扼制住其趋势的。” “所以,能不能破获这起案件,对我们全体同志、对整个公安战线都是一次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此案必破获,古人说‘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此案不破,不仅不足以平民愤,而且必须助长犯罪的气焰,很快会出现又一轮的犯罪升级。不但你鹤岗,就是全省、全国也不得安宁。我们切不可失职。此案不破,我这个副厅长是不要当下去了!”会场上雅雀无声,只能听见笔尖在纸上划动的声音。有些笔尖是发抖的。张昕枫具体谈到了目前破案工作的几个方面,包括对调查摸底、发动群众、专项调查等环节的要求,明确指出要立足鹤岗开展工作。最后,话题一转,又回到11号无名尸来: “我同意匡男、道植同志刚才的意见,面上的工作要做,也要突出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无名尸。”“对无名尸已经做了大量的勘察工作,现在要看一看,技术上还有没有新的方法。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烧焦的尸体过去我们并不少见,但一般都是受害人的尸体,受害人的身份比较容易搞清,用不着下大功夫寻求特征。这具尸体不一样,它是罪犯的尸体,烧毁的程度比较罕见,鹤岗的、以及我们省厅的技术人员都恐怕没有研究过这类情况。但是,尸体摆在那里,从理论上说,它必然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对尸体不要不敢动,烧焦了怎么办?我看烧焦了也要刮,全身一寸一寸地刮,看能不能够找到其他其他特征。” “不能让尸体总躺在那里,躺在医院里,要让它站起来,要给它洗澡、穿衣、洗澡就是要把它刮干净,穿衣就是要把死者生前穿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穿上,要根据脸部骨骼给它画像,把过去的形象力求完整地刻画出来,给人以直观的印象,通过这个形象可能在群众中找到辨认出他的人。”“对死者的年龄也要通过检验卡得更死一点。”“我特地把我们的崔处长、车处长都请来,他们是我们省内的技术权威,希望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多做些工作……” 会场上有些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张昕枫,但已经开始被他这番话折服。张昕枫结束讲话之后,与会者似乎都振作精神、乐观起来。特别是关于“洗澡穿衣”,不能不使人眼前一亮,透过联想的色彩。何局长、闫自忠分别讲了几句,号召大家根据部署,各尽其职,会议便宣告结束。此外,楼外又是漫天大雪。远远望去,停在北楼的那辆北京212吉普车银装素裹,与白皑皑的雪地连成一体,像一座孤零零的堡垒。 14日中午,南山分局刑警队队长刘仲义接到六号派出所所长郝亦堂打平的电话,通报了一个可疑的情况。昨天晚上,派出所民警先从群众的反映中得知,上个月中旬,一个姓张的出租车司机在南山回煤矿附近遭到车上一伙乘客的袭击,其中一人戴栽绒军帽,张司机逃脱后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人员赶到现场时车里乘客已经逃走。段崇先当晚便设法找到了姓张的司机,查实确有此事,他感到事情不可忽视,很快汇报给郝所长。刘仲义正在审讯一名叫“黑子”的“刀枪炮”团伙成员,接了电话,立刻反应过来轻重缓急,抛下“黑子”,赶往六号所。“黑子”侥幸被从轻发落。出租车司机路上遭歹徒抢劫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敢报案,有的不敢报案。有的被抢了钱走,有的被抢了车走。抢走车的大部分被追回,抢走钱的则大部分无下落,案卷里积累多了,惭惭地警方也回顾不过来。可是这起案子有特别的地方。当时车上有4名年轻乘客,3男1女,为首的戴栽绒帽,这就与“1.28”案犯有了相似之处。 一到六号所,刘仲义就质问所里为什么从未汇报过这个情况。郝所长解释说,姓张的司机当时报案的是铁东所,六号所只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刘仲义就吩咐他们马上把姓张的司机找来。虽然段崇先告诉过张司机这两天不要外出,他还是出车了。郝所长和段崇先在他家等了一下午,刘仲义在六号所等了一下午。晚饭时,司机张广林才被传唤到所里。是个瘦瘦高高的男子,30岁,穿黑皮夹克,带人造毛翻领。 以下是询问时记下的笔录: 问:上个月你开车时出事是在哪一天?答:1月17日。问:具体什么时间?答:大概是下午4点35分吧,当时我的车停在南山矿服务楼前面,等顾客。从南山矿院里一条大道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头戴羊剪绒警帽,身高大概1.72米,稍胖。他从我车前走过去中,又走回来,打开车门就坐在后座上,问我,一个小时多少钱?我说30元。他问,用两个小时呢?我说,60元。他就说,上七井,又改说上七矿。我把车子启动起来,他说,先给我接一个人,我就按他指的方向开。开到群楼那块儿,他让停车,说下车找个人,车别开走,然后扔给我50元钱,叫我等着。问:他戴的是军帽还是别的帽子?答:记不大准确了,像是军帽,也可能是警帽,穿军大衣。问:车停在群楼什么位置。答:车停在群楼什么位置?答:胶合板厂院外。问:好,你继续说。答:这人下车后看了看我的车号。我车号是90060。他看完就从车尾那边进群楼了。我下车在旁边的小卖店买了盒烟,回到车里坐着,这时是4点40分左右。等到5点钟,打车的这人就回来了,领着两男一女。女的先上车,一个穿凯撒的男的跟着坐进去,另一个男的从另一个门进去,把女的夹在中间。打车的那个坐前边。问:这几个人什么样子?答:女的留披肩发,二十二三岁、挺瘦、大眼睛,身高多说1.60米。穿凯撒的也大概是这个岁数,比较瘦,身高1.68米以上,上车时立着领子,抱着膀子,衣服里好象夹着有东西。另一个男的二十一二岁,也比较瘦,身高1.65米左右。这几个人里就数打车的那个男的岁数大,二十八九岁吧。他们坐稳了,打车的就说走。我开车顺大道走,他让我从胶合板厂到南山的那条小道走。我没往那儿走,还是奔胶合板门前顺原道往南山方向开。开到南山岗台时,打车的人说,奔铁东那条道走。车开到铁东派出所附近,打车的说了句,这条道也就是吉普车走。别的没说。一路上他们几个谁也没说话。 过了铁东派出所,坐前边的那个问我是不是姓杨,我说我不姓杨,车又继续往前开。走到阴阳屯市场,他叫我往里拐,拐进去了,他问我:你不姓杨?我说我不姓杨。他说,你叫杨三吧?我说我不叫杨三。他说,拉倒吧,我看你面熟。” 张广林还算是能说的,说得很详细,也很顺畅,大概因为此事对他刺激较大,回想过多遍,基本不用多问就可以一直说下去。“又往前走了一段,坐前边的那个说,去接小光吧,后面坐着的不知是谁嗯了一声。我才知道还要接人。车快开到打靶场的时候,前边那个指着一排房子说,就在前面那幢房。我开过去,他说到了,我就刹车。”车一停,坐前边的人说,你等一会儿。话音刚落,后面穿凯撒的那个人忽然不知用什么东西照我后脑勺打了两下,把我一下子打蒙了。我眼一黑,手正好摸住门把手,把车门打开了。我还知道侧身下车,这时坐后边的人又照我前脑门打了一下,把我打下了车。我趁着还省人事,爬起来就跑,头也不回,还好没让他们追上。一直跑到南山木场车队的调度室,在那儿给铁东派出所挂的电话。后来铁东派出所来了几个人,让我带着他们去出事地点。到了出事地点一看,车还在,车门开着,车钥匙不见了。车里面有酒味儿,派出所的同志问我喝没喝酒,我说没喝。又问我打车的那伙人喝酒了吗,我说根本没人喝酒。问:酒味儿浓吗?答:浓。当时派出所的同志让我把车开回去,我没敢开,因为被打迷糊了。他们就动手把车拉到了派出所。第二天我去取车,车里还有酒味儿。这个味儿不是酒,肯定是酒精,酒精才有这么浓的味儿。我是用三轮车把车拽回家的。”问:那人打车时旁边还停着有别的出租车吗?答:有。有轿车也有吉普车。问:这几个人你见面还能认识吗?答:打车的那个碰面还能认识。问:以上讲的属实吗?答:属实。 询问结束后,张广林看了记录,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每页按两只手印。刘仲义要求他明天务必不要出车,等候警方通知,然后直奔铁东派出所。在铁东派出所的案卷里,翻出了1月17日张广林报案时的询问笔录,值班民警为冯先池、钱韶华和李祖基。在铁东所后来出具的《“1.17”案件工作情况》中写道:1995年1月17日晚6点30分左右,电话接到报案,个体出租车司机张广林的北京吉普车被劫。我所立即指派民警冯先池、钱韶华和李祖基开车赶到现场。在铁东管区14委附近发现被劫车辆,罪犯已逃跑。民警冯、钱、李三同志根据被害人提供的情况,当即在现场周围搜查,未发现罪犯。后来将被劫出租车及被害人带到派出所,将事件经过形成笔录材料。被害人当时头部受伤,加之受到惊吓不敢回家,民警冯先池、钱韶华亲自把受害人张广林护送回家。 所长于建正带人在下面查访,不在所里。刘仲义便在铁东所打通了给闫自忠的电话。从1月28日起16天里群众提供的所有线索中,这一条线索也许是最重要的。它自然引起指挥部的高度重视。15日上午,闫自忠、吕志锟、王春林亲自出动,由刘仲义带路,驱车找到张广林,又由张广林带路,从南山矿服务公司开始,沿1月17日的路线重新走一遍车,了解具体详情。南山矿服务公司东临南山路,北临西山路,为一座醒目的高大建筑,楼前有一个出租车点。张广林指点,那天下午他的车就停在楼前十字路口的拐角处,被歹徒租用。南山矿第五小学处通往靶场有一条乡村路,路面坑凹不平,但不算窄,沿线左侧堆有积土,右侧围有树枝编排的栅栏,栅栏后面居民区,在南山区14委6组附近,张广林被抢劫。 张广林准确地指出了在群楼小区停车待客的位置,就在胶合板厂院西侧,又指出他买烟的那家小卖部。当时天色已黑,他说不清戴栽绒帽的人是从那条路进入楼群,但肯定就是在这一片楼里引出同伙。闫自忠等人顺着最近的一条路走进楼群,估摸一下,周围不过有20几幢居民楼,分成若干楼院,一律红砖墙体,平顶,大部分为五层楼房,式样统一。两处楼院里都有小孩子跑着打雪仗,一个女孩子系了一条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惹眼。 “在这片楼里,肯定有这伙人的聚集点。”刘仲义自信地说。闫自忠问他:“你觉得‘1.28’案就是这伙人干的?”刘仲义点头:“十有八九。”他叉着腰,两道浓眉连成一条线,不愿意把话说满,但内心早认定自己的推测是不会错的。闫自忠很喜欢这个有勇有谋的当地警察,如果在哈尔滨,他会立刻把他调进五处。“根据什么?”他问。“第一,”刘仲义说道:“人数、体貌都相近,女的披肩发;第二,都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出来租车;第三,都准备抢车;第四,相隔的时间很近。” 闫自忠又转头问吕、王二人。吕志锟说:“情况很相似,17日离28日只相隔11天,不会这么巧,应该并案。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情况到现在才兜上来。”王春林不语,隔了一会儿才说:“不管是不是一伙人,这么样大规模的发动,铁东所居然没有动静,没有上报,这个处分是免不了了。”一个月后,铁东派出所所长果然被免职。闫自忠指指王春林身上的手机,说:“给高书记打个电话,问一问,1月17日是什么日子。” 电话没费多少事就接通了,王春林与对方交谈了几句,关上话机,平缓地说:“1月17日,南山矿第一次发工资,当晚库房里存放一百多万现款。”后来得知,1月17日的工资款是发给在岗职工的,当日没有发完,余下的巨额款也是由十几名保干和经警联合看守,与1月28日情况不同的是,那天晚上保干中没有人聚在库房里,都在值班室和会议室值班。如果那天匪徒没有叫张广林跑掉,“1.28”将提前11天发生。保干中可能没有人幸免于难,抢劫过程会简单得多。自14日晚间起,根据张副厅长的指示,省厅和市局两级技术人员开始对11号尸体及现场进行新的一轮复查。20点钟左右,车则仁领着法医伦江、尉宝山、张连光等检验无名尸。灯光较暗,当晚查看了头部的损伤,对骨骼作了X光照相,根据耻骨确认死者年龄在25岁上下,再无疑义。车则仁一边示范一边讲给伦江等人听,伦江等觉得受益匪浅。在他们眼里这位权威法医更像一位外科医生。 能达到车则仁这般技术水平的,全省寥寥无几,而省内许多案件的勘察都需要有这般技术水平的人来进行。车则仁,个子不高,人很和气,举止完全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气派,颇带儒家风范。这位196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有50多岁了,他的经验和才学积累在自己的脑海里,也积累在哈尔滨省厅四处他宽大的实验室里。他的实验室摆满了各种由玻璃容器盛装的人体各器管的标本,由大脑、心脏、肺叶、肝脏、肾脏到手足、骨骼、生殖器等应有尽有,此外他还整理和收集了大量实验资料,那是他一生的心血。而如今像他这样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的人已经不多了,就是他自己,担任行政职务后也不得不分出大量精力去为所里筹集经费。他曾经在“低温死亡尸体确证”课题上总结出19项与低温作用有关的尸体征象,制定了低温死亡尸体的认定标准,提出了“反常脱衣”的新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冻死尸体的认定问题,而且引起地质、体育、旅游等部门的广泛注意。所谓“反常脱衣”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不少人在冰天雪地里冻馁之前,会感到格外地躁热,不由自主的一件一件脱光衣服,以至被人发现后引起有关死因的种种怀疑,车教授的理论显然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命题。 在白天召开的指挥部会议上,他基本上没有发言,但心里深知,此次破案工作中法医方面责任重大,尤其是张副厅长明确指示要从无名尸上打开突破口,更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不过,他更重视事实,相信自己不会改变事实,也不会放过真相。15日上午,闫自忠带人无能为力调查“1.17”案件时,他带人去富力医院继续勘验尸体。尸体从太平间里抬出时,崔道植、王克立等人也赶到了,他们给无名尸拍取了面部照片,然后赶往南山矿检查出租车上的痕迹。临走时崔道植嘱咐,检验尸体要特别注意发现和保护体貌特征。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在场者除车则仁外有市局技术科长杨淑兰、法医伦江、尉宝山、张连光、张西奎等人。计划重点检验尸体的软组织,包括皮肤和肌肉,要看看肌肉损伤有无出血、凝血、皮肤有无损伤和其它痕迹特征。 尸体仰卧在解剖台上,车则仁站在尸体头部后面指挥操作,指示说肌肉要一条一条地切,皮肤要一块一块地刮。在他来到之前,这样的手术是无人敢做的。他分工张西奎站左肩侧位、尉宝山站左下肢侧位、伦江站右肩侧位、张连光站右下肢侧位,杨科长负责纪录,自己则负责重点检查。“1.28”案重点突破的时刻终于在开始检验后不久来到了。站在左臂侧位的张西奎用刀刮了一阵后,忽然说:“车老师,您看这是什么?” 无名左上臂的皮肤还算完整,刚才张西奎用手纸蘸着水一层一层擦去表面的黑色燃烧物,下面逐渐露出一些文路。屋里光线暗,是什么东西还看不清。车则仁把门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进来,照亮了尸体的上半身。左臂部的一大块皮肤烧得相对轻一些,经过擦洗,露出烤肉般褐红色的一片,上面隐约看出有暗黑色的图案。 “是不是文身?”车则仁点头。他让尉宝山继续擦洗左肩,往臂部擦,自己拿起手术刀去深刮烧焦的表皮组织。在场的有谁说了句,别把文身刮掉了。车则仁头也不抬的说:“你的组织学是咋学的,文身已经刺到第三、四层以下的细胞中,越刮会越清楚!”皮肤分五层,角化层、透明层、棘细胞层、基底细胞层、乳头层,一般刺文身会刺到第五层,所以不怕刀来刮。车则仁心里有数。手下不犹豫,逐渐将文身刮了出来。大家都围着看,见是一幅龙的图案,龙头昂起,嘴里喷火,身体曲折,爪下还踩着火焰。边缘部分已炭化,有些模糊。 仔细看,那龙头虽然生角,其他部分却有些变异,口内吐出的本不是火光,而是分岔的信子。原来这是一组蛇头龙身图案。边缘模糊的部分说明,尸体烧毁程度过深可以烧毁文身,但尸体烧毁的程度并不均匀,这就为发现文身留下了余地。以前没有发现文身,一来是因为对付烧焦的尸体缺乏经验,不敢下手;二来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尸体烧毁程度不同,忽视了某种可能性。下面开始拍照。尸体仰卧位不好拍,就调成侧卧位。车则仁要杨科长马上去洗,11点20分左右,照片洗出来了,效果还可以,即派人送到指挥部。 压抑着激动的心情,法医们继续把尸体全身的软组织检查完毕,在头部找出了两颗铅弹。又将左肩文身取下来,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后再处理,使整个文身图案显现出来。午饭后,车则仁前往指挥部,在楼门口遇到闫自忠,闫自忠要他赶快把文身照片加印400张。从闫自忠的脸上,车则仁已看出指挥部正紧张地部署新的步骤。 400张龙形文身彩色照片15日中午被分发到各分局、矿区公安处和看守所、收审所、治安枸留所、劳教院。破案指挥部总指挥何文轩情绪异常饱满,在会议上提出明确的要求: 第一,要立即动员、立即行动起来。将照片发到基层单位,先回顾一下,然后通过情况资料检索,最迟于次日晚上把无名尸身源给摸上来。发现情况,马上报告。 第二,要使调查、侦查、控制结合起来,进入情况后由市局大队统一协调工作。 第三,卡点工作进入特别戒备状态,严防犯罪分子闻风逃窜。 第四,各级都要立下军令状,谁漏了处理谁,民警扒装、领导免职。反之,有功者重用重奖。 从即发照片开始。鹤岗的整部警察机器都开始以最高速度运转起来。要求明晚之前查明11号尸源,似乎不算过分,有文身的人不像有假牙的人那样多。假牙包在嘴里,外表与真牙无异,自己不特别说明,又有谁能知道?文身则不同,夏天,肩部有文身总会暴露出来,给人留下印象。从文身看,死者已经有了点“刀枪炮”的气味。在有劣迹的人员中调查线索可能成为重点。张副厅长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刚刚和徐衍东厅长通过话,代表徐厅长慰问大家,道了辛苦。他也赞同明日晚上以前应该把这个罪犯拿出来,要技术部门继续做工作,根据无名尸衣服残片,研究款式,到市场上访查来源,给罪犯“穿上衣服”,以便多补充一些物证。他的话中有一种平和的指挥力量。

第十五章

张副厅长召见张黑子,鹤岗市收审所建立殊功。11号尸体身源查清,破案形势急转直下。 如果说给无名尸“洗澡穿衣”是张昕枫明里的一招,那么他还有暗里的一招是许多人不知道的。张昕枫下榻在矿务局招待所。据张黑子后来说,张副厅长召见他是在14日晚上,也就是说,是在张昕枫到达鹤岗的当天晚上。那天晚上,张昕枫还在自己的住处召见了其他“三所一院”的负责人。看守所关押着已经经过预审,报逮捕的犯人,有些是已经判刑、等待执行的重犯。行政拘留所是看管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员的场所,涉及的案件多为治安案件,拘留时间以15天为限。收审所关押着犯法情节处于前两者之间的、或犯罪事实尚未调查清楚、尚未经过预审的人员,关押时间不超过3个月。教养院则看管着劳改和劳教人员。“三所一院”中,公安机关实际上兄负责“三所”的管理,教养院归司法机关管理。 张黑子即张良春,鹤岗市公安局收审所所长,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四方脸,面色较黑,眉毛、胡须都很重,因之有了自己的绰号。此人经历非同一般。他老公安出身,文革期间,由于一起冤案关进收审所,一关多年。被平反后,组织上征求他对分配工作的意见,没想到他选择的竟是脚下的收审所。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哪儿跌到了再在哪儿爬起来。关押多年,倒使他对收审所有了感情。他对这里太熟悉了,对管理人员熟,对犯人熟,对双方的心理都熟。而他自己,既是犯人又是警察,从两种角度出发都对这里的情况作出过透彻的观察,组织上考虑的结果,认为派这样的人来管理收审所,也许是难得的人选,于是同意了他的意见。 张良春非等闲之辈,脑子好使,也能干。既能做到,也能总结出来。收审所经他一搞,气象一新,连连立功受奖,最后成为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单位。这个称号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在鹤岗市公安局内部只此一家。张昕枫一到鹤岗就把他招呼来谈话,自有他的考虑。懂公安的人都知道,每遇大案,着急要线索的时候,“三所一院”总是重点工作单位之一。 做大案的往往是惯犯,由小做到大,其中不乏“两劳”释放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这些人都属于“社会人”,在社会上活动频繁。时间长了,同在社会面上混的人彼此多有了解。有时候,这些人里有人被抓起来,不但供认本案案情,还供出其他人作的案子,类似情况并不少。遇到大案,“三所一院”要发动在押人员积极提供线索,是常有的节目。在公安局管辖的“三所”中,行政拘留所拘留人员案情情节轻微,不少人属于偶有过失,所以提供大案线索的可能性小一些。看守所多押重犯,许多人已看押时间很长,提供新线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收审所收审人员的情况最复杂,按类共有5种,情节轻的关几天就放,情节重一经查实也许判极刑,且大都刚从外面捕出来不久的人物,知情面广,带进不少新鲜信息,所以总是有情况可挖的。在“1.28案”案发后,公安方面有意将已查出犯有不同罪过的人多抓起一些,送进收审所,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利用这里的环境多获得一些情报来源。张昕枫很熟悉张良春,器重他的才干,把他叫来,没两句话就点明:“这次你一定要尽全力,充分发动,争取搞出东西来!” 张黑子心里热乎乎地,又觉得有些委屈,掏出随身带的小本本,翻开说:“我已经尽了全力。您看,到6日,我们那里揭出猎枪线索26件,假牙线索79件;到9日,揭出人头像的线索91件。李洪杰局长去了几次,我们几个人现在是连轴转,一天睡不了5小时,在押人员的热情也都很高。每次捞上来一些情况,我都在汇报会上及时汇报了,可老是有人泼冷水,说‘你们管好人就行了’,说什么的都有,线索都被否定了。我就不相信线索都没用,是不是真的经过查证……好像是我张良春一心邀功,自己找出些事来……” 张昕枫摆摆手说:“那些你不用管。全否了也没关系,你继续挖,多多益善。也不一定说工作都能得到人家承认,线索也不一定就出在你那里。还是那句话,尽力而为吧。有一条:漏了我可拿你是问!”“那当然,那当然……”张良春身体已经移到沙发边缘上。从矿务局招待所出来,不知怎么搞的,张所长觉得侦破“1.28”大案的关键一环已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张副厅长的信赖,他满腔感激,决意化为行动,不折不扣的行动。鹤岗所收审所坐落在城郊一处坡地上,四面都是楼房,围成一座广阔的四合院,院内空地供收审人员活动,院外另有围墙,◆岗哨。 总的感觉上,初次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大大惊讶一番,因为这里的办公楼房更像宾馆,大厅和接待室内铺有红色的地毯、墙壁天花板都经过精心装璜、陈设着做工讲究的原木沙发和办公桌椅,窗明几净,处处一尘不染。即使一尘不染。即使在禁号里,环境也胜过一般军营,宽大的房间里两旁是排炕,被褥折叠得整整齐齐一字码开,若在反省时间,收审人员在大炕上也排成行盘膝而坐,男子一律光头,看上去与殿堂里打坐的和尚大体无异。有人来防,众人皆挺直腰板,齐声向客人致敬,保持着军人般的姿势背诵口号或高声唱歌。房间有厕所,用帘子遮着,厕所里从墙壁到地面干净得不存一点污渍,亦无异味。 关押的人时多时少,关押人员来得或迟或早,但一律保持着井然的秩序。无论谁,只要一进禁号,便自然而然地在传统中生活,循规蹈矩,养成集体主义的习惯。于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每个人都平均分配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权利,不受他人干扰。若不是铁栅门上了锁,这里像一间间教室。 收审人员每日早上6:00起床,7:00开饭,8:00反省,9:00读报。上午管教员进各禁号教育一次,然后自由活动。午饭午休后,下午1“00开始反省,管教员找人个别谈话,之后又是自由活动,晚饭后仍有反省时间。每隔一天清间放风一次。平常这里在押人员达一千多人,但加上所长、副所长只有十多个管理人员。一名会计也负责管理一百多人。被收审的大都是最无视国家法律,不服从社会制约的一部分人,一千多人被十几人调教得顺顺当当,令行禁止,不生非分之想,一方面显示了国家机器的威力,一方面也显示出领导者的才能。能挑选到张良春这样的负责干部并非易事,收审人员用不着在他面前耍小聪明,他的经验和体验足以涵盖收审所里的大事小情。 经营上张良春也有自己的一套。他手里有农副业基地,民警平均一人养一头猪,吃饭不花钱。收审人员一天要吃一吨粮,吃菜上也达到自给。近年来收审站还在外面承包了两家亏损企业,使之转亏为盈,办得有声有色。民警们早已习惯于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全年没有休息,不习惯休息天。收审人员也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大家庭的观念。张良春不称被看押人员为“犯人”而称为他们为“学员”,向管理人员提出的口号是“关心学员如亲人,感化教育出成果”,院内墙壁上最醒目的标语是“务实、求严、创新、文明管理、依法管理。”他告诫学员们:到这里来“是龙得盘,是虎得卧”。要看清正道,正道是“悔罪伏法吐苦果,靠近政府早回家。” “悔罪伏法吐苦果,靠近政府早回家”是张良春积多年经验冥思苦想制定的感化方针,所谓“吐苦果”,是要求学员们在悔罪伏法的前提下寻找犯罪的根源,如社会上腐朽的思想、不良的风气对自己的毒害,一味讲究“哥们儿义气”的糊涂观念对自己的坑害等等,把自己由后悔产生的苦衷倾诉出来,巧妙地使害人者转变为受害者的立场,以主动的姿态批判社会罪恶,从中受到教育。“早回家”则是学员们最大的愿望,张良春抓住这一点,鼓励这种愿望,同时也就要求他们靠拢政府、改过自新。说来说去,张黑子的观点只是一个:把犯人当人,当作受害者,当作需要重新学习的人,当作亲人。他的目的不是看押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认识人生路途上的错误,早早送他们回家。这自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无法怀疑他的真诚,历史的不公曾使他蒙受过作人的屈辱,使他在铁窗的另一面切肤地感受到人的尊严对于人的新生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从那个时期起,他已经准备好了做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主要素质。 了解了这些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收审所里一千多名学员都被管理得那样服服贴贴,守规矩和不乏上进心。收审所院墙上布满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哨兵日夜巡逻,此间通往外面的唯一通道要经过张良春的办公室,但这些设施以及警方施加的威严仅仅起到震慑作用而已。所里从未发生过学员暴动、越狱等恶性事件。相反,每年学员中提供上来的案件线索有数百条,起码落实百条以上,曾经在半年时间里提供杀害出租车司机案件线索3起。 “1.28”大案爆发后,市局对收审所的第一个命令是加强戒备,防止外面犯罪分子对收审所进行袭击;第二个命令是号召收审人员举报线索。张良春在会上宣布了奖金的数额,要求所有学员“一吃、二睡、三睁眼看照片,闭眼想可疑的人和事。”当时无名尸的头部照片已经发到各禁号,所有人员都停止其它活动,专心一意研究相片。张良春宣布,在此案上立功的人员,不仅受奖,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包括当场释放。于是禁号里的人们都知道外面出了大事,以后被陆续关进来的人员,更是把南山矿大案的详情介绍了个遍。 初进“宫”的人见这里的人热火朝天地提供线索,都感到奇怪,时间长了才明白,所里对学员的教育实在是细致入微。张黑子在这方面的办法很多。有时候,把已经放出去的原收审人员请回来,请他们讲述自己犯罪、悔改、立功、得到宽大处理的过程,往往讲得痛哭流涕。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这里的人对他们讲的一切也很熟悉,会场上当时就能产生强大的共鸣,达到高潮时台上台下唏嘘一片。有时候,所里把检察院、法院的检察长、院长、庭长请来,请他们讲自己经手的案子,讲青少年犯罪的现状,讲死刑犯人临死前后悔莫及的痛苦心情,直讲得台下人心惊肉跳、鸦雀无声。每讲一场,都会有学员主动与管教员联系,请他帮助自己分析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出路。 也有时候,请收审人员原单位的领导来讲遵纪守法。这些收审人员在原单位大都是不服从领导、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人物,不知和领导顶撞冲突过多少次。如今落得这步田地,再见到领导,十个有九个百感交集,领导说什么听什么,只顾感激不尽,更无半点抵触心理。收审所里有时候请来一些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八九岁,天真雅气,不讲别的,就讲他们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的情况,讲他们充满朝气也充满希望的生活。顶多结束时捎上一句:“希望叔叔伯伯、婶婶姨姨、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里也和我们一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做国家的有用之材!”听了孩子们的讲话,许多学员饭吃不进,觉睡不好,觉得自己白活了几十年,“不如一个孩子”,心灵上受到的冲击竟也不比听管教员一番教训更轻。 自然,请父母和亲属来所里劝说也是有用的。那种情况多种多样,有的见面就骂,有的无话可说,总的看来都是正面的效果。有妻子怀孕的、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的,诉说在家里受婆婆的气,闹着要离婚,说得学员百爪挠心,抽自己嘴巴子。也有人立刻找所长坦白交代,要求从快审理。所里要求管理人员把学员当亲人,天长日久,这种思想也就在管理人员头脑里根深蒂固,是亲人,就不管他是什么情况、犯了什么罪过,都做到仁至义尽。有个姓赵的学员患了病,管教员自己花钱给他买火腿肠、为他包饺子,饺子端进禁号,周围的人看着眼里都噙了泪水。有个姓张的杀了一人、伤了两人,罪不可赦,预审前先关进收审所,所里仍对他一视同仁。姓张的脚上患有严重冻伤,行动困难,管理员自己花钱给他买来冻伤药,亲自动手为他洗脚,感动得他哭得像个孩子,说这辈子报答不了,下辈子要报答。 要说报答,管教人员又能从他们身上图什么呢?管教人员不过是真心实意而已。大体上,假若所里收审的一千多名学员中有人知悉“1.28”案的一些内情,他多半是会向所里汇报的,这是所里长期工作的结果。局里还有一个人非常重视收审所的作用,那就是市局副局长李洪杰。发案的第二天,1月29日,李洪杰就专程赶来,代表市公安局,一间监号一间监号地讲话,做宣传发动工作。 所里专门成立了“收集线索领导小组”,由张良春和副所长刘政克负责,对所有学员逐一谈话,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协助警方破案。学员中能人怪才不少,有一个擅长绘画,所里把他请到办公室里,摊给他上级下发的11号尸体的面部照片和其他资料,要他根据地这些资料画出一幅罪犯的复原肖像。这名学员毫不推辞,用了半天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不止一幅,包括不同角度的多种画像。这些画像经复印后发到监号中去,成为全体学员的工作对象,有的学员整天看相片,看得直迷糊,吃饭都想吐。所里每天都能向指挥部上报一二十条线索,可惜其中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情报。 2月15日下午1点多钟,指挥部印制的无名尸文身照片下发到收审所,使学员中掀起一个新的辨认高潮。对于文身,一些学员不陌生,有的自己身上就有,据说这种东西是沾着鸽子血刺上的,终生色泽不变。而文什么也有讲究,一名学员当场在纸上画下无名尸身上的图样,解释说,龙身蛇头,表示没成气候,八仙过海就他未过海;另有人解释说,蛇头龙身代表刚刚出来混,没有过江的龙就叫蛇,所以蛇头龙身叫翻江倒海九条龙。如此解释,这名罪犯文身时还是刚刚出道。由于罪犯特征非常明确,能提供情况的很少,但12监号的李宝励看过文身照片后报告说:“我敢肯定这个人就是田原。”张良春、刘政克半信半疑,还是把他带到了办公室。 12监号的李宝励,20岁出头,身高不到一米七,长瓜子脸,眼睛不大,人很伶俐,因盗窃铁闸门收审,进收审所后,接二连三地接受教育,进步比较大。第一次调查无名尸线索时,他拿到罪犯面部相片,直着眼看了半天,以后变得情绪反常,有两三天睡不好觉,心事重重。张良春、刘政克发现这个情况后,心中暗喜。一般说,在黑道上走的人,都讲点哥们义气,不愿轻易“咬”别人,哪怕对方不是一伙的。曾经有两个团伙互相火并,一伙人抓住另一伙中的一个,用铁丝绑手,然后一刀剁去四个手指,以示警诫。后来警方发现了那一个人手上的伤,问是怎么回事,那一个也只说不知道,不肯告发。原因很简单,说出来就要受审,告发了别人也等于告发了自己。李宝励“进来”时间不长,在揭发检举上还有顾虑,但他的犹豫,正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处于矛盾之中。张良春和刘政克开始分别找他谈话,动员他把问题讲出来。终于,在周围环境的感召下,他开口了,说:“这个人长得好像是我同学的哥哥田原……”两位所长把他带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问:“你能肯定吗?”无名尸面部变形较大,根据面部照片辨认尸主,能不能认准值得怀疑。 但李宝励回答说:“差不多。”“他有假牙吗?”“有。”话已出口,李宝励就不想再往回缩了,接着反问道:“死的这个人有没有文身?”刘副所长说,这个倒不知道,目前指挥部还没有这方面的通报。当日下午5时,李宝励反映的情况汇报到指挥部。吕志锟副局长责成南山分局查实,查证的结果是姓田的这个人已出国,无法认定。那是2月9日的事。张良春和刘政克依然鼓励了李宝励,说他能够打消顾虑,配合工作。到15日,收审所里的气氛已非同一般,学员们不仅自己积极上报情况,也动员别人提供线索。一个收审所仿佛办成一个公安局,共搜集了244件情报上交指挥部。弄得张良春在指挥部的会议上一开口,就有人冷嘲热讽泼凉水。不是别的,每条线索都要派人去查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总是查否,放谁头上也心烦。 但张良春得了张副厅长的口喻,哪肯罢休,照样召集全体管教开会,说:“都下到监号里去,按分工包干找每个学员再谈一次话。记住,谁的工作不到家,漏了线索,按责任签的办:你自动辞职。”他从来没有开除一个下属,所以要人家“自动辞职”。一个抓得紧的单位和一个抓得松的单位情况差得很远。住12号的李宝励这几天没提供别的线索,也不像别人那样冥思苦想。他有点不服气,觉得照片上那个人有六七分像同学田雨的哥哥,加上假牙,把握该在八九分以上,却被查否,多少是个别扭,他是初次进收审所,原把这里想象成带恐怖色彩的监狱,还做好了与同牢记犯人干几仗的准备。进来一看,知道这里是个全国有名的先进单位,干净得像宾馆,整齐得像军营,文明得像学校,他认出有两个学员是街上出名的地痞,现在也都变得像个人似的,规规矩矩,一本正经,还在争取上进,见面时眼睛没有一点邪光,人都好像变得透明了。他就猜出,自己在这里也会变,要学好。至于出去以后怎么样,就难说了。 15日下午,文身照片传到禁号里来,他在别人手里扫了一眼,就知道这回不会有错了。有错的是公安局。他多次见过这个文身,它刺在田原的左大臂上。田原好武功,常在家里比划,夏天时候只穿个背心,臂上的蛇头龙身图形格外鲜明。他也知道,田原能干出那事,这人有股子浑劲儿,天不怕地不怕,连他弟弟田雨也佩服他。李宝励和田雨是同班同学,关系密切,算朋友,和田原算熟人。熟人能干这么大的案子,他也吃惊。这次他用不着谁来动员了,坦然地跟着张所长走进了办公室。 张所长、刘副所长却格外谨慎,请他坐下来慢慢讲,沏上茶,问:“还是你上次说的那个人?”办公室里墙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李宝励扫了一眼,舔舔嘴唇,用力地说:“我敢肯定,这个人就是田原。”又说出了田原一连串的特征:有假牙,鼻孔上扬,左眼向下斜,耳垂大,穿过军用黄秋裤。左肩龙形图案是朱环青给文的,先文的龙,后文的云彩。张良春本来往本子上记,听到这些,立刻让李宝励打住,叫了人来,让李宝励重说一遍,正式记下笔录。他相信他的学员不会耍弄他,这次是真正有门儿了。心中不禁一阵感慨。刘副所长呆呆地站在一旁,仿佛一时还难以反应这个事实。 3点钟,指挥部来电话,命令将提供这条线索的人和询问记录一起送到指挥部去。李宝励在车上再一次见到了他熟悉的街道、商店和行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恢复自由更宝贵的了。要指挥部,闫自忠、李洪杰、吕志锟三人联合与举报人谈话,足见重视的程度。谈话持续了40分钟,李宝励回答了从各种角度提出的问题。谈话结束后,闫自忠回到会议室,冲着张副厅长、何局长兴奋地说:“案子上线了!”张昕枫、何文轩同时露出了笑容。张良春跟在闫自忠身后,方形的黑脸上绽开了一朵花。 给11号尸体“穿衣”的工作有了新进展,将尸体残留的黄色衣片割开,对线头进行物理检验,证明罪犯穿的是一条军警用的黄色秋裤,在一条街上的军警服务社里发现有相同的秋裤。这样,又从另一方面证实李宝励所说田原在春、秋、冬季常穿同一条黄色军用秋裤是有根据的。大概田原只有一条秋裤。据李宝励说,田家很穷,睡土炕,被子是破的,唯一值钱的是一台12吋黑白电视。这是他父母家,田原未婚。 从家境上看,田原冒死罪参与杀人抢劫大案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无名尸主就是田原,那么他的住址清清楚楚:南山区28委5组。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反复摸排居然没有把这个失踪的人摸上来。南山区28委属于六号地区,六号坑蒙拐骗派出所所长郝亦堂和28委所属担当区片警段崇先当即召到指挥部来。等待他们的绝不是安慰和赞扬。

第十六章

担当区民警受训,田原家属神态自若。预审员闫帆得知嫌疑人包括堂弟,他仍然受到王春林的信任。 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六号所民警段崇先是个时不时牵涉到的人物。倘若没有这件大案,这位模范民警可能很快会得到提升。凭着他的才干、他的工作态度,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平凡但不简单的成绩是不成问题的。他并不比处于相同位置的许多别的民警差,只是有一名特殊罪犯住在他的辖区。1月15日傍晚6点35分,当他走到指挥部会议室时,就发现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从几双熟悉的眼睛中透出的不熟悉的目光里感觉到的。 王春林把他、郝所长和预审科的闫帆引到一个前额开阔,两肩微耸、坐在醒目位置的中年人面前,作了介绍,他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张昕枫。可惜初次见面是在这种情境下。坐下后,郝所长先将六号地区摸底的情况作了汇报。摸底是从1月30日上午开始布置的,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掌握的作案人数、案犯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部出动,南山分局的干部30多人也集中在六号所协助工作。张昕枫问:“谁负责28委的摸查?”段崇先心里一沉,答道:“是我。”张昕枫锐利的目光便盯住了他:“你摸上可疑人了吗?” 段崇先点头称是,说他提出过5个可疑人,包括一家姓田的三兄弟:田原、田力、田雨,以及吴清明和赵北平。其中赵北平摸查时去了长春,现在已经回来,查否。张副厅长问:“你认识田原吗?”段崇先回答:“认识。”“你看11号尸体的照片上是田原吗?”“不像。”“田原有假牙吗?”“没反映上来。”“田原的胳膊上刺有龙文身吗?”“不太掌握。”“检举中反映田原有假牙,你知道吗?”“不知道,没接到信息反馈。” 张副厅长拍桌怒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片警怎么当的?”段崇先脸上有些变色,嗫嚅着没有说上话来。实际上,段崇先对田家的情况是比较注意的。田原的父亲是南山矿退休工人,叫田玉山,平时很老实,不太出门,也不大过问家里事。母亲杨莲秀,家庭妇女,比较泼辣,在街道上还作了个小组长。段崇先下街道,常到田家坐坐,从杨莲秀那里了解些组里居民的事情。遇到有案子,这位积极的小组长还提供些线索,总之,彼此关系不错。田家4个儿子,长成了4条汉子,最小的田宾也满了二十。4条汉子都没结婚,也都没工作,又都没发财。所以家境不会怎么样。老大田力据说跑到内蒙去了,音讯皆无;老二田原去南韩打工,也走了好几个月;老三田雨、老四田宾在家,田雨初二那天和母亲一道出门串亲戚去了,至今未归。因为田家生活来源不充裕,段崇先常教育几个兄弟遵纪守法,言下之意是告诫他们不要打主意谋取不义之财,几兄弟都点头答应。其实田家兄弟在当地没有闹过什么大事,1993年,田家开过一个小吃部,很简陋,段崇先还去看过,这小吃部没多长时间就赔黄了。摸查中,段崇先没有放过田氏兄弟。老大去了外地,不能面见本人;老二去了南韩,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案发后虽然还在鹤岗,但初二就离家出走,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把三个人都作为疑人提了出来。在碰头会上,大家提出的怀疑对象被一批批筛下去,以便突出重点怀疑对象,当讨论到田家兄弟时,段崇先先始终不肯松口,不肯将他们排除,而又无法证明他们做过什么。 关于相片和假牙,段崇先事后为自己辩护说,“围绕田家在摸底工作的几天中曾去六次,通过看照片、查假牙、查假发、发通告我多次询问田家及左右邻居。同田家相住十七年的赵XX妻子、赵XX的儿子赵XX赵XX(同田家兄弟年龄相近)、田XX等都没反应出田家哥们儿有镶假牙的。”他拿出无名尸面部照片照片给周围群众看,群众中也没有人说像田原的。田原身上有文身,段崇先是不了解的、周围群众却了解。段崇先为自己辩护说,文身特征是后来才提供出的,如果这个特征及早发现,他通过在田家周围的工作是可以调查出来的。 治安民警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人口和边缘人口,应该做到“四知”,即知姓名、知绰号、知住址、知体貌特征。从这个硬性要求来看,段崇先还是无法脱去责任。张昕机发火不单单冲着段崇先。在公安看来,派出所的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保障。 以往,侦查破案首先要靠派出所平时对情况的掌握,派出所的工作包罗万象,十分繁杂,如果不能很好地摆正这些工作之间的关系,就会失去基层工作的意义。近几年,有的基层派出所存在着“重率轻效”的问题,只强调民警对管内的人口达到“四知”和“百家熟”,而忽视实际效果,忽视从“四知”和“百家熟”中发现犯罪、打击犯罪,造成有些民警只顾死记硬背,片面追求熟悉率,放松了对重点人口的熟悉,更谈不上对其控制和管理,从中发现犯罪。有的民警为了应付工作,整天拿着户口本去“熟悉”,其它工作不管不问,因为只要熟悉率达标,就可以当先进、晋级。这种情况很难适应当前改革条件下对敌斗争的需要。在侯凯杀人案件中,侯凯作案期间曾三次转换租房,每处住房都是杀人第一现场。民警不掌握,只是机械地去熟悉那些常住人口,不下居民区了解情况。案件侦破后,上级机关到侯凯租房的派出所管内调查,发现管区内很大一部分群众不认识,也不知道调来工作三年之久的管片民警。这种脱节、不负责任的工作方式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这就是张副厅长后来下决心要狠抓派出所基础工作建设的原因。 当然,在“1.28”案件,片警段崇先的责任是有限的,他毕竟把去南韩打工的田原列入怀疑对象,至于证实他是否真在南韩打工,超出了他的职责。张副厅长问:“田原什么时候去南韩打工?”段崇先回答:“去年10月份。”“这段时间你能保证他不在家里吗?”“能。我曾经多次去过他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他家里人、他的对象,还有邻居都说他出国了。”“他有对象?”“有。他们家几个兄弟就是他处着女朋友,女的是他表姐,叫刘芳,他家开小吃部的时候她帮过忙。”“现在田家谁在家?”“他父亲,还有他弟弟田宾。” 张昕枫眉头紧皱,对着王春林、郝所长和段崇先说:“--你们去,把田原的情况弄清楚。立刻就去!”闫自忠请示说:“我是不是也和他们一起去?”“好。” 六号所离指挥部很近,闫自忠和李洪杰一到那里,就与南山分局的副局长王鸣久、王春林紧急磋商起来。显然不能像摸查动作那样,拿着照片到田家附近到处打听。一旦走漏消息,活着的罪犯肯定潜逃,便不可收拾。邻居们也不会真正了解内幕。唯一的办法是正面接触田原的亲属,从他们嘴里挖出真实情况。研究以后决定将田玉山和田宾都叫到六号所来接受传讯。根据李宝励的揭发,田原肩臂处的文身是邻居朱环青给文上去的,朱环青必须接受传讯。不能排除田宾、朱环青有参与犯罪的可能,因此传讯时要采用必要的防范手段。去的人不能多,应该是熟人,避免引起混乱,使罪犯得到消息。最后决定以管片民警为主实施行动。第一步,由段崇先和闫帆去朱环青家把朱带来;第二步,由段崇先、郝所长和民警张石建把田宾、田父带来。 3个人都被顺利带到了,同时带到的还有在田家住的田原的表姐刘芳,在4间房子里同时展开了对他们的询问。田原的父亲田玉山满脸皱纹,胡碴很长,背有些弯,穿黑色棉袄,袄面上油迹斑斑斑。他从50年代起就在南山矿做掘进工,患有矽肺病,现在靠退休工资为生。这部分退休工资200多元,还要负担其他人的家用。1月28日遭抢的荣工退休金中也有他的一份。询问中他不停地淌清鼻涕。“你儿子田原现在在哪里?”询问人员问道。 “田原……他去南韩打工了。”“什么时候走的?”“去年……去年九、十月份……”“回来过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回来过吗?”“没有。”“你明白吗?在这里必须说实话,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知道什么叫作伪证吗?”“知道。”“那我再问你一遍:你的二儿子田原,在春节前这段时间里,到底在不在鹤岗?回来过没有?”“没有,一次也没回来过。” 询问时讲究察颜观色,从田玉山脸部呆滞的无变化的表情看,不像在说谎话。但老人显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对家里事情知道多少。“田原有假牙没有?”“……好像没有。”“文身呢?身上有文身没有?”“不太清楚……我没见他文过身。”王春林把文身照片拿出来,交给他看,问:“这文身是你儿子身上的吗?” 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阵,揉揉眼睛,又望望,说:“不像,我没见过他有这样的文身。”对田宾的询问也遇到相同的答复。田宾还很年轻、白净脸、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样子。据段崇先介绍,他平时表现不错,从来没有犯过什么事,也很少和他的几个哥哥一起活动。如果说他是学校的学生,也有人信。“我二哥真的出国了,”他再三辨白说:“走的那天还在街上吃了饭,家里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这事联系了有一个多月,还算快的,我二哥说那边钱好挣。”近年来东北去韩国打工的人不少,手续上并不繁杂,像田原这样无家无业的主儿,只要寻上门路,拨腿就走不是新鲜事。“带行李了吗?”“带了,被窝卷、褥子、脸盆,我三哥帮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车站,晚上7点多的车。”“海波是谁?”“我二哥的朋友,孙海波,去南韩的事是他给联系的。”“走了以后来过信没有?”““没有,他从来不写信。”“电话呢?”“我们家没电话。” 对刘芳的询问情况也相似,刘芳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与田家姨表亲,小吃店关张后一直没走。她眼神中带着警觉,但又十分乐意探听一点田原的消息,有时欲言又止。给人的印象是,她对田原一往情深。田宾和田玉山都提到,送别田原那天晚上,刘芳哭了两次,问她本人,她也承认,说田原出国打工是临走前三天才告诉她的,她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没给你捎信回来吗?”“没有。”刘芳摇头,神态有些凄婉,脸也背过去,发梢垂下来遮住了半个面孔,“他走的时候说了,不写信,挣够钱就回来……” 有些东西表演是表演不出来的,参加询问的人后来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原离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刘芳拆洗的,那时距“1.28”大案发生还有3个多月。以后对邻居们的调查,也证明田家在去年10月份的确聚会送别田原,田原走后无人看见过他归来。但是,在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和陈明利害关系后, 田宾首先承认了田原上齿有假牙。“我们哥几个都有有假牙,”他舔舔嘴唇,“都是右上边第三颗门牙,这颗牙生来就没有。”“文身呢?”田宾呆呆地看着照片,似乎对他二哥作了最后的辨认和告别。说:“从假牙和文身看,这是我二哥田原。” 至于和田原经常接触的人,他提供有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乔复山、余林栋等四名字。朱环青坚决否认他曾给田原文身,并亮出臂上的一条青龙--这是一条真正的龙,龙头龙身。至于田原身上的图纸,他讲听说是田原自己刺上的:先请人画在纸上,然后把纸贴在臂上刺就。这一点田宾也有印象。 关于田雨的去向,田宾说不清楚。田家的人向来各自行动,说走就走,说回说回,旁人不大过问。但田玉山后来说田雨跟他母亲去哈尔滨找工作。随即对田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虽称不上家徒四壁,也简陋得可以,唯有刘芳居住的一小块天地干净一些。刘芳已与田原同居,她肯跟了田原,也算田原的福气。换个角度看,在田原不可能不想办法去弄钱。 晚8点20分,指挥部的会议上,何局长宣布“1.28”大案的一名案犯已被确定身份。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随之而来的,就是确定其他三名活着的案犯的身份。根据搜集到的情况,与田原走得较近的人有10几个,在这10几人里,可能有3人参与了南山矿大劫案。所有列为嫌疑对象的人,只要还在鹤岗,地址明确,都派人去秘密监视起来,所在管片的民警和相关人员被招到指挥部待命。首先提出的嫌疑人是乔复山,绰号“二棱子”,28岁,男性,身高1.74米,身体略胖,白脸,方颚,大眼睛,下兜齿,住站前五号楼。此人1月25日至2月10日在鹤岗,26日晚10时在北大岭孟祥子家曾被人看到,开一辆蓝色213车,车号01776,前机盖子被撞坏。车内坐一女人,左眉部被划了一个小口。2月11日晚,乔复山乘308次列车去哈尔滨联系买卖,据说是做油毡纸生意。目前已到北京,住华北大酒店。 乔复山有钱,靠“刀枪炮”起家,现在仍是“刀枪炮”首领,有自己的一块地盘,手下有一伙打架不要命的弟兄。他发动过数次“黑吃黑”的火并,逐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来钱也容易,雇人开着卡车到小煤窑去,开到煤堆跟前,说声:“装煤!”就有人帮他把煤装好,拉走卖钱,无人敢管。钱攒多了,敲诈勒索的事就干得少了,把钱用去投资做生意,是当地不少人称羡的发财方式。“1.28”案中,有人举报揭发他的劣迹,因为与大案无关,人又不在本地,暂时没管他。 田原接触过的另一个团伙首领叫余林栋,绰号“黑子”,27岁,男性,身高1.78米,肤色较黑,圆脸,身体壮实,臂力过人,曾长期习武,当过田原的武功师傅。两次因流氓、斗殴判短期监禁。手下有五六个人,专门“吃地盘”,在他的地盘范围内,负责保护商家店铺的“安全”,走到哪里,坐下吃好的喝好的,临走揣上一份孝敬,伺候不好他,难免闹得天翻地复,得不偿失,所以店家都只当多一个收税的,散财消灾。 1月28日当晚据说他在一个同伙家聚会,证明人都是他的同伙。这伙人手里有枪是不必怀疑的,也有人会开车。田原参加过两伙人的活动,但次数很少,有一次跟着余林栋一伙提着铁棍拦路抢劫,被带到派出所。前脚刚进去,后脚他当居民小组长的母亲就赶到了,在派出所里大闹一场,闹得民警不亦乐乎,只好把她儿子放了。据段崇先说,田原近两年里与“刀枪炮”团伙接触少多了,经济情况上也能看出来,他从团伙活动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田原待人很客气,懂礼貌,这一点给民警的印象也不错,民警从未把他看作“刀枪炮”团伙的正式成员。 田原的朋友还有孙海波,一个普通人物。男性,27至28岁,圆脸,身高1.75米左右,无业,摆摊卖过布匹。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此处民警便谈不出更多的情况。或者说,他从来没纳入过警方的视线。在鹤岗数十万人口中,甚至在年轻人中,他都只算个平均数。如果警察把这类人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的话,那么警力必须增加20倍以上。孙海波被牵连进来主要是由于他去田家的次数比别人多,而且,他是田原去南韩打工的介绍人,田原去车站只有他去送行。田原去南韩的事现在还是个谜。 假设把孙海波视为犯罪团伙成员,那么这个团伙还差两个人,没有人看到过田原、孙海波和别人经常相处。孙海波原住南山矿一号楼,结婚后住砂轮厂附近。既认识田原,又认识孙海波的有闫文宇,男性,身高1.67至1.68米,瓜子脸,白嫩皮肤,眉清目秀,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平常。值得注意的是,他原在案发现场南山矿北楼三楼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1994年底辞职。家里是干部。 把田原、孙海波、闫文宇3人看成一个团伙,勉强说得过去。那样还需要加上一个人,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可以算作一个。孙海滔24岁,1.80米身高,人称“滔子”,和他哥哥一起做过短期摩托车倒手买卖,两人比较亲近。当然,把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划进来,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值得考虑。田雨在初二那天与其母出走,其母在哈尔滨一户人家作保姆,他也跟去哈尔滨,说是到省城谋个事情。走的时间有点蹊跷。能够考虑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些,总的看来,田原的接触关系不算复杂。三伙人,其中两伙是“刀枪炮”,具备作案的车、枪等条件,也具备作大案的心黑手狠,体貌特征上则不尽适合。另一伙人没有发现有劣迹,但仔细研究,体貌特征上更相似一些。 会议进行到半夜11点多钟时,会场上又有激烈的争议。一派人认为孙海波嫌疑最为重大。孙本人在外貌上与匪徒中戴警帽的一个相似,并且,他也应该最了解田原最后的行踪。 另一派人认为,孙海波介绍田原去南韩,所隔时日已远,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韩干不下去又返回鹤岗,参与了犯罪行动。孙海波等人从气质上不像作大案的人,况且以前连小案子都没作过,缺乏经验,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大。简直说,他们是否摸过枪都值得怀疑。此案理解像是“二棱子”或“黑子”一伙子干的,起码从作战经验上看像。前一派反驳说,孙海波等人未必没作过案、没使过枪,倘若高成国、小金鹤两案是他们干的,那么他们在心理上、物质上都有了一定准备。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前科的人,而可能是隐藏较深,从未暴露的人。 后一派意见也反驳说,高成国、小金鹤两案同样可能是“二棱子”等人干的,乔复山已经跑去北京,很难说不是为了逃避打击。孙匡男发言时,会场上安静下来。在公安大学读书时,孙匡男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毕业前一直是全校的学生主席。凭着他敏捷的思维、熟练的组织能力以及标准的仪表,同学们都预言他前途无可限量,但他从来收敛放达,不为已甚,至今不过做到处长,而且已经觉得够了。在他看来,能做好这个处长实非易事,尤其在需要对棘手的案情明确表态的时候。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 “根据大家凑的情况,我更倾向于--”他顿了顿,“孙海波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我认为,田原去南韩打工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早在几个月前,这伙人就已经把全案的过程筹划好了。”“为什么一具尸体丢在这里,我们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出尸源呢?这个人就住在鹤岗,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我们查得再粗,也应该得到线索。管片民警再失职,也不至于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出来。可是就是没有查出来。为什么呢?就因为罪犯事先已经摸清了我们产工作方式,知道案子一发生,大规模的排查就会开始。怎么排查?排查每个对象有没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田原恐怕根本没有去南韩,去南韩打工只是一个幌子,一个预谋,使我们在摸查中放过目标。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潜伏起来。只有孙海波一个人送他去车站,只有孙海波一个人知道他到底上没上火车。我相信他家里人,包括他父亲、他母亲、他兄弟、他女朋友都蒙在鼓里,不然怎么可能在摸查时个个若无其事,个个想不到是家里人出了事?潜伏了多长时间呢?3个月。3个月才突然出动实施攻击,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不妨说,策划者应该有点雄才大略,有高智商、思维周密。‘二棱子’、‘黑子’一伙人是不行的。凡明面上的‘刀枪炮’,大都是莽撞之徒,最起码不善于隐蔽自己,不然怎么会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呢?他们是另一路子,他们就干脆在明面上,干点小打小闹的事,策划大案,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利,起码危险性太大。” “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海波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点证据没有。可是我想强调一点,就像张厅长说的那样,现在犯罪是在升级,罪犯的素质也在升级。过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没有耐心守法,最容易冲动的那一部分人。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里准备以身试法的人开始行动了。他们比较有头脑,善于权衡利弊得失,不愿意为了眼前利益丧失长远利益,所以能够忍受表面的服从。他们在我们看来也许还算是一类人口,但心里想发财的欲望决不见得比明里的强盗差些。他们自尊心强,要面子,欲望也更强,他们一旦觉得从正路上发不了财,把目光转向犯罪,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现在通过经济犯罪发大财的,哪个是低智商。”“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看‘1.28’明火执仗地抢、真刀真枪地干,他们这里每一枪都放得有章法,来来去去都有策略,从这里面闻得出文化水平。要是叫在‘二棱子’和孙海波两种人里选择,我想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转变,适应新的形势。” 房间里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闫自忠频频点头。接着,从主席的位置发出几记掌声,张昕枫微微颔首,清楚地说道:“我同意。并且还要补充一点:”“不要忘了,经济状况也是我们分析此案的一个出发点。”“还记得田原的那条黄秋裤吗?我注意到,李宝励提供情况说,四五年前他就看到田原穿那条秋裤。田原的弟弟田宾说,田原去南韩把这条秋裤打在了行李里。现在在现场上,无名尸身上穿的还是这条秋裤。从搜查田家的情况看,田原的确比较穷,秋裤证明他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大的转变。‘二棱子’、‘黑子’两伙人都不缺钱花。” “1月17日,他们曾经有过一次行动,目标也是南山矿。由于司机逃脱,没有得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司机报案之后,铁东派出所不是掉以轻心,大事化小,而是认真对待,认真上报,在‘1.28’案发后及时提出并案,那么罪犯危险不危险呢?我看是有些危险的,可能会寻迹找到他们的聚集地。凭他们的脑子,17日暴露了一下后,28日再次出动,人数、手法都一样,不会不有所担心。可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不肯暂时避避风头,这说明什么呢?证明28日这天的机会对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急于弄到这笔钱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风险,就仿佛抢不到这笔钱过不了这个年。这种心情我看不像是‘二棱子’、‘黑子’这些人的。田原、孙海波、闫文宇这几个人都没有工作,平时不搞敲诈勒索,也不做买卖,生活来源是什么呢?我看他们倒象是职业犯罪,长期准备,以求一逞。” “我刚刚得到情报,据了解,闫文宇学过车,会开车。这样,几个人在相貌上,技术上就大体与条件能对上了。更重要的是,孙海波是田原所谓去南韩的联系人,田原即使是从南韩返回,也不大可能不与孙海波联系。孙海波至少要对田原的行踪负责。所以我同意尽快对孙海波等人采取行动。不能晚。‘二棱子’、“黑子”两伙人也要监控起来,先不抓。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伙人作案的可能。” 实际上,张副厅长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会场上再没有异议。确定立即抓捕的人员是:孙海波、孙海滔、闫自宇,张昕枫问:“这三个人都在家吗?”闫自忠回答:“已经掌握了,都在家。”王春林请示说:“闫帆和谢逢林也来了,您要不要见见他们?”张昕枫点点头,说:“叫他们来吧。”南山分局有个民警,恰好是闫文宇的堂哥,这就是闫帆。田原的身份一经确定,牵连到孙海波和闫文宇,王春林就把闫帆的情况向张副局长作了汇报。张昕枫当时中:“这个同志怎么样?”王春林斩钉截铁地回答:“表现一贯不错,我认为是可靠的。” 张昕枫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说:“那好,你找他谈谈,了解些情况。”闫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预审员,30岁,瘦高个,平眉,窄脸。工作上素来积极肯干,与王春林的关系处得也很好。王春林脑子里转过,这件事不能避开他,否则反而是对不他负责任。王春林打电话把闫帆找来,问他是否认识田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坦率地告诉他,现在已经初步确定,无名尸就是田原,田原的同伙可能有孙海波,问他除了孙以外还可能有谁。 闫帆当时吃了一惊,立刻想到闫文宇,那种复杂心情绝非普通警察能够体验。但他终于还是说,如果有孙海波那就有闫文宇。孙海波和闫文宇住邻居,他们的关系闫帆是了解的。在摸查中,闫帆也下到六号所,负责在发现假发的27委一带摸底,熬得眼睛都红了,却没想到凶手可能是自己的亲叔伯兄弟。 “还可以找一下谢逢林,”他说,“谢逢林也知道他们的来往。”谢逢林是大陆派出所所长,和孙、闫两人住紧邻,他提出谢所长,也是为了表示公正。本来以为王春林副局长会讲上几句,要他经受住考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等等。可是王春林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他,作好准备,参加传讯朱讯春的行动。蓦地,他觉得他永远佩服王春林。晚上8点多钟,他奉命去闫文宇家,观察闫文宇的动静。快到门口时,正遇上闫文宇媳妇甄玲出来,两人打了招呼。他问闫文宇在家没有,甄玲说在家,叫他进去坐,自己去趟小卖部就回来。闫帆说不进去了,只是路过,还有要紧事办。甄玲知道他们正忙,也就没再邀请。回到六号所,向王春林汇报了情况,王春林点点头,就要他去休息,说指挥部可能还要找他去了解情况,让他先抓紧时间睡一会儿,闫帆躲进一间屋里,腿立刻就软了,坐在床上,愣了半天神儿。 他明白堂兄弟这回是犯了枪毙的事,谁也救不了他。哪怕跑到天边上,也还是要抓回来。只存有一点侥幸,就是审讯下来证明不是他干的。但万一是他干的,他就只能承担罪责。去堂弟家的路上,他反问过自己:希望他在家吗?还是希望他已经跑掉?最后觉得还是希望他在家。既然谁也不能挽救他,跑掉了对大家都不好,对他自己也不是出路。也许是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审讯人审多了,对于杀人抵命的事已经看得习以为常,他比别人更能接受这种因果报应的事实,也明白自己处在执法的位置上态度来不得半点含糊。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堂弟偏要走这条路。谢逢林来了以后,听了情况介绍,琢磨了一阵儿,说:“背不住是他们干的,这两个人心都太重,都想干大事。可是表面上确实看不出来……”现在,两个人都站在了张副厅长面前。张昕枫着急看了看闫帆,把手中的铅笔放下,问:“如果确实是孙海波,闫文宇作案,你有什么想法?” 闫帆尽量平静地答道:“杀了这么多人,他们没话可说。”张昕枫赞赏地点点头:“你说得对。--闫文宇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过去是南山矿的总务科长。”“母亲呢?”“药剂师,在矿医院工作。”“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他父母家经济情况还可以,他自己不行。原来在矿上干,每月200多块钱吧。爱人在机电厂工作,每月不超过200块钱。”“父母家支援一点吗?”“结婚后他们就单过了,他这人面子重,从来不向家里要钱。” “他什么时间辞职?”“去年12月份吧,听说要去南方经商,好像出去过一次,详细情况不大清楚,我们平时走动不多。”张副厅长转向谢逢林:“你对孙海波什么印象?” 谢逢林犹豫了一下,说:“实话实说,我对孙海波不反感。他人很稳重,很孝顺,为人也比较仁义。犯罪的事另说。就平时表现来看,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在家里他是老大,什么事都是他撑着,老人病了,要拉煤了,盖个厨房什么的,主要靠他。他也吃苦。字写得好,爱看书,说话能说出道道来,对人也较和气--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张昕枫微笑着鼓励:“说吧,继续说,我爱听实话。”谢逢林个子不高,身子也挺瘦,但是个爽快人,说话没遮挡。见张副厅长肚量大,又添了几句:“我们住邻居,有些事我知道。孙海波这人和大家处得不错,别人有什么事,他能帮得上忙的就帮,不惜力。比如说帮人挑水;也帮我们家挑过水,还爱摆弄个机械、电器什么的。他和闫文宇两人关系是好,尤其是前一段,见过他们串门儿,田原也来过。要说作案,田原那小子肯定干得出来,我不知道海波和闫文宇怎么能和田原走得那么近……他们两个都是有主意的,真要想作案,简单不了,人不能光看外表,不能光看人缘好不好。好人作不作案?好人也一样可能作案,这两个人我看也还是都缺钱,起码想挣大钱。简单说吧,是他们干的,我也信。” 张昕枫问:“抓捕的时候,由你去敲门,他们会不会怀疑?”“不会。我去行。”“那好。” 接下来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主要是什么时候动手。有主张立即行动的,有主张拖到三四点钟的。 关键是很可能要发生一场激战。对方有作战经验,又处在高度警觉中,犯的是死罪,必然不存侥幸心理。公安人员登堂入室需要一段时间,罪犯稍有反应,就会拔枪射击。到那时候,敦促对方投降是不太现实的,结束战斗只能到最后击毙对方,这期间发生的伤亡、误伤都应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何局长提出,清晨6时30分左右比较合适。这个时间里,一夜过去,犯罪分子比较容易麻痹;天色已亮,许多人家开了街门,开始有人走动,又还都没有离家,行动起来不大显眼。张副厅长批准了这个方案。此时,天黑得正沉,外面寒风呼啸,声势浩大,仿佛有千军万马正向这个城市发动攻击。这样的夜晚,人们本来应该在家里熟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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