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苏之间,生出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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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预言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上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首开社会主义革命;上世纪中叶,天安门广场54门礼炮齐鸣28响,又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世纪末叶,前苏联崩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失败,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纷纷变色,只有少数国家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本世纪初,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工业规模上超过美国,而在经济综合实力上超过美国也就是不到十年的事了。

   

很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行了很多总结,不外乎:经济上未能及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潜能;政治上忘记初心,未能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转向追求“民主社会主义”;军事上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耗尽本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实力;体制上形成了一个脱离民众的官僚阶层,开始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中国,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共产党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又通过28年的奋发图强,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实现了两弹一星的安全保障;紧接着完成了市场化转型,在苏联崩解,社会主义退潮的年代不忘初心,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用了32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奋斗,坐上世界第二的交椅。

   

有一个因素其实在这两个国家走过的道路上起着不应忽略的作用,那就是融入两个民族血液中的历史基因。

 

苏联成立前是沙俄帝国,是一个由沙皇和国内贵族集团联合管理的国家。而中国早在秦王朝建立时就开始剪除贵族势力,实行官僚辅助皇帝治理天下的结构。历经2000多年,在中国,贵族势力基本淡出政治体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在中国,皇天之下就是国民,官僚阶层是附属于皇帝的。这比沙俄皇帝之下是贵族就少了一个层次。

   

其次是宗教。为了便于统治,沙俄也是借助与宗教的,那就是东正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通过描绘一幅天国的平等图景消弭人们在现世斗争,反抗剥削阶级的意志。但是中国很早就是一个无神教的社会。在传说中,西方是发了大水,上帝告诉诺亚造好一艘方舟来逃避灾难,中华民族的传说则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所以相比之下,西方信宗教,要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希图上天堂;而中华民族更强调现世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易经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此网上的段子是:亚伯拉罕废物VS华夏男儿。

 

再看看两国发生的农民起义,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沙俄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而起义居然是普加乔夫冒名说自己是“被杀的彼得三世”而发起的,也就是说,一个较好的“沙皇”号召大家跟着他反对一个残暴的沙皇。这种意识可以和中国比一比。

 

古代皇帝虽然自称“天子”,但是在中国官僚、知识分子和民众心中都是不信的,那只是权力的象征,跟天神无关。孔夫子就是榜样,“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古代农民起义,都是要推翻这个名义制高点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陈胜演讲的关键一句就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关键是这个立场是有传承的。汉末,黄巾军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宋江打的旗帜是:替天行道。行什么道?那就是天下要公平。更明确的公平要求是下述口号,唐代黄巢的口号:天补均平;北宋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明朝李自成:均田免粮。清朝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清末同盟会: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其实社会主义的一个要义就是公平平等。而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不论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还是农民起义的朴素口号,一以贯之的强调这一点,这还不是融入民族血液中的基因吗?反观俄罗斯,沙皇和贵族的阶级固化不也是深入成民族基因了吗?

 

一个在俄罗斯很有名的油画,“回家的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在俄罗斯很受追捧,其实就是一群贵族忧心俄罗斯的落后,希望在俄罗斯实现资本主义革命而发动的一场起义。农民起义要以沙皇做号召,贵族起义则大受追捧,俄罗斯有中国这样为争取人人平等而举行的农民起义吗?

   

所以列宁说过一句话:“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党。”俄国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子太少了,因此俄共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这种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而十月革命,一开始也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士兵和工人的起义,逐步推向全国。而占俄罗斯最广大民众比例的农民起了多少作用,我至今也不清楚。

 

而中国革命,毛泽东面临的局面更复杂,中国工人阶级太弱小,要革命就必须依赖农民。社会主义革命按其理论,依靠对象应该是工人阶级。但是这本来应该是极困难的任务由于民族的文化基因相对简化了。当共产党号召平均地权来发动民众时,农民是热烈支持的,知识分子也是支持的,政府是不好反对的,因为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

   

为了说清文化基因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2400年前,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不是讲的公平吗?孔子还是说的太概念了,于是另一个亚圣孟子见梁惠王时比较形象的解释了一下: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你看,不违农时,长幼有序,还辅之以教育,对美好社会的设想挺全面。

   

除了经济安排之外,孟子还从理政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都有点“为人民服务” 的意思了。

 

到了晋代陶渊明,一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更是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名篇了。这篇美文中学课本里都有,这里不多述了,仅仅说明一点,在中国历史中,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代绵绵不绝,深入人心,这种对公平社会的向往流淌在历史之中,表达了中华文化的基因。

     

 

欧洲在2300多年前,也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不过那主要是对公平的思辨探讨,缺少实践成分。理想国需要城邦统治者具有“正义”的素质,除此之外,和中国的老子提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差不多。也是,柏拉图时代的城邦国,也确实是“小国寡民”。

   

但是欧洲在其后经历了千年的宗教黑暗,这类基因未能流传下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其实又从东方找到不少灵感。我们知道的,那时马可波罗的“游记”,把中国描绘成富足的国家;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西方人能看到的,洁白如玉的瓷器、温润华贵的绸缎、可口养胃的茶汤,中华出产的这一切,都象征着巨大的财富。中国社会的平等和富足激励着西方探险家进行航海大探险。发现新大陆那叫误中副车,他们心中的目标都是奔着中国来的。

   

闲话少说,后来的发展就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后,有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欧文。欧文是一个实践者,他不像托马斯·莫尔写“乌托邦”那样凭空设想,他要实践。他手中有一个纺织厂,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为方便工人创办了托儿所。结果他的钱并没有少赚,因为改善了工作条件,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

   

后来欧文扩大试验规模,在美国买下一块地开始“新和谐公社”的实验。这个包括了农业试验的完整的生活区最终失败,当人们发现干多干少都是平均的收入后,投机耍滑出现了。由于生产力并未达到充分发达,想消除人们的自私心理变成不可能,欧文由此破产。

   

以上实践表明,其实欧洲由于历史中断,贵族阶层的存在,虽然进行了丰富的社会主义探索,但是民族文化基因确实欠缺不少,西方胡乱宣传他们的“民主基因”来自古希腊,他们有公平平等的文化基因么?俄罗斯作为受欧洲文化影响最深,本身也是贵族文化浸淫的民族,基因中就缺少对公平平等的不懈追求。苏共的努力,就是不断把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灌输给民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连苏共的领导层都开始不自信,把“民主社会主义”当做自己的目标,可见其民族文化基因缺失带来的危害。他们从“替民做主”转换成“为己做主”也就十分自然了。

 

所以要说还有哪个国家有利于推行社会主义,那可能是美国。具备强大的生产力的前提,民众中公平意识比较普及,宗教影响力比较弱。最后一点,虽然没有长期流淌的优秀文化基因,但这同时也没有历史包袱,算是近乎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你说呢?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出,只有建立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消灭私有制,并且在数代人的努力之后,在生产力充分涌流出来之后,人们才可能实现生活资料的真正公平平等,社会主义的理想才能变成现实。

 

由此看来,中苏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除了开头讲过的以外,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所起的作用还真不可小觑。苏共之所以“忘记初心”,和其历史文化中缺少对公平平等的追求也有莫大的关系;而中华民族血脉中流淌的对公平平等的不懈追求,使得中国民众很容易的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念,使新中国的领导者能够坚持不忘初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取得重大成就。

 

中国为什么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或者说毛泽东为什么产生于中国,那就是流淌于华夏血脉数千年不绝的优秀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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