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044.黄金失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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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上旬,正是江南“梅雨”时节,天空飘着如丝如缕的繁蒙细雨,一到夜晚,经昏黄黯淡的路灯光一映照,愈发给地处上海冷僻地段的榆林区龙江路平添了若干冷寂的气氛。上海解放才十来天时间,社会治安还很混乱,一般的平民百姓,晚上通常都是不出门的。所以,10点钟敲过,龙江路上已是车稀人少,一片空旷。

一辆三轮车顶着斜风细雨从许昌路方向不紧不慢地驶来,行至江浦路口时,随着轻轻的一声“停车”,车夫按下了刹车。乘客付过车钱,拎着一个看上去显得沉甸甸的黑色皮包下了车,目送三轮车离去,这才顺着马路往兰州路方向姗姗而去。这是一个30来岁的男子,中高个子,身板结实,穿一套八成新的藏青色西装,打着一柄崭新的油纸雨伞。

行不多远,那人来到一条弄堂口。当时上海滩的弄堂里通常都是没有路灯的,黑咕隆咚一片。鄢人刚走到弄口,从弄堂里闪出一条黑影来,冷不丁把他吓了个哆嗦,在他还未看清对方的脸容时,一支闪着蓝光的手抢跃入了他的眼帘,黑洞洞的枪口像死神的眼珠般对着他的面门!

“不许吭声!”对方的声音透着彻骨的寒气,虽然不高却具有不容抗拒的威严,“向右转,朝前走,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向右就是弄堂,深更半夜用手枪逼着人到黑喑深处去,显然不会有什么好事。所以,“藏青西装”显出了一丝迟疑,但是随着对方的枪轻轻晃动了一下,他只好别无选择地遵命而动。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对方猛地扬起手来,手枪在空中划了道弧形,金属枪柄准确地狠砸在“藏青西装”的后脑勺上!

“藏青西装”只觉得耳畔轰然一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方弯腰从地下捡起“藏青西装”已经脱手了的皮包,顺手又捞了雨伞,撑着离开了现场。过了几分钟,两个路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经过现场,发现了躺在地下的“藏青西装”。

榆林公安分局的值班警员接到报案,当即出动前往“兵站医院“想找伤员了解情况。当时分局所有的设备都是沿用国民党警察局遗留下来的,那两位警员只能合骑一辆自行车过去。到了那里一问,一个护士说有这么一个伤员,已经救醒过来了,正在观察室里躺着。于是去观察室,但那里边并不见“藏青西装”。

到门口去向停在那里的几辆三轮车上的车夫打听。一个车夫说,有那么一个人在10分钟前叫了一辆三轮车离开医院了。

那去调查的两个警员中,一个是原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姓程,40来岁。另一个是从人民解放军转业过来的班长,姓王,山东人,23岁左右,担任着警队的副组长。那老程当时还全凭着旧警察办案的那一套处理方式,听说伤员已经自行出院,便认为没什么大事,主张不必再过问下去了。但是,小王却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这个案子,必须查清楚,把凶手抓住。老程听小王一说,便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出主意说那可以在这“守株待兔“,等那个送伤员回家的三轮车夫返回后向其了解对方的住址,然后再登门查访。

两人便待在医院门口抽着烟等着,一支烟刚抽完,那个车夫同来了。老程上去一问,他马上说出了对方的住址,不远,就在龙江路“漕生饭店”对面的那个小院里。

小王问:“他的伤势如何?严重不严重?”

车夫回答道:“头上扎了绷带,我没有问——我们这一行不兴打听这个的,不过看上去还算好。”

这时雨已经停了,王、程两人骑车到了龙江路,找到了“漕生饭店”,一看,对面确有一个小院,低矮的院墙外面围着竹篱笆,两扇白木院门紧闭着。警员停了自行车,上去轻轻叩门。开门的是一个50来岁的小老头,穿一件蓝竹布长衫,一边开门一边打着哈欠,见是警察登门,瞌睡马上没有了,眼睛直直地望着来人。

老程轻声问道:“老先生,这里刚才是不是有……?”

小老头点头:“有的,有的,他是我的房客,刚从外面回来,听说是出了点事。”

“出了点事?”

“是的,他说喝了点酒.天下着雨,路滑,不小心跌破了脑袋。”

“晤!”王、程两人对视了一眼,心里产生了疑窦,又由疑窦生发出警惕性。

“他住在哪里?”

“就在后院,这会儿可能已经躺下了。”

“前面带路,我们要找他一下。”

小老头引路.穿过前院和夹在两边厢房间的过道,来到了后院。后院比前院要大些,靠后院墙有一排三间连在一起的平房,东侧一间还亮着灯。小老头指指那里:“他就住在这问。”说着,提高了声音说,“干先生,有两位警察先生找你。”

话音方落.屋里的灯光倏地灭了!小王意识到情况不妙,一个箭步直冲上前,飞起一脚踢开房门,在扑进屋子的同时闪身一旁,一手持枪,一手按亮了手电,厉声喝道:“不许动!”

手电光下,只穿着汗衫短裤的“藏青西装”已经坐了起来,一手正往枕头下伸,听见吆喝,他略一迟疑,还没作出反应,已经被随着跟进的老程一把扯住从床上拉了下来,摔在地下。老程伸手枕头下一摸,掏出了一支美式左轮手枪。

老程倒抽一口冷气:“哎!这家伙是什么人?”


缝着一头白色绷带的“藏青西装”被带到榆林分局,由小王、老程和另一位姓吴的警员进行讯问。

被捕者供称他姓干,名叫其荣,河北省沧州人氏,今年29岁,是经营药材生意的商人,上周刚到上海,是来讨债的,那支手枪,是他不久前在沧州向一个朋友买的,因为兵荒马乱的年头,出门心里不踏实,用于防身。

小王问道:“知道上海已经解放了吗?”

“知道!知道!”

“你来自沧州,那边是解放区,你一定知道人民警察的性质。可是你刚才一听见房东在外面叫有警察找你,就马上熄灯掏枪,这是怎么回事?”

干其荣吱吱晤晤地说不出话来。这以后,他就来了个一问三摇头,什么都不知道。

情况汇报到分局。领导指示:一定要查清干其荣的真实情况!

几小时后,即次日凌晨2时半,小王、老程再次来到龙江路的那个小院,找房东小老头——秦中进谈话。

秦中进说干其荣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河北人唐健介绍过来的,说住上几个月就要走的,每月的租金是3元大洋。

唐健是什么人?

秦中进说唐健是建筑承造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包工头:住在提篮轿那边的霍山路。

于是去了霍山路,向唐健一打听,终于了解到了干其荣的真实身份——他确实来自河北沧州,但曾经当过黄百韬的卫士!

黄百韬,字焕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旅长、师长,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七兵团司令官等职。1948年11月,在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当时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其时,淮海战役结束方才几个月,人们对黄百韬被击毙一事记忆犹新,对突然冒出来的这么一个“黄百韬的卫士”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榆林分局决定成立一个侦查小组,专门调查干其荣的事。侦查小组由小王、老程、老吴和一个名叫洪一章的留用刑警组成,洪一章是中共地下党员,新生政权接管警察局后担任刑警组长,是个政治上可靠又精通业务的同志,所以被指定担任侦查小组组长。

当天下午,侦查小组提审了干其荣。刚开始时,干其荣还是想故伎重演,一问三摇头。直到侦察员点明了他那黄百韬卫士的身份后,方才涨红了脸求饶。侦察员向他交代了政策,陈明利害关系,他于是对自己的情况及此次赴沪的目的作了供述——

抗日战争初期,18岁的干其荣面对着日寇的滔天罪行,怀着一腔热血投身行伍,被派往在冯玉祥第六战区司令部担任参谋处长的黄百韬身边当卫士。来自“武术之乡”的干其荣自幼就习练武术,枪法又准,又具有一股机灵劲,所以很快就受到了黄百韬的信任,成为其贴身卫士。

1944年2月,黄百韬担任了顾祝同部的第二十五军军长。次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黄百韬率部进驻上海。当时国民党的“接收”就是“劫收”,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乘机为自己捞取利益。黄百韬在静安寺附近强行占了两幢花园洋房。其中一幢原本准备送给顾祝同办公室主任卢旭的,但原主(一美国人)来中国向宋子文告了一状,黄百韬只得放弃了。1946年3月,黄百韬率部对苏北解放区进攻,因为舍不得放弃上海的房子,就让干其荣留下看守着。

1948年6、7月间,解放军发动了“豫东战役”。黄百韬所率之整编第二十五师及另附伞兵总队、交警总队数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雎县东北之帝邱店圩内,黄百韬自感面临绝境,下令焚烧公私文件,枪杀俘虏,声称:“不成功,便成仁,此乃我素志。”当天半夜后,战场突趋沉寂。原来解放军因敌各路援军逐渐抵近,为保持主动,遂撤出了战斗。黄百韬兵团侥幸得免于全歼后,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开动全副宣传机器,大吹大擂,夸耀黄百韬在豫东大捷。为了表示对黄百韬的奖赏,蒋介石在将官云集的全国军事检讨会上.举行隆重授勋典礼,并亲自为黄百韬佩带青天白日勋章,奖励黄金50两。会议结束后,黄百韬驱车赴沪,就住在静安寺附近的那幢花园洋房里。

当时.顾祝同已向蒋介石建议重新编组第七兵团.以黄百韬为兵团司令官。千其荣听说后,认为黄百韬的仕途正旺,生怕白已待在上海捞不到好处,便向黄百韬提出要求随其赴任。黄百韬同意了,因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看守洋房,使决定把那50两黄金就地埋匿。当天深夜,便由干其荣动手把黄金埋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下。

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发动了淮海战役。战役开始后的第17天,即1948年11月22日下午,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全军覆没,黄本人也被击毙,干其荣在前一天就开了小差,侥幸逃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干其荣一口气逃回了沧州老家。但他除了吃兵粮,什么营生也不会,要干歪门邪道吧,沧州已经解放,要受打击。这样混了几个月,干其荣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动起了黄百韬藏匿的黄金的脑筋。寻恩黄百韬已经死了,那50两黄金只有他知晓,何不去上海悄悄取来,作为做生意的本钱。这样,干其荣就于5月底来到了上海,经朋友唐健的介绍,借住于秦中进处。

黄百韬在静安寺附近的那幢花园洋房,自然已经被人民政府没收,成为中共华东局一个下属部门的办公处。干其荣经过几次窥察,认定大树下埋着的黄金还在,于是便在昨晚悄然前往,潜入花园,把黄金挖了出来。不料,干其荣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得意洋洋返回的路上,竟会“窃贼碰上盗爷爷”,遭到暗算,50两黄金被悉数劫走!

干其荣在医院苏醒过来后,知道此事肯定已经惊动了警察,他哪敢见官,于是马上逃离了医院。


干其荣供述的内容是真是假?这一点,必须迅速查明。侦查小组当即前往静安寺附近的那幢洋房察看,果然在干其荣所说的那棵大树下面发现一个被潮湿的浮土草草填没的坑,旁边的泥地上还留有脚印。当时搞侦查,手段既落后,设施也差,侦查这么一个案子竟然没有一架照相机。为了认定那脚印究竟是否是干其荣的,侦察员特地返回榆林分局,从关押着的干其荣的脚上取下鞋子,再带到现场去比较,得到了认定。

这样,干其荣的口供内容初步得到了证实。而干其荣在龙江路上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一事,也就构成了一起重大抢劫案件。

侦查小组四人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认为从干其荣遭劫的情节来看,那个作案者显然是对干其荣的情况——尤其是对“黄百韬遗金”——是相当了解的,此人作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得到那50两黄金!如此,情况也就清楚了,案犯是了解干其荣的身份及其此番赴沪目的的。

什么人能够了解干其荣的身份和赴沪目的?只有干其荣的熟人。

重新提审干其荣,别的不问,只问他在上海有什么熟人。这家伙头脑倒也灵活,侦察员刚开口,他就知晓意图了,说:“你们的意思是认为抢黄金的那人是我的熟人?这一点,我可以保证,那人我肯定是不认识的,但是,他为什么知道我正好拿到了黄金?估计多半是有熟人知道了。”

“那么,说说你在这以前,向什么人透露过这一情况了?”

干其荣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点着头道:“你们提审过我以后,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来想觉得有一个人比较可疑……”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望着侦察员,似在观察反应。

侦察员说:“你往下说!”

“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支香烟抽抽?”

侦察员满足了他的要求。一支烟抽完,干其荣开腔了:“我想来想去,觉得‘小老虎’很是可疑。”

“‘小老虎’是谁?”

据干其荣交代,“小老虎”姓张,名样发,苏州人,当年曾在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小伙房当过伙夫,抗战结束后退伍回到了苏州。干其荣在当黄百韬的卫士时,倚仗着黄百韬的威势,经常做些蛮横无理之事,他的胃口奇好,士兵灶的伙食满足不了他,于是便隔三差五去小伙房“涮”一顿,这样,就和张祥发交上了朋友。张祥发退伍返回苏州后,两人还保持着来往,时有书信沟通,干其荣在上海时,还多次去苏州张祥发处玩过。这次干其荣由沧州赴上海,途经苏州时曾特地下车,在张祥发处住了一夜。当晚,张祥发请干其荣喝酒,干其荣喝了不少,后来就有点湖里糊涂了,可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向张祥发透露了此行的目的。

“可能?”

干其荣又要了一支香烟,边抽边说:“可能,就是我不能肯定把黄金的事告诉张祥发了,因为我的脑子当时已经不大清楚了。”

“张祥发在苏州干什么行当?”

“他在苏州开饭店。”

“地点?”

“就在观前街上,叫‘祥发饭店’。”

小王、老吴两人搭乘火车前往苏州。到了那里,两人先去观前街转了一圈,果然发现街上有一家“样发饭店”,三开间门面,颇有点气派,生意也不错。侦察员在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顺便跟那个北方口音的老板聊了一阵。从老板口中得知,张样发的朋友很多,经常人来人往不停,所以日常开支很大;另外,他还嗜赌和抽鸦片,这几项加起来,尽管开饭店收入不菲,但也是入不敷出,听说债台高筑。

饭后,王,吴两个去了苏州市公安局,要求提供侦查方面的帮助。苏州警方热情应允,派了两名警员去查张样发的近况。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回来向上海侦察员通报了调查情况:张样发自苏州解放后,听从了一位原也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干过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现作为军管会成员来苏州的朋友的规劝,表示要改变以前的那一套生活方式,除了已经响应政府号召向军管会交代了自己曾经在旧军队待过的历史,还主动交出了吸鸦片的工具,也不赌博了,老老实实在做他的生意。

“哦!这么说,他不大可能作案了?”偾察员感到有些意外。

苏州警方的意思是既然来了,就有必要把情况查个彻底,所以可以考虑与张样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对他这几天的行踪作一个详细的了解。

张样发坐着一辆黄包车来了.他虽然抽鸦片,却是个胖子,且个头高.—摇三晃地进了办公室。不请自坐,一双眼睛在侦察员脸上交替扫视,然后发问:“不敢动问,二位是何方长官?传见敝人有何见教?”

侦察员道明了身份,然后开门见山告诉他:“干其荣出事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愉林分局!”

“啊?!”张样发大吃一惊,睁大了眼睛,“为什么?他犯了什么案子?”

“私藏武器!”

“哎!”张样发拍了一下大腿,“这家伙,不听我的劝告,叫他该把‘家伙’扔掉了,就是不昕,现在好哉,弄场官司吃吃哉!”说着,不住地摇头.一副不胜感慨的样子。

“你几时劝过他的?”

“就是前几天嘛,干其荣来苏州,说要去上海办点事,因为听说外面很乱,不太平,带了枝手枪,还拿出来给我看了看。我虽然当过兵,不过当的是伙夫,烧烧饭而已,所以不会玩枪,碰都没碰他的抢,劝他扔了,免得自找苦吃。看,不听我的劝,不是吃亏在眼前了吗?”

侦察员又告诉张样发:“干其荣在上海遭到歹徒的抢劫了,我们这次来,就是调查这件事的。”

张祥发又是一个激愣:“这……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遭抢了?”

“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张样发闻言倒抽了一口冷气:“哎——!怎么这事跟我牵上了?我怎么啦?我这几天根本没离开过苏州啊!”

“你这几天都干些什么事了?”

张样发便把这几天的行踪向侦察员说了说,听上去果然不像参与了作案的样子。当然,即使这案子跟他有关.他也不会亲自出马的,否则干其荣早就一眼认出来了。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是他是否知晓干其荣这次去上海的落脚点,如果知道,那么就有可能是案件策划者,反之,则疑点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干其荣的被劫在秦中进家不远处,这说明案犯是知道干其荣这次在上海的落脚点的。当下便拐弯抹角兜着圈子跟张样发聊开了,临末弄清对方并不知道干其荣在上海的落脚点。当然,光凭张样发本人说是不足以信的,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便把张祥发留置于公安局。小王、老吴由苏州警员陪同着去对张祥发的证明人进行调查。

当天晚上,查完了最后一个证明人,表明张祥发所说的属实:他没有一段完整的时问用来策划作案——通常策划并指使他人去做这么一起案件都是需要一段完整的时间的。这样.对张样发的怀疑也就基本排除了。

临分手时,侦察员自然要和张样发握握手,说几句感谢他配合调查之类的话语。张祥发也说了几句话,其中有一句完全出乎侦察员的意料之外,却是令他们大感兴趣的——

“你们可以去查查干其荣在上海的把兄弟汪胜,也许,这案子跟他有关。”

干其荣在上海还有一个把兄弟?这个,提审时干其荣根本没有说起嘛!


侦察员回到上海后,侦查小组再次开了个碰头会。根据张祥发所提供的情况,决定对干其荣重新进行审讯,重点问题是汪胜其人。

这是干其荣第三次和侦察员照面了,他见面就问:“你们去过苏州了?”

“去不去苏州不是你应当问的同题,你现在只需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上海有没有结拜弟兄之类的狐朋狗友?”

干其荣吃了一惊,说话显得有些结巴:“这……这是什么意思?”

“嘿嘿,这意思你应当明白嘛!”

“我……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也好,我们可以给你指点一下。”侦察员不想跟他多费口舌,便说出了汪胜的姓氏,“有一个姓汪的,你认识吗?”

“姓汪?”干其荣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随即消失,“认识!认识!是汪胜吧?我跟他关系很好的。”

“说说他的情况以及你跟他的关系。”

干其荣便说了起来:汪胜,江苏泰县人,34岁,在汇山码头管理仓库,是青帮成员,拜黄金荣的徒弟张小山为师,因此算是黄金荣的徒孙。干其荣和汪胜是在1947年结识的,由另一青帮成员胡某所介绍。汪胜性格豪爽,很重情义,跟干其荣很合得来。两人交往得没多久,就举行了对天八拜的仪式,汪胜长干其荣5岁,干其荣就称其为“大哥”。这次干其荣来沪后,曾去汪胜家喝过酒,汪胜还送给他5枚大洋。

侦察员问:“你是几时去汪胜家喝酒的?”

干其荣板了扳手指头:“是我去静安寺那边挖黄金的前一天。”

“你把那事儿告诉给他了?”

“好像没告诉啊。”

“‘好像’?”

“哦,是这样的——我记得是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但是,说不定,我喝多了说漏了嘴也有可能的。不过,我想即使把这事告诉他了,他也不会动我的脑筋的。因为汪胜是我的拜兄,哪有哥哥动弟弟财产脑筋的道理呐?”

侦察员没有理睬干其荣的说法,还是立刻去对汪胜进行了调查。汪胜住在公平路,属于提篮桥分局的管辖范围,使察员便先去了提篮桥分局。一查,干其荣所供述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是,汪胜似乎不具备作案的条件,因为他在何干其荣喝过酒送走拜弟后,没有出过门。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就因急性腹痛而被妻子叫了两个邻居送往医院了,医生一检查,说是阑尾炎,当场住院开刀,到现庄还没有出院。

那么,会不会有汪胜在医院指使他人前去作案的可能?侦察员好不容易摸到这么一条线索,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有一丝可能也要去查一查的。经向医院方面和汪胜的家属了解,汪胜在从住院到案子发生的这段时间中,只有一个人去看过他。如果汪胜确有劫金之心,那么就是对此人说过干其荣的情况,此人就是案犯。

侦察员摸了摸情况,此人名叫张阿毛,也是汇山码头的工人,32岁,曾经当过英租界捕房的巡捕,后因有私通案犯的嫌疑而被开除。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先后以做小生意、当掮客及参与诈骗、盗窃等犯罪活动谋生。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张阿毛因结伙盗窃而被警察局逮捕,其妻辗转托人寻到汪胜请求帮忙营救。汪胜经过一番奔波,使张阿毛免于处罚,得以释放。汪胜帮忙帮到底,索性把张阿毛介绍到汇山码头去看门,领一份薪水,也算有了一份工作。张阿毛自是对汪胜感恩不尽,其愿拜在汪胜的门下,由于汪胜还不具备收徒的资格,所以未曾举行仪式。但是,自此张阿毛便一直对汪胜执弟子之礼。这次,汪胜患病开刀,张阿毛得知后马上去医院探望。

侦查小组组长洪一章听了情况汇报,寻思此事的关键所在是张阿毛去医院看望汪胜时,两人交淡了些什么。于是便和小王二上医院进行调查。他们分别找了两个护士、与汪胜同病房的几个病人和陪客谈了话,了解到张阿毛探望汪胜的时间总共只有15分钟,由于汪胜开刀后精神状态不佳,所以护士只让他坐了一会就催他离开了。两人谈了些什么内容,则就无人听见了。

侦察员估测了一下,15分钟时间用于谈抢劫干其荣之事足够了,因为那事交代起来比较简单,毋须多费口舌,三言两语即可。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表明两人确实谈了抢劫之事。这事还需要深入调查。

正巧这时从提篮桥分局传来消息,说汇山码头报案:张阿毛参与盗窃货物,要求分局采取措施。

洪一章拍案喜道:“好事儿!先把张阿毛抓起来再说!”

下一步,是让干其荣对张阿毛进行辨认。侦察员把干其荣押住提篮桥分局,事先也没告诉他为了什么事,带着他从一间间提审室外面走过,叫他注意里面正在讯问的人犯。然后问他在见到的8个人犯中,是否有抢劫他的案犯。

干其荣回答得很爽快:“有!”

“是哪一个?”

“2号提审室和7号提审室的那两个人都很像抢劫我的家伙。”

2号和7号?侦察员顿时兴奋起来了,因为7号提审室的那位正是张阿毛。不过要干其荣想想清楚:“2号和7号中,究竟是哪一个?”

“差不多啊!那天晚上下着雨,我没看清楚,反正觉得那两个有点像,声音也差不多。”

那两个人犯的声音倒还真有些相似。不过,2号肯定没有抢劫嫌疑的,那是一个强奸犯,早住10天前就已经被捕了,不可能搭上这起抢劫案的边儿。那么,7号的疑点就大了。

洪一章让人把干其荣押回去,自己和老程立即提审张阿毛。张阿毛是山东人,二杆子一个,进门便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朝两个侦察员看了看,又瞥了下首的椅子一眼,不请自坐,还架起了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腔调。

洪一章盯着他看了一会,说:“把腿放下来!交代你的问题。”

张阿毛放下了二郎腿,声音很响地说:“问题?刚才不是已经有人同过了,无非是给人通了个消息,让几个弟兄从船上鼓捣了几箱香烟。”

“我们不谈香烟的事,谈你的其他犯罪问题。”

张阿毛睁大眼睛:“其他犯罪问题?其他有什么问题?要么就是当年我在英租界巡捕房给英国佬当跑腿的事儿。那又怎么了?我又没伤过人,也没逮过共产党——我是在刑事部干,跟政治上的案子不搭边的。”

“我也跟你谈刑事案子,你可以从刑事犯罪的角度去想想。”

张阿毛一脸迷惘的样子,半仰着脸想了一会,自言自语道:“实在想不起来……想不起来……”

侦察员没有答理,只是冷冷地望着他。片刻,张阿毛提出了一个要求:“可以给我抽一支香烟吗?”

洪一章把香烟和火柴扔了过去。张阿毛把香烟叼在嘴上,利索地划燃了火柴,点着一根香烟,然后把火柴抛还给洪一章。

洪一章把张阿毛的一系列动作看在眼里,心里突然一凉:看来不是他作的案!

原来,洪一章发现张阿毛是用左手划的火柴。一般说来,用左手划火柴的人是左撤子,而从干其荣的受伤部位判断,案犯分明是以右手拿枪砸人的,这一点,显然和张阿毛的情况不相符。

洪一章决定试一试对方究竟是不是真的左撇子,于是给了张阿毛一张纸,一支笔,要他把自己的简历写一写。张阿毛只读过三年书,认识的字有限,但是后来在当巡捕的几年里,由于职业的需要,学了一些文化,写出来的字倒还能够凑合。洪一章发现他果真是用左手写字的。

“你怎么用左手写字?”

“我是左撇子,从小就是这样的,干什么事那是用左手的,连吃饭也是用左手拿筷子的。”

于是中止提审。出于慎重,侦察员又专门对张阿毛的左撇子问题进行了调查,弄清张阿毛所言不谬。这样,罩在张阿毛头上的疑团就消失了,汪胜的疑点也随之排除。


这天深夜.侦查小组四人向分局领导汇报了“黄百韬遗金被劫案”的侦查情况。分局领导提出了一个观点:最初的侦查思路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干其荣的遭劫情况说明案犯肯定是熟知其赴沪目的的人,对方是怎么知道干其荣赴沪目的的?只有用他自己透露出来的这一点来作解释了。因此,线索还是要从干其荣身上去找。

次日,侦查小组四人一齐上阵讯问干其荣。这一回,干脆把侦查思路向干其荣摊明了说。干其荣承认应当是这么回事,但是他却声称再也想不起向谁提及过自己此行的动机了。讯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无功而止。

侦察员议了一会,想出了一个点子:干其荣在上海期间的活动情况,其房东秦中进是有所了解的。

秦中进被侦察员约到了附近的一家茶馆,一听来意,便说他不了解干其荣的情况,因为他平时大部分时问都在外面忙生意上的事情,回到家里总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和干其荣基本上不见面。侦察员正有点怀疑其所说是否有假的意思时,秦中进主动提出说:“要么我去问问我的家主婆(沪方言:妻子),她整天在家,要是有人到我家来找干其荣的话,她可能会有数的。”

侦察员想想有道理.于是让秦中进立刻去问,他们在这边坐等回音。

一会儿.秦中进兴冲冲地赶来了,一看脸色就知道必有消息。果然,他一坐下就开口说出了一个情况:“出事前三天,有一个妇女来我家找过干其荣!”

哦!侦察员大感兴趣,两双眼精盯着秦中进静候下文,秦中进稍停后说了比较详细的情况:干其荣遭抢劫的前三天的那个下午,大约两点半左右,有一个操苏北口音看上去大约25岁模样的青年女子登门找干其荣。当时.干其荣正好出去买香烟了,秦中进的妻子便招呼她坐一会,说干其荣稍等便会回来的。一会儿,干其荣回来了,见到那个女子,显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忙不迭邀对方去他房里坐。那个女子婉吉拒绝了,说屋里闷得很,还不如到外面去找个地方坐坐,喝点儿什么,边喝边聊。干其荣看上去对此有些不快,但还是接受了对方的建议。进屋去换了件衣服后就和她一起出去了。

侦察员向秦中进打听:“那个女子看上去是干什么职业的?”

秦中进说:“我问过家主婆了,她说从那女人的样子看来,好像是个不做什么事的白相人,脸面细皮白肉,手掌纤纤嫩嫩,穿着打扮倒很时髦:说得不好听一点,有点像四马路的‘野鸡’(“四马路”即旧时上海人对福州路的称呼,解放前那里有许多明妓暗娼,市民称之谓‘野鸡’)。”

由此看来,干其荣在上海另有花头。那起劫案,多半和那“花头”有关系:干其荣本人可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而不愿意道破罢了。再次提审干其荣,这家伙还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香烟抽掉了好几支,但始终一口咬定实在想不起来对谁说起过自己赴沪的日的了。小王说:“如果你实在想不起,我们倒是可以给你提醒一下的。”

干其荣的脸上露出些许吃惊的神色,稍现即逝,好似流星划破长空。但随即镇定下来,笑道:“也好也好!你们帮我提醒提醒嘛!”

“案子发生前三天的下午,有谁找过你了?”

干其荣倒抽一口冷气:“晤——,案子发生的前两天……有谁找过我呢?有谁找过我呢?”

“不要装腔!你必须老实交代!”

“是!是!让我想一想,想一想。”

“可以。”一支香烟抛了过去。

干其荣抽了半支烟后,开始说话了:“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出去了,是去大世界看戏的。所以,不可能有人来找我。警察先生,你们可以去调查的。”

“已经调查过了,你那天起初在家,看来有人来找你,你才换了衣服出去的。”

香烟突然失去了魅力,干其荣的那双手在微微颤抖,他没有意识到香烟已经从手指间滑落下来,掉在地下,犹在冒着袅袅青烟,只是睁大了眼晴望着侦察员,目光在他们脸上轮流扫视。

“好了.已经提醒得可以了,你交代吧!”

“我……我真的想不起什么呀!……”

“还要‘提醒’?可以呀——那是个女子,身穿一件白色绸子旗袍……嗯,’女要俏,一身孝’,她是个很会打扮自己的人哩!”

话说列这份上,干其荣知道警方真的已经掌握这一情况了,坐在那里呆呆地愣了一阵,不住地摇头,然后说:“我交代!我交代!”

原来,干其荣当时在上海给黄百韬看守静安寺附近的那幢花园洋房时,由于无所事事,闲得无聊,闷得发慌,就常去一家“堂子”(妓院)转悠。一来二去,结识了一个名叫富雅仙的女子。那富雅仙不是妓女,而是那家妓院老鸨的过房女儿。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她本是一个寡妇,拜了妓院老鸨做干娘,自是有种种艳事,结交了许多“男朋友”,干其荣便是其中一个。千其荣和富雅仙交往了一段时问,因为离开上海而中断了关系。但是,富雅仙那妖艳的模样还经常在干其荣的脑海中出现。这次来上海,干其荣忍不住又想去找富雅仙了。可是,他没有富雅仙的住址,于是只好去那家妓院找老鸨联系。不料,那家妓院已经被人民政府勒令关门,那老鸨也已经以“恶霸罪”给新城分局逮进去了。干其荣扑了个空,心里难免惆怅,进了一家小酒馆,独斟独饮了一会。说也巧,他刚走出门时.突然看见马路对面人行道上走过富雅仙。干其荣急忙一声呼喊唤住了那个暗娼。富雅仙把干其荣带到了她的住处,两人温存了一番,又喝起了老酒。喝酒自然要聊聊,那富雅仙妖艳异常,又特会套话,不一会就把干其荣此番来沪的目的,套了出来。于其荣事后有点后悔,离开时反复叮嘱富雅仙要保密,井许诺一但取到那笔黄金,可以分一点给她。

干其荣交代完后,说:“这是我这次来上海所接触的人中唯一向对方透露了目的的人,不过是不是富雅仙做的手脚,我就不如道了。”

侦察员问他:“你说是不是富雅仙做的手脚?”干其荣略一迟疑,回答道:“我想可能性不大吧。”

“为什么?”

“她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做强盗的能耐?”

“‘强盗‘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直接作案的人,那些在幕后策划、指使的角色,也是强盗。”

干其荣对于侦察员的提醒似乎不屑一顾,笑笑道:“富雅仙跟我那么好,怎么会动我的脑筋呢?再说,我已经答应事成之后会给她一些黄金的。”

侦查小组组长洪一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已经吃了十几年刑侦饭,对付过各种刑事案犯.心里对干其荣隐瞒与富雅仙的交往一节早已生了疑。现在把话说到这份上见干其荣仍然执迷不悟,也就不跟他多说了,反正富雅仙肯定是一条重大线索。

后来在查清该案的案情后,也弄清了干其荣之所以隐瞒与富雅仙交往情节的原因,原来那后面还有一个案件——此是后话,此处暂时打住。

接下来,侦察员便对富雅仙进行不显山不露水的侦查。按照干其荣所交代的,富雅仙是住在江宁路裕德坊那里的。但是,当侦察员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江宁分局进行查摸后,发现富雅仙已经在前两三天搬了家。去了哪里?邻居谁也不知道!

侦察员通过邻居的叙述摸到了富雅仙有一个经常来走动的小姐妹刘某的线索。这刘某是个职业舞女,当时还在干那打当,比较好找。当天晚上,侦察员便找到她了。一同,刘某说她知道富雅仙搬了家,但不清楚具体住在哪里,只听说住在新州路一带,好像在“新龙饭庄”附近。

于是顺着这个线索去寻找,侦察员摸了—天多,终于弄清了富雅仙的新居地址。按照预先拟定的方案,先不惊动富雅仙,只是秘密予以监观,看她在干些什么,跟哪些人来往。

富雅仙是个无业妇女,日子过得却很滋润,穿著时髦,常上馆子,出进都坐黄包车。侦察员经过几天秘密监视,发现富雅仙与一个姓李的男子交往甚密,两人不但一起跳舞、下馆子,还有奸宿的迹象。

侦察员很快就查明了此人的情况:李穷瑞,30岁,宁波人氏,12岁来到上海,在“大盛纱厂”做童工,学的是铜匠生活。21岁时跳槽到“搭车纱厂”,当上了工头,一直干到抗战胜利那年。之后,他就没有干过一门正当的职业,但日子过得却很不错,据说是在做生意。解放后,李穷瑞在倒卖银元、黄金。他和富雅仙是多年的朋友了,只是中间中断过一程关系,大约在1949年初又续上了,明铺暗盖的打得火热。

情况报到分局领导那里,领导下令:对李穷瑞进行拘审!

6月18日深夜,侦察员赶到“新龙饭庄”附近富雅仙的住所准备对李穷瑞执行拘捕时,却发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

这一惊非同小可,侦察员当场进行紧急磋商,认为从时间上推算(傍晚7时许还看见李穷瑞、富雅仙双双进门)目标还不至于走得很远,估汁又是搬家之类,当然,也不能排除远走高飞的可能。怎么办?侦查组长洪一章想出了一个主意:

“去找李穷瑞的家属了解了解看。”

李穷瑞早巳成家.其妻是个纱厂女工,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难想象。以李穷瑞惯于寻花问柳的德行,夫妻关系是不会好的。侦察员通过李妻所在纱厂的工会找到了她,没费什么口舌就打听到了李穷瑞的下落:去枕州做生意了。

根据侦查小组对李穷瑞的了解,他在杭州并没有什么朋友,因此“做生意”三字无从谈起的,加上又有一个富雅仙岔在里面,估计十有八九是企图经杭州通过海路逃往香港。如果这个判断准确,那么要想截住那对男女,只有请杭州警方伸手相助了。

这边便往杭州市公安局拍了一份加急电报,把李穷瑞、富雅仙两人的外貌,年龄等详细叙述了一番,要求予以协助拦捕。

抗州警方接到电报后,在自身警力也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仍及时予以热情相助,派出精干警员前往火车站、码头去守伏。6月20日,当李穷瑞、富雅仙双双步入轮船码头的时候,被警员认出并拦住,请进了车站派出所。在两人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查到了黄金67两及一些首饰和贵重珠宝。据说,由于富雅仙身上还另有一起比抢劫案还严重得多的案件,她自感情势不妙,在警员把她和李穷瑞带住看守所的途中,竟控制不住而大小便失禁。

李穷瑞、富雅仙被押回上海后.侦察员立即对两人进行讯问,案情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富雅仙和潜赴上海的干其荣意外相遇后,去了富雅仙的住所喝酒寻欢。酒酣耳热之际,干其荣把自己此行的目的向富雅仙作了和盘托出的透露。富雅仙当时听干其荣许诺事成之后也能分得一份,倒也未曾动其他脑筋。当时,富雅仙和李穷瑞重续旧情打得正火热,自然把此事告诉了李穷瑞。李穷瑞便出主意要去抢劫,把那50两黄金占为已有,然后和富雅仙一起远走高飞,逃往香港去投奔他的一个亲戚。富雅仙被李穷瑞说得心动,一口答应,为了弄清干其荣所说的究竟是真是假,富雅仙特地去了趟干其荣的临时住处,约干其荣出去吃了顿饭,在得到证实后,她向李穷瑞提供了干其荣的有关情况。

李夯瑞开始跟踪干其荣,发现他果然白天黑夜地常在静安寺附近的那幢花园洋房一带转悠,寻思黄金之事不谬,心中暗喜。这时,富雅仙向他提出:下手时要把干其荣“解决”掉。原来,解放前干其荣在上海看守黄百韬的房子时和高雅仙勾搭上后,因两人手头拮据,曾经一起策划并实施了一起杀人抢劫案:由富雅仙以色相勾引了一个颇有资财的小开,寻机将其杀害,分尸掩埋,得首饰、手表及现金若干,两人分赃挥霍了。这件事一直成为富雅仙的心病,现在既然李穷瑞要下手对付干其荣,使让他索性把干其荣灭口算了。

李穷瑞对干其荣一连秘密跟踪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李穷瑞见干其荣已经得手,便先行一步赶至龙江路等侯。但下手时,他却怎么也不敢开枪,便以抢柄砸昏了干其荣,回去对富雅仙说已经把干其荣解决了,富雅仙信以为真。两人作了一番准备后,便双双离沪,企图逃往香港。

对李穷瑞和富雅仙的讯问结束后,警方根据富雅仙的交代,在原富雅仙住宅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挖出了那个被害小开的尸体。接着又提审了干其荣,干其荣在事实面前,被迫对那起杀人抢劫案作了交代。

至此,黄金被劫案的侦查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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