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命,美军印制山寨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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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每个都是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也向中国人俯首称臣了!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间的强烈感受,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扬眉吐气!

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部分俘虏听莫若健(未摄入照片)宣讲我军俘虏政策

莫若健(右)与朝鲜人民军军官朴大尉合影

1950年10月25日,是令莫若健终生铭记的一天——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跨过了鸭绿江,来到朝鲜加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当时20岁的莫若健刚从中学毕业,经在军校短期培训后担任50军149师445团2营4连文化教员。酷爱英语的莫若健此时还想不到,自己的这点小爱好在朝鲜战场上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参与审讯的第一个美军战俘

第一次战役发起后的一天,师部通讯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莫若健:“师首长命令你跑步到师作训科报到!”莫若健二话没说,跟师部通讯员上了路,边跑边问:“啥子事这么急啊?”“抓到了个高鼻子,上边派来的几个翻译,都说不通。”

原来,部队抓到美军俘虏后,军部派来几名懂英语的大学生,可他们听、说能力都比较差,与俘虏无法沟通。师首长正着急,有人提出莫若健的英语不错,于是,迅即调人。

莫若健一到师部,作训科科长丁永年就交代:“小莫,你先把我军的政策给这个俘虏讲一讲,稳定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们部队的番号、装备,以及被俘前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个人的情况。”

莫若健一上场就叽里呱啦地与那位美军战俘交流起来,在场的各位师首长个个表示满意。

许多年后,莫若健说起这次“初战告捷”还在笑:“我也就是个高中生的水平。其实,那天俘虏说的话,我只能听懂十之六七,所以,要不住地问他这个单词是什么含义,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反复要求对方解释。这一来二去,就被人看成是‘对答如流’了。”

审讯结果,这名俘虏是美军的下士副班长,对部队任务和部署知之甚少,关键是被吓坏了,一直担心审讯完了会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问题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带到临时挖的猫耳洞里防空,他还在问:“你们真的不会杀我?”

这名美军俘虏携带了两部“步谈机”,成了让大家大开眼界的东西,虽然这样的先进设备美军都装备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军师一级的领导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大家很认真地听俘虏上了一堂“科技知识课”,最后感慨道:美军有这么好的装备,竟然这么不经打!

那年月,志愿军“土包子”打现代战争的洋相颇多。莫若健记得,某基层单位初遇美军飞机时,竟然下传过这样一道命令:不准抬头看飞机!眼睛反光,容易被敌人发现!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土”,彻底颠覆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崇美、恐美情绪,进而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会八国外语”的吕叔湘爱徒

第一次战役一结束,知人善任的师政委兼代理师长金振钟在战役总结会上宣布:师政治部成立敌工组,老干部陈轲颜任组长,莫若健任副组长,编有英语翻译3人,朝语翻译1人。

莫若健不负众望,立即在全师办起了英语对敌喊话培训班,集训全师文化教员,并在上级下发英语喊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战场喊话内容,还用东北民间小调填写了一首《英语喊话歌》:

学会那个喊话,好处多啊! 见到敌人叫“哈罗”!“萨暖得儿”(Surrender)是“投降”,“汉志阿普”(Hands up)是“举起手”,“法罗米”(Follow me)是“跟我走”,“伟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优待俘虏”,“普挡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康蒙奥特”(Come out)是“出来”,“出来投降吧”!

仅有高中学历的莫若健,英语说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耳提面命。原来,抗战时期曾居留成都的吕叔湘虽是大学教授,生活却非常窘迫,以至于不得不靠进当铺、到初中兼职授课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莫若健由此与吕叔湘有了师生之缘。

虽然这段经历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但解放后的吕叔湘依然记得莫若健——这名英语在全班由最差变为优等的学生。那年月,“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指战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得知自己的学生成为了“最可爱的人”,昔日传授的英语知识被学生用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时,吕叔湘在给莫若健的信中兴奋地表示:自己已将1亿元(旧币,折合新币1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志愿军,用于购买飞机和大炮。吕叔湘还随信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Foster)写的英语小说《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另一本是自己撰写的《中国人学英语》。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送给我的学生——保家卫国的莫若健同志 吕叔湘”。

3年后,莫若健在吕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请下,登门拜访了恩师全家,并在饭桌上讲述了一个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话:首次审俘,战友们对语言大师高足弟子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志愿军作战对手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审讯结束后,有人问莫若健:“你还会翻译哪几个国家的话?”

初露头角的莫若健春风得意:“只要是英语国家,我都能翻。”

对方再问:“‘联合国军’有几个说英语的国家?”

莫若健扳了扳手指头,“有七八个吧!”

万万没想到,这边实话实说,那边传来传去,竟让一个神奇故事传遍全师:“小莫会八国外语!”

“投降!你们唯一的生路!”——莫若健在朝鲜战场书写英文标语。

审讯俘虏200余人:最自豪的一天

1951年1月3日,是莫若健一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令他自豪的一天。这天凌晨,第149师前卫446团1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25师第35团一个营击溃。5时,该营攻占英29旅来复枪第57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当晚,第149师445团1营和第446团2营又插到汉城以北的佛弥地谷地,截住了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29旅,经3小时激战,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第57团一部和英军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皇家重坦克营”),用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等步兵武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227人。

随即,莫若健和战友们也开始忙碌起来。当时,志愿军处理俘虏的过程大致为:作战分队将抓到的俘虏送交师政治部敌工组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交来的俘虏由师警卫连派人看押,敌工组先要宣讲我军政策,使其情绪安定,然后,逐一做简单的审讯,同时登记造册,并将审讯到的情报随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审讯完后,由警卫连负责押送至上级机关。

白天的活儿还没干完,后半夜又有一大批战俘送来了。200多名英国俘虏,只有莫若健等两人协作审讯,莫若健审问,另一个战友负责登记,忙得一塌糊涂。

这天的俘虏,多是英29旅的英军官兵。英29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坦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收俘虏的第一件事情是搜身,防止俘虏暗中携带武器。此时,莫若健已经习惯了欧美白人的形象和做派,流水作业般搜着搜着,跟前来了个约1.9米的大个子,没多想,莫若健便从下往上开始搜起身来,一抬眼,猛然发现,一个高过自己大半头、满脸黢黑的壮汉正俯视自己……多少年后,莫若健告诉笔者一句大实话:“真吓了一跳,没想到黑人这么壮啊!”

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俘虏,莫若健还真有点害怕,毕竟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看押俘虏的警卫人员不多,出现意外怎么办?于是,他们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

天亮后,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来拍摄战场情况,在这个院子里拍摄了一张149师警卫连战士看押英军战俘的经典照片。虽然照片中没有收进莫若健的身影,但这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场面、熟悉的人物,已将莫若健熟悉的历史定格于永恒。

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每个都是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也向中国人俯首称臣了!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间的强烈感受,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扬眉吐气!

视《投降安全证》为救命稻草的英俘

在莫若健的印象中,英军战俘的年龄普遍偏大,他们不像美军战俘那样惊恐,即便当了俘虏,“绅士风度”依然。

一见面,排在前面的几名英军战俘便双手将一张纸片举过头顶,一边摇动纸片,一边有节奏地喊着:“We believe this!We believe this!”(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

莫若健好奇地上前问:“你们相信什么?”一名俘虏立即将手中的纸片递了过来。

莫若健一看,原来是盖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用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印制,下发给各部队敌工部门用于瓦解敌军的宣传品——《投降安全证》(Safe Conduct Pass)。里面的内容是:

命令

凡持证投诚之敌军官兵,不论国籍,应依我军宽俘政策,妥为接待,护送至最近之司令部或俘虏管理处,并切实执行下列四条命令:

一、保证生命安全。

二、不没收私人财物。

三、不虐待、不侮辱人格。

四、受伤者给予治疗。

此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看完《投降安全证》,莫若健诚恳地安慰众俘虏:“请放心,宽待俘虏是我军的一贯政策,志愿军说话是算数的!”

莫若健知道,敌工部门下发《投降安全证》时,要求各部队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炮弹射向敌人阵地。这些《投降安全证》一旦经俘虏之手,意义非凡。想到这里,莫若健便和蔼地与俘虏商量:把这张《投降安全证》留给我吧?

岂知,这帮俘虏坚决不肯:“不行,不行!以后我们见到别的中国人时,还要用它。”

莫若健只好和他们耐心解释:这些俘虏政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谁都不敢违反,哪个志愿军部队都这样,你拿着它没有用了!

英军俘虏还是不干。莫若健只好一笑了之。

相互指责,英美俘虏内讧

经过莫若健的俘虏政策宣讲,这帮战俘情绪倒是稳定了许多,但没过多久,俘虏中又出现了骚动情绪。

一位年龄稍大的英军俘虏开始与莫若健套近乎:“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过德国法西斯。”莫若健顺势说道:“你们那时打德国人,是反侵略。现在中国没侵犯你们,而你们却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欺人太甚!我们志愿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正是在保家卫国,反侵略!”

一位俘虏不禁感慨道:“天上我们有飞机,地上我们有坦克、大炮,做梦也没想到,当俘虏的却是我们!”

这句话挑起了英军俘虏们的一肚子火气,他们纷纷开始讨伐起美国人的“自私自利”“嗜血成性”来。原来,美军将领叫英29旅担负战役掩护任务,结果,美军的25师溜掉了,英国军队却被包了“饺子”,因此英国俘虏一致认为美军在“打滑头仗”,大呼“上美国人的当了”!

英29旅坦克兵上士柯克斯忿忿地说:“上次是土耳其人当了美国人的牺牲品,这一回是我们英国人,下一次该轮到法国人了。”英29旅坦克营直属中队伍长泰勒也恨恨地说:“不是美国人捣鬼,朝鲜人绝不会有这样的劫难!”还有英军俘虏大骂英国首相:“艾得礼坏,艾得礼坏!”嘟囔个没完。真让莫若健把笑话看了个够。

特殊任务:带领战俘开回坦克

很少有人知道,这天夜里,莫若健还曾接到过一个特殊的任务。

英军俘虏登记完毕后,莫若健接到上级命令:佛弥地战场上还有几辆坦克完好无损。马上动员几名可靠的俘虏兵,设法把这些坦克开回国,供有关军事部门和军工部门研究。

莫若健随即召唤英军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皇家重坦克营”)战俘集合,宣讲了一番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表扬英军俘虏遵守纪律,然后动员俘虏:“现在,需要你们当中的坦克驾驶员帮助我军把能开动的坦克开出来,愿意与我军合作并做出贡献的举手!”

一下子,几十只手举了起来。

其实,此时的莫若健心里有些发慌:一旦这些人上了坦克,可就不好控制了。要是跑了怎么办?向我军开枪开炮怎么办?可命令仍然要执行,莫若健只好凭感觉,在众多的俘虏中挑选了六七名样子比较温顺的出列。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莫若健和俘虏们还没到达指定地点,便被上级骑兵通讯员给拦住了。“不是军首长命令我们挑俘虏去开坦克吗?”莫若健一脸茫然。“军首长有好几个呢!军首长发脾气了,说叫敌人去开坦克是瞎扯淡,乱弹琴!叫你马上把俘虏带回去!”通讯员说。莫若健只能下达新的口令:“Back Turn(向后转)!”

几天后,莫若健得知了上级临时改变决定的缘由:原来,在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第445团1营3连9班长王长贵爬上一辆敌坦克,迫使敌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经投降的敌坦克手见王长贵孤身一人,猛然发动机器,将王长贵从炮塔上甩了下来,随后将王长贵打死。

王长贵是鄂川战役的战斗英雄,1950年进京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他的牺牲,自然惊动了军首长。

审讯英军坦克营长

莫若健将几名坦克手俘虏押回驻地时,天已拂晓。为防美军飞机轰炸,所有俘虏被押送离开民宅,到山坡或田间休息。就在这时,莫若健意外听到俘虏议论营长也被俘虏了,顿时大吃一惊:登记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普通的坦克兵,没听说有营长啊!

他随即就报告了师作训科科长丁永年。丁永年一听兴奋了:“你去把他带来,让我见识一下。”

英军少校营长被带来后,莫若健告诉他:“营长先生,我的领导要与你谈一谈。”

营长没否认对自己的职务称呼,只是耸了耸肩回答:“非常愿意从命!”

审讯开头,是问问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状况、参军时间、受教育程度等。英军营长非常配合,问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理,头头是道。

可当丁永年问及部队的装备编制、被俘前受领的任务、退却目的地、与美军如何协同作战等情况时,英军营长却装傻了,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无可奉告”,嘴巴封得严严实实的。

越听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骂了一句:“他妈的!”英军营长听不懂,大概以为要枪毙自己,没等莫若健考虑好如何翻译这句话,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求饶:“我们都是指挥官。如果你被我军俘虏,能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军事情报吗?”

志愿军印制的投降安全证

 

丁永年是“三八式”的新四军老干部,曾多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为我军制定的俘虏政策他早已烂熟于心,见俘虏如此,气得只好大吼一声:“带走!”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仍放不下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他:“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话,对英军营长来说,无疑是个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师第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等“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抓回来一名美25师的宪兵,也是莫若健参与审讯的。宪兵,本是个耀武扬威的差事,但成为志愿军俘虏后,却魂飞魄散。莫若健记得,当时,这名惊魂未定的宪兵“叽里咕噜”就重复一句话:“都被打死了,就我一个活的……”别的,啥都问不出来了。

美空军曾印制山寨版《投降安全证》保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后又调任成都师范学校(后为成都教育学院、成都大学)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 90年代,他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成为当时有着“成都新东方”美誉的成都磨石(莫氏)外语学校校长。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在莫若健心中,那却是一段永远无法抹煞的记忆。笔者在访问中得知,在他手中,至今仍珍藏着一张从敌人手里收缴回来的《通行证》。

1951年7月12日下午,第149师在朝鲜执行战勤任务期间,由高射机枪连在敖上里击落一架美军F-80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因跳伞高度不够,被摔死。当时,找到的手枪、皮包、军号牌等都上缴了,而那张从美军飞行员尸体上翻出来的带有血迹的小纸片,则被莫若健留了下来,珍藏至今。

这张小纸片,封面题为《通行证》,封底的汉字内容是:

我军指战员:凡持证来归之外国军队必须善为□□。不论其国籍,士兵与军官,一律保证生命财物安全,不得杀害,虐待,侮辱,并护送至最近之部队司令部政治部。

望各部队切实遵照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通行证》里面的英语内容翻译过来是:

他们追求的是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石油公司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都有数额巨大的投资。你们死了,这些亿万富翁们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是人人皆知的。是那些亿万富翁和战争贩子让你们到战场上来送死的。别相信他们的屁话。停止战斗马上过来。要想活命,回家,这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这张小纸片的真实印刷出处,至今是一个谜。

按说,美军飞行员驻地远离前线,志愿军敌工部门印制的《投降安全证》还无法散发到敌人的空军基地。因此,莫若健曾猜测,这可能是美军飞行员从陆军那里用高价买来的。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蹊跷之处:首先,顾名思义,《通行证》是发给自己人的,《投降安全证》才是发给准备投降的敌人。其次,与规范的《投降安全证》相比,该《通行证》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不符合中国人的行文规则。再次,该《通行证》落款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少了个“军”字,多了“部队”二字,也不符合我志愿军的规范称谓(“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规范称谓,早在志愿军刚入朝时就确定下来了)。

难道这个《通行证》是“山寨版”?

采访中,笔者再次与莫老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张通行证如果是飞行员们私自印制的,那就应该越像“正版”越好,然而,印制者却甘冒被人识破的风险,拒绝使用“投降”二字,措辞也比较“中性”,似乎在刻意遵守美军的战场纪律和军人的“面子”底线。

这就不能不引起进一步的怀疑——若非美国空军有组织伪造,何至如此?

果真如此,这张《通行证》将更有纪念意义!

2008 年,正值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莫若健旅行路过北京时,曾想把这张美国空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通行证》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遗憾的是,他和战友们却意外发现: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馆被撤消了。因此,这张颇具纪念意义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在莫若健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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