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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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谦

引言

风声紧,雨意浓。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风声紧 雨意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60年代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 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 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 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的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战备在’天下大乱’后走向复苏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 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1968年9月7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运行。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磨擦。此外,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 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这是中共九大前后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以后,战备工作立即被当作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会的议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同年 9月30日,林彪在庆祝国庆19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于敢于来犯的敌人!’
在同年10月31日通过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提法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越是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 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不难看出,以上言论虽然提到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和备战问题,但基本上属于一般号召,没有给人多少紧迫的感觉。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8年 1月,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撞伤中国渔民多人。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社论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他们对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民任意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压迫,甚至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同时,他们也把这一套搬到亚洲来……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领土……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社论最后说:’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1969年 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了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 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分歧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例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珍宝岛事件后,四位元帅开了两次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美苏在全球争霸的态势和重点,提出了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快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战略格局。报告同时也着重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1969年 9月17日,在全国贯彻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战备工作已出现全面高潮时,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指出,苏联方面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又对战争顾虑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剧国内矛盾和经济困难,怕两败俱伤美国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走向高潮

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 6月,为系统研究,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委召集的’三北’会议在北京举行。
同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费用比 1968年猛增××%,1970年、1971年两年又继续递增××%和××%。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多达××%,超过1968年不到×%的比重,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至7月,军委办事组召开了一些加强战备的会议。
同年 7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纪念建军42周年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社论号召:’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必须有足够的估计。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的这个方针是无产阶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打。但是,如果美帝、苏修硬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同年 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为: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等等。次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周恩来、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
1969年9月,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同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同月29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同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11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12条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第22条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此条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最大的战备,但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给战备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九大以后,虽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已成立,整个形势逐步趋于平稳,但前一阶段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留下的后遗症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而且,’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又在继续造成新的动乱,严重地阻碍着战备工作的进行。
九大以后不久,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区又出现反复,动乱再起。例如,山西省革委会领导班子长期不和,各拉一派,全省许多地、市又出现了各种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各自拥有专业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上搞打、砸、抢、抄、抓,冲击部队指挥机关,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破坏铁路公路,武装袭击列车,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割据,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等等。为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中共中央于1969年 7月23日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扫除一切武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大联合。’七·二三’布告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的形势迅速好转,其它省、市、自治区存在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受到震动。布告本身虽然没有谈到战备问题,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和所产生的结果都与战备密切相关。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足以解决大规模动乱和武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严重问题。布告发布后,一些边远省、自治区武斗动乱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与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是很不相适的。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 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备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推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战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命令提出,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命令要求边疆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的思想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命令要求:大敌当前,要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的团结,巩固革委会;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拆除一切武斗据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八·一二’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并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发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例如,甘肃省于 8月30日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对照命令检查了群众的战备工作,会议决定:(1) 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八·二八’命令的高潮;(2) 下决心解决一些地区、厂矿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把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对阶级敌人发动一次进攻,彻底解决矛盾;(3)在国庆前整顿一次社会秩序;(4)提前进行战备物资、人员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备姿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大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城乡掀起学习中央命令、执行中央命令的热潮,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用’八?二八’命令指导每个人的行动;进一步加强革命大团结,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革命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坚决镇压反革命,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有领导、有步骤地整顿民兵组织,要做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三落实,并加强首都防空设施。
随着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全国出现了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得到维护,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 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官和民政官员正在接到通过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告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于1969年11月23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度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全民备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69年12月 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家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 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同时认识到,搞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敌人的有力回击。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 167名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
(2) 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1月上旬决定,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3) 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战备活动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被裁并,一批高等学校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议’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1月8日关于战备问题的讨论中,决定将被撤销的 18个厅局的2500多人,除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到省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办公外,其余的一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员或充实到各级革委会中,一部分人组成宣传队到各州、县协助当地革委会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者,动员其回原籍,按当地工资标准发工资。对职工家属,能回原籍的一律回原籍,路费可报销,户口带与不带听其自愿,无原籍可回的则安置到省革委会的家属基地去。对城市居民,应尽可能动员去农村牧区。对省市监狱的劳改犯均转移到州、县一级,已服刑期满的刑事犯则遣返原籍。会议还议定粮食、档案、商品等物资 ,除保证日常供应外,扩大州、县的库存,档案资料凡重要者,一律转移。
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4) 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进行。’八·二八’命令下达及中央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后,进度明显加快,例如,截止12中旬,湖南全省主要城市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纳160多万人,而这些城镇共有280万人。其中株洲市的防空设施可容纳人数占总人数的 92%。省革委会要求城镇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防空位子。福建省南安县地处晋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道口、大路旁到处挖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阵地,房屋里有枪眼,制高点和暗道直通到指挥作战的堡垒。此外,还有专门储粮、存放战略物资和耕牛的地窖,这些设施还作了防水、防毒、防塌的准备,一些地道也从村里发展到村外、田野、山头,从一家一户发展到户户相通、岗哨相通。县城里的地道,也按疏散区为单位开始挖,计划将各区的地道连接起来,构成地道网,达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也能在地下打,使敌人寸步难行。
(5)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黑龙江省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产、工作或居住单位,把群众分别组成战斗队(基干民兵)、支前队(普通民兵)后勤队(有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和儿童团,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福建省南安县在搞好清队的基础上,结合整党整顿了民兵组织。到1969年12月中旬,全县已经组织起两个民兵独立团(其中一个团战时归军分区直接指挥),共5200人。此外,还培训了民兵骨干 425名,轻机枪射手45名,全县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支拥有万人,840副担架的支前队伍,还有六个公社组织了500多人的自行车战备运输队。
除此之外,各地的战备工作还包括: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物资运输、消防、防化、治安纠察等各种专业小分队,等等。

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形势的新看法

从1970年初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1969年的特点。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指出:’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这里,战备工作仍然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和’纲’,但在程度上,较之1969年10月至12月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似乎又不那么突出了。
1970年 5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战争与革命这对范畴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这里的革命是当作与战争对立的一个因素出现的,这不仅包括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行为,也包括了全世界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努力。而他这里所说的战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1970年 5月20日,毛泽东在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里又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有他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提法,还有他对主要敌人的表述。
1970年 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帝国主义大国想要瓜分中国,但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不那么大;尽管可能性不大,想着这一条还是好的,准备着。
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中,把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尖锐地指责了它们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社论重申了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的重要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社论要求:’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战备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公报在谈及今后工作任务的第三条中说:’要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公报没有重复1970年元旦社论,’八·一’社论中有关’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等提法,而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种提法实际上是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又重复了这一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表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已适时地调整了战备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
1970年 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也不想打。同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到,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当前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
不难看出,在70年代初期,毛泽东通过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敏锐、科学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又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指出还存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一方面肯定了由于全世界进步的、革命的、和平的力量的发展,形成了遏制战争的强大力量,而正是这第二方面,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不仅如此,与1969年相比,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突出了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
1970年 5月20日,针对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以及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集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中下旬,全国各地4亿多人集会游行示威,声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197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把1970年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印支战争的强烈反应,与1969年中国因苏联的战争挑衅而进行的全面战略动员相比较,不难看出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还是逐渐反映到1970年中国的战备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中。

从临战向常备的逐步转变

从1970年初开始,大规模的战备活动逐渐向常备型方向发展,战备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年初起,虽然在内部讲话、文件和动员中还把战备作为整个工作的’纲’或’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1970年初全面展开的’一打三反’运动,加之斗、批、改运动中的各项繁重任务,以及1970年初掀起的工农业生产高潮,战备工作往往难于被放在中心的地位,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精力往往不得不放到不间断的、杂乱纷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上去。例如,1970年5月至6月召开的北京市第二次战备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要求以战备为纲,掀起一个赛革命、赛战备、赛团结、赛生产的新高潮。报告又说,当前,全市主要是做好三件工作:第一,认真抓好’一打三反’运动,这是最大的战备,第二,坚决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搞好工农业生产。要狠抓生产建设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促进工农业生产,以更加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持持久的人民战。第三,打一场落实战备的人民战争,目前,还要认真抓好人民防空、人口疏散、民兵建设、物资储备、医疗救护、后方建设等项战备工作。报告里虽然提出要以战备为纲,并且也规定了一些战备任务,但其强调的心中却是’一打三反’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当然,这些工作又都被说成是’最大的战备’。
从1970年初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运动虽然还保持着大规模、高速度的势头,但基本上还是逐渐向常备型的方向发展。1970年 2月,总参谋部下发要重视部队的近战、夜战训练的指示,要求部队在狠抓’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的同时,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对部队的影响,为了改变部队纪律涣散、条例条令废驰和事故增多的状况,1970年 5月,总参谋部召开了以’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大力减少事故’为主要内容的全军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指出:1959年以来颁发的条令、条例,在没有修改之前,仍须贯彻执行;有些专业性的条例和操作规程,凡是科学的合理的,行之有效的,也要坚决执行,不能随意废掉。1970年下半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中央军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战备工作的报告。在1970年8月至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这个报告。
1970年,战备交通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多项目、大规模、高速度的局面。其中,新建铁路××××余公里,新建或改建国防公路××××公里,疏浚、整治航道××××公里,各地还新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焦枝、成昆、襄渝、湘黔、枝柳等铁路已经通车或正在加紧建设,大三线的铁路网迅速形成,’三地’地区新建和改建国防公路××××余公里,主要战役方向的公路干线基本成网,通往战略、战役后方基地的道路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长江上建成×座军用重件活动码头,黄河新建了×座公路大桥,为部队南北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防通信网的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
地方的战备活动也在广泛进行,但其声势和紧张程度已不如1969年下半年。
1970年上半年,华北、东北等地又相继召开了地区级的战备会议,然后有关省、市、自治区又分别召开了各自的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层层传达,成为基层各单位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会议分析、研究了国际形势,总结交流了前一阶段各自战备的经验,研究确定了今后战备工作的方向和内容。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工作在1969年的基础上,又取得较大进展。据1970年底的统计,全国75个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万平方米,平均可掩蔽市区人口的60%,许多城市的工事已连片成网。在此基础上,大部分城市已开始规划建设通往效区的疏散干道,其中52个大、中城市已经完成××万纵长米。’三北’地区一些靠近边境的城市中,许多工厂、学校已经可以转入地下。这些单位的工事已初步达到能藏、能生活、能生产、能工作、能防御、能进攻的要求。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是仓促上马,缺乏全面、长远的规划、又不注重使用科学技术和管理,这些防空工事普遍存在质量低、施工中伤亡事故多等问题。1971年以后,这些问题逐渐有所改善。

紧张战备空气中的经济与政治

但是,尽管如此,战备还是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虽然一些直接的、具体的战备工作往往没有被摆在中心的位置,但当时的各项工作又都是在强烈的战备气氛这个总背景下展开的。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的总要求是:’四五’计划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适应战备需要,计划纲要中要求:’四五’计划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备后方;内地的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要’进洞’等等。’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高指标,与当时以战备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希望在1970年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1970年国民经济的盲目跃进也与这种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除经济工作外,战备工作还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斗、批、改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指示》认为: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作,为害很大。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指示》要求: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要求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动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示》指出:’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示》又说’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一样要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
同月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根据中央这些指示和通知的精神,从 2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与当时已在进行的’清查 5?16’运动,本身已带有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加之这些运动又是在’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开展的,被认为是’打击帝、修、反’的斗争,所以,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

全民野营拉练

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训练。通过野营拉练,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些部队野营拉练的经验。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北方部队实行冬季野营拉练,南方部队实行夏季野营拉练。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提高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通过野营训练,也发现了部队内部许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产生的严重问题。
197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的批示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难看出,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野营训练的意义,已超出了战备的范围,而带有浓厚的阶级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路线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的色彩。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还专门成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
沈阳市革委会于11月27日召开全市电话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对开展野营拉练工作作出部署。市革委会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各区和一些工厂、学校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市革委会决定先在6个工厂和中学进行试点,拉练地区在沈阳市郊区各县。市革委会规定各单位的野营活动大体上分4个单元进行:政治教育10天,军事训练4天,参加劳动7天,行军7天,行程约300-400里。
全国的野营拉练一般是在1970年底至1971年初全面铺开,在1971年初达到高潮。虽然全国各地的做法有一些不同,但在政治教育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点来看,却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地方都把这种拉练称作’首先是政治拉练’。1971年以后,除部队外,这种野营训练已不多见。

结束语

1969年至1970年间全国性的战备高潮,是在中苏、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在我们对于发生外敌入侵、对立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后发生的。从1970年上半年起,当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我们的战略构想之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又逐渐走上常备型的轨道。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战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紧张的战备工作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紧张的战备空气,使得中央在1969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有力地解决了由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遗留下来的武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纪律和秩序,为工农业生产和战备工作创造了基本条件。1970年后几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回升,都与这种环境密切相关。全国战备动员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一些地区恶性武斗,削平了一些顽固的派性山头,但因’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未得到纠正,导致动乱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所以,只要有一机会,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便又会产生和泛滥。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刑事案件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问题,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果。
由于形势的变化,由于斗、批、改工作各项繁重的任务(如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基层革委会建设、教育革命,等等),由于1970年一些新任务的提出(如’一打三反’,工农业生产新跃进,等等 ),战备工作已不再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国防战备费用自1970年起逐步减少。在减少国防战备费用的同时,中央还将一部分投资由内地转向沿海地区,把支援三线作为一、二线主要任务的提法改为重要任务,1973年国家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上年增加了××%。这些变化反映了毛泽东与党中央对发展着的国际形势的及时把握,以及据此时战备方针、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及时调整。
60年代末的大备战距今已近3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战争的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的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三线’建设也由于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现在的人们有理由对这些缺陷提出批评。但是,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不应忘记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曾设想动用原子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以及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叫嚣’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等等事实,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孙子兵法》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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