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035.独行多面杀人恶魔落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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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旅馆系列杀人抢劫案

1996年5月14日,云南省长和志强在视察云南省瑞丽市时,接见并和瑞丽市公安局局长孙建东、刘江南、高树国、孙家辉等干警合影留念,以示嘉奖和慰问。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瑞丽这样的县级市多达成百上千个,而至今为止享此特殊荣誉的却只有瑞丽警方。因为瑞丽警方侦破了一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旅馆杀人抢劫案,抓获了一名在8个省、市、自治区作案26起杀死25人,其血腥罪行超过1983年闻名全国的“二王”的独行多面杀人恶魔。

本文特向读者朋友披露这起系列杀人抢劫案件的案发情况和侦破内幕……


一、

1993年2月8日上午9点钟,云南省保山市客运站饭店的服务员张某象往常一样,走上三楼开始打扫房间。当她来到305房间时,照例先习惯性地叩门数下,并轻声询问:“有人吗?”房间内毫无反应,张某便用钥匙打开房门。

房门刚被推开一条缝的时候,张某就觉得有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她推开房门,定睛往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靠外侧墙壁的那张床上,仰面朝天躺着一具尸体,淌在地板上的一大滩鲜血,已经凝固了!

“啊!!”张某发出一声磔磔刺耳的尖叫,引来了饭店的其他服务员和几名旅客。

“保护现场!”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旅客拦住了想进门去看个究竟的好奇者,“快打电话报案!”

报案电话打到保山市东门派出所,接电话的是派出所所长何光勤。当时,何所长绝对没有想到这起凶杀案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旅馆系列杀人抢劫案件的“序幕”。但是,即便只杀死一个人的凶杀案也是特别重大案件,何光勤立刻一面向保山市公安局报告,一面下命令所里在家的外勤警员全体出动,赶赴现场。

何光勤一行几乎是和市公安局刑警同时赶到客运站饭店的。刑警立刻投入现场勘查,发现死者是在熟睡中被人用尖锐利器(估计是匕首)刺中心脏而殒命的;现场门窗完好,桌椅齐整,没有搏斗的痕迹。

法医赶到后,死者遗体在现场当场进行解剖,正式确定为他杀。

死者随身携带的简单日常生活用品俱在,但是,身份证及身上的钱钞已经不翼而飞。因此,警方初步确定此案系杀人抢劫案件。

经查,死者马天强系云南省腾冲县上营乡大好坪村人,52岁,系经营小百货的个体户,案发前一天即1993年2月7日携带大约2万元钱前来保山市进货。

这样,案发当晚和死者同住一个房间的旅客理所当然地成为这起案件的嫌疑人。据饭店服务台出示的登记本表明,那天晚上和马天强同住在305房间的旅客名叫霍庆贵,系保山市西邑乡大湾村人。霍庆贵是2月6日下午住进客运站饭店的,2月8日早上7时离开。他离开时,还用马天强的身份证退走了押金。

刑警稍稍松了一口气:嫌疑人有名有姓有地址,这个案子看起来查起来难度不会很大。

刑警迅速出动,直扑保山市西邑乡大湾村,一问,该村确有霍庆贵其人。于是刑警踏进了霍家,24岁的霍庆贵正在家里和人打扑克牌,见有警察找他,大为惊奇,不等刑警发问他倒先开口了:

“你们找我干什么?”

刑警反问:“2月6日、7日你去了哪里?”

“6日、7日?我没去哪里啊!”

刑警手一伸:“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霍庆贵双手一摊:“我没有身份证,已经丢了!”

“怎么丢的?”

霍庆贵说他在1992年11月上旬和未婚妻去保山市“红光照相馆”拍结婚照时,放在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身份证和几十元钱都被扒手偷走了。

刑警这时意识到这个案件似乎不那么简单了。经向霍庆贵的未婚妻调查,霍庆贵所言身份证失窃一事属实。霍庆贵的未婚妻还告诉刑警,当时在照相馆发现身份证和钱被扒窃时,照相馆的一位营业还说她看见小偷下手的,因怕小偷报复而不敢吭声。

刑警又向大湾村的村干部了解,他们也为霍庆贵作证说他2月6日、7日确实未出过本村。

刑警无功而返。

但是,霍庆贵其人是本案的一条线索,警方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保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举行案情分析会,认为仍须迸一步调查霍庆贵;不能光凭村干部的证词就将其的作案嫌疑排除。

刑警去客运站饭店,请2月6日接待霍庆贵住店的服务员回忆霍庆贵的外貌、体态等情况。但是,服务员因为接待的旅客多,已经回忆不起住店的霍庆贵是怎样一个人了。刑警翻阅“旅客登记本”,发现2月6日晚上霍庆贵所住的305房间里还住过一个旅客——四川省渡口市的梁新贵。梁新贵和霍庆贵在同一房间住过一夜,总应该记得霍庆贵的?刑警于是决定北上去四川找梁新贵了解情况。

刑警在四川渡口市找到了梁新贵,一问,他果然记得霍庆贵的情况。梁新贵向刑警介绍:霍庆贵身高1.70米左右,背微驼,瘦长脸,肤色较黑,鼻子大而高,眉骨、眼部均凸出;身穿黑色西装,足蹬黑色皮鞋,带着一个黑色皮包,说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据霍庆贵对梁新贵说,他是个体户,已经赚了几十万元钱,这次是进城来讨债的。

梁新贵所介绍的嫌疑人的外形与霍庆贵似乎相似。刑警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知道目击者叙述嫌疑人特征往往有出入,同样一个人,在不同人的眼里、口里会出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最可靠的办法是当面辨认。于是,刑警请梁新贵去一趟保山,当面辨认霍庆贵。

梁新贵积极予以合作,当即随刑警一起去保山市。警方按照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安排梁新贵对霍庆贵进行了秘密辨认,梁称此人不是住店的“黑衣人”。

至此,霍庆贵完全被排除了嫌疑。本案也断掉了线索!

保山警方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经过缜密的分析,刑警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霍庆贵的身份证是被小偷扒窃的,何不去找那个小偷,找到了小偷,就能知道霍庆贵的身份证是如何到“黑衣人”手里的了。

刑警于是去“红光照相馆”,找到了当时目击小偷扒窃霍庆贵身份证的女营业员小张。据小张回忆,那个小偷是个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矮个子,小脑袋,一只眼睛的眼皮上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疤痕,这个小偷她以前似乎见到过。

刑警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小偷很有可能是保山当地人。于是,刑警调集了本市犯有扒窃前科或者虽未失风落网但却已进入警方视线榜上有名的小偷的所有资料,一查,注意力集中到住在川江路的宋建中身上。宋建中,二十六岁,原是建筑公司电工,1989年因扒窃而被捕,送劳动教养三年。去年劳教期满回来后,靠做临时工谋生。据街道干部反映,宋建中的生活过得很滋润,远非临时工收入所能达到的,警方判断其显然有重操旧业之嫌。

市局刑侦大队一位领导拍板:“请女营业员张某秘密辨认,如果宋建中确是扒窃霍庆贵的小偷,寻机抓起来突审!”

当天晚上,刑警获知宋建中在“欢欢舞厅”跳舞,便把照相馆女营业员张某带去,请她在几十名舞客中辨认曾经见到过的小偷。张某的眼光还不赖,辨认了一会竟真指认了宋建中:“就是他!”

这样的辨认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但是,警方还不能动手抓人。因为“捉贼须捉赃”,逮扒窈犯必须在其作案时当场抓获才认帐,这就是那位刑侦大队头头所说的“寻机”。于是,警方安排两名富有反扒窃经验的刑警身穿便衣跟踪宋建中。

那两位刑警整整盯了三天,到第三天中午,当宋建中在百货大楼羊毛衫柜台前把手伸进一个女顾客的挎包时,手腕突然被人攥住。这小子一愣之后,还想获得解脱,虚张声势嚷道:“干么?干么?”

刑警冷笑:“你说你这是干么?”

“你把我的手攥住了往人家挎包里按干么?你是什么人?”

刑警三天下来大为疲倦,好不容易完成任务,哪肯和他费口舌,掏出手铐扣上去:“我是干这个的!走吧!”


二、

宋建中被押到市公安局后,办“2.7凶杀案”的刑警立刻对他进行审讯,不问别的,单问去年11月上旬在“红光照相馆”扒窃身份证之事。

宋建中折进过局子,知道些警方办案的套套,闻言愣了:“怎么问这个……”

刑警摊牌:“你扒窃的那张身份证,现被发现和最近发生的一起杀人抢劫案有关。这意味着什么,想必你也知道!”

宋建中听了,马上大叫“这和我没有关系”,随后就作了交代。但是,他的交代熄灭了刑警的希望之火——

去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宋建中在保山市“大新商场”作案,他把一个穿黑色西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三十来岁的男子定为目标,乘对方的注意力集中在柜台里的商品上时,挨拢上去,把两根手指头伸进了对方的衣兜。但是,宋建中失算了,他的手指还没触摸到什么东西时,已经被那人用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隔着衣服牢牢抓住了!

“哦!这……对……对不起……”

“跟我走!”“黑衣人,”低声命令。

两人来到商场一角,“黑衣人”说:“听着,我不打算难为你,但你必须给我办一件事……”

“大哥,请吩咐!请吩咐!”

“你给我去搞一张身份证来,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面容接近于我。3天后的下午2点钟,在这里见面,交货!”

“是!是!”

“你如果失信于我,那你今后就别再想干这一行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

三天后,宋建中去约定的地方,把他所窃得的三张身份证交给“黑衣人”。“黑衣人”给了他20元钱后,扬长而去。从此,宋建中再也未见到过这个“黑衣人”。

宋建中的交代,如果说起了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证实了梁新贵所同室而居的与宋建中所描述的“黑衣人”的外貌特征十分相似。这,似乎可以算作一条线索。但在此刻,这条线索对侦破案件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天,是1993年3月31日,距“2.7杀人抢劫案”已有五十天。

此后十余天,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第二起同样的案件发生了!

第二起杀人抢劫案,发生在保山市东门联营旅社304房间。4月13日上午,当该旅社的一位服务员打扫房间而用钥匙开启304房间的房门时,遇到了与2月8日客运站饭店服务员在该饭店305室一模一样的情景。大受震惊的刑警火速赶往现场,勘查现场时,发现304房间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就如同“2.7杀人抢劫案”的翻版,甚至死者挨刀的位置也仅与马天强相差1厘米。

当然,即使是翻版.也有不同之处——

死者不姓马,而姓姚,名光华;死者不是腾冲县人,而是瑞丽市人;死者被劫去的钱钞不是2万元,而是3500元;死者不是52岁的中年人,而是26岁的青年。

案犯的驾轻就熟也是刑警的驾轻就熟。刑警按照“2.7杀人抢劫案”的侦查模式开展侦查,很快就从饭店服务员口中得知和死者姚光华同居一室的旅客是一个“黑衣人”,其特征和警方已访查的那位“仁兄”一模一样。当然,刑警也从旅社的“旅客登记本”上抄下了“黑衣人”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在这家旅社,“黑衣人”很自然地改了名,换了姓,他所出示的身份证所显示的姓名叫陶弼才,24岁,保山市某村人。

由于有了“霍庆贵”的教训,所以刑警去保山市郊区调查陶弼才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果然,陶弼才告诉刑警,他的身份证已在去年4月上旬去保山市区办事时被窃,当时就向案发地派出所报了案。陶弼才的家人、朋友和村干部都证明其4月12日在家未外出。去派出所查阅报案记载,也证实陶的身份证确在当时被窃。刑警又去看守所找宋建中,他承认陶弼才的身份证就是他扒窃后送给“黑衣人”的3张中的一张。

小小一个保山市,在短短两个余月时间里,竟发生了两起同一性质同一案犯所作的特大案件,警方震怒了,决定将“2.7杀人抢劫案”和“4.12杀人抢劫案”串案并侦,集中力量加大侦查力度,力求尽快侦破。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在保山市警方全力侦缉杀害姚光华的凶手时,云南省的另一个城市、素有“东方瑞士”之称的大理市的警方,却正在全力搜缉姚光华。这一幕的制造者,自然又是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4月22日下午,“黑衣人”仍是一副我们已经所熟悉了的打扮,提着黑色皮包,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大理市下关客运总站对画的建设旅社,出现在服务台小姐面前,用夹带云南、广西交界处口音的普通话问道:“有房间吗?”

服务员回答:“有。”

“我要一个两人房间里的床铺,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开支。”

出门人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服务员便把他安排在208房间。小姐告诉他,208房间里已经住有一个旅客,是江苏来的。这个以“姚光华”的身份证登记住宿的“黑衣人”连连点头,脸露笑容:“我喜欢有个人作伴,太好了!”

据后来案发后二楼服务员告诉刑警,她在“姚光华”住进208房间后去送开水和拖鞋时,听见“姚光华”和另一位旅客、江苏省溧水县41岁的翟先云谈得很热络,全然没有当天晚上要发生血案的迹象。

但是,这天晚上翟先云被杀害于他的床上,其情况和马天强、姚光华被害一模一样,当然,他的身份证和全部钱款也均被“姚光华”带走了。

可以想象,大理市警方在翟先云被害案中所作的努力,一开始和保山市警方在“2.7杀人抢劫案”时的努力和措施完全一样。案件发生后,和翟先云同住一个房间的“姚光华”首先被列为嫌疑人。一问服务台,这个“黑衣人”在4月23日一早就结了帐,离开旅社了!

大理警方立即采取措施,在全市各车站、旅社、公共场所进行布控,搜缉“姚光华”。同时,大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向犯罪嫌疑人姚光华的身份证颁证机关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发出传真,通报案情,要求提供姚光华的有关情况并在瑞丽市协助查缉该嫌疑人。

但是,瑞丽市公安局给予大理市警方明确答复:姚光华已于10日前被害于保山市!

大理市警方意识到案件的复杂性了,姚光华的线索断了,留给他们的悬念是:“黑衣人”是谁?

为了弄清这个悬念,大理市警方作了许多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但是,他们最终未能品尝到亲手抓获“黑衣人”的胜利喜悦。

正当大理市、保山市警方为查缉“黑衣人”而大伤脑筋时,“黑衣人”又接连作下了两起杀人抢劫案!


三、

“黑衣人”在地、县级市接连作下三起杀人抢劫案件后,也许是胆量得到了锻炼,或者认为警方侦查这类案件没有什么本领,这回斗胆闯进了云南省城昆明市。

1993年5月1日,“黑衣人”以翟先云的身份证住进了昆明市南客运站招待所206房间,和在大理市建设旅社一样,他也向服务台以“节省钱”为理由,提出了安排住已有旅客住的双人房间,招待所理所当然地满足了他的要求。

和“黑衣人”同住在206房间的那位旅客,姓魏名永祥,来自甘肃省天水市。魏永祥三十岁,身材魁梧,是一条典型的西北大汉。他若往想象力丰富一点的人面前一站,很会使人油然而把三国时的天水汉子、刘备的五虎大将之一马超联系起来。平心而论,魏永祥若和“黑衣人”进行公开决斗的话,即便绑住了一只手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黑衣人”置于死地。但是,“黑衣人”不向魏永祥叫阵,他惯穿黑衣黑裤黑鞋,所干的事也喜欢“黑”——在黑夜中使用黑手段轻松地把魏永祥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5月2日早晨,“黑衣人”从容不迫地退掉了房间,离开了南客运站招待所,临走时还笑容可掬地和女服务员连连道别,全然不像一个已经欠下四条人命而且正准备再次下手的杀人恶魔。

“黑衣人”离开南客运站招待所后,不知去向,而昆明市公安局的刑警却为魏永祥被害案忙了个焦头烂额。警方当然没有料到,就在他们中的不少人被侦查工作折腾得大生感冒、胃病发作、血压升高的时候,“黑衣人”又出现在这座因四季如春而享有“春城”美誉的西南大城市里了。

后来,公安部的刑侦专家把这一连串旅馆杀人抢劫案称为“高智商犯罪”,此语完全符合事实。西北大汉魏永祥被害后的第四天,当“黑衣人”来到昆明西客运站招待所时,他换了套花招。据后来“5.8杀人抢劫案”发生后招待所服务台小姐向刑警反映,“黑衣人”进门后出示的是“赵成武”的身份证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郎李维俊的身份证。不用说,他就是“赵成武”,而李维俊,在服务台小姐看来是他的未婚妻、情人之类。小姐的目光在“赵成武”身后游移,却未见到那位在照片上看来蛮摩登的“李维俊”。

小姐说:“根据规定,男女同住一间必须出示结婚证,请你出示结婚证。”

不料,“赵成武”笑道:“我们不是夫妻,是同事。你给她另外安排一个房间,她一会儿就来。我嘛,你给安排个双人房间,节约点钱吧。”

于是,服务台给“李维俊”开了个单间,把“赵成武”安排进了已住有一个旅客的双人房间,“赵成武”拿走了两个房间的钥匙和住宿证。当然,后来那个叫“李维俊”的女郎是几时来的,服务台不会再去留意了。

和“赵成武”同住一个房间的是易门铜矿的王洪福,他是出差来昆明的。王洪福生性谨慎,所以未成为“黑衣人”的刀下之鬼。据王洪福后来向前往易门铜矿找他调查“黑衣人”情况的云南省交通厅公安处副处长李代彪等人说,“黑衣人”在他住进昆明西客运站招待所的当天住了进来,两人自然要闲聊几句。“黑衣人”听说他是铜矿上的,便关心地问收入怎样。王洪福虽无未卜先知之能,但由于天生的谨慎而产生的一种防范心理,就对“黑衣人”说单位的效益不好,连工资都发不起,每个月只发50元生活费。其实,王洪福当时身上就带着5000多元钞票。结果,使“黑衣人”误以为他是穷光蛋而没有下手。

当王洪福从李代彪副处长口中得知就在他睡的这张床上,“黑衣人”于5月7日晚上将另一名旅客杀死劫财的消息时,不禁一阵后怕!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洪福那样具有防范意识的,否则我们的刑警同志就不至于那么辛苦了。5月7日上午王洪福离开招待所,下午就住进了另一个旅客——花甲老人范桂生。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此语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老人,但对于范桂生来说却是绝对适用。守株待兔的“黑衣人”向他递上“红塔山”香烟,一套近乎,他老人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黑衣人”从这个“匣子”中获取到了他所感兴趣的情报,于是就在午夜过后举起了杀人刀。杀死范桂生后,劫取了范身上所带的6000多元钱和身份证。

5月8日上午7点,“黑衣人”向服务台退掉了他租的床位和“李维俊”所租的单人房间。

一个半小时后.,当服务员打扫房间时,发现与“赵成武”同住的花甲老人范桂生那躺在床上血泊中的身躯已经僵硬了。

至此,云南省的保山、大理、昆明已经发生了五起旅馆杀人抢劫案。云南省公安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5.8范桂生被害案”发坐后,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彭建飞、刑侦处处长黄镒先、副处长杨有光三位资深高级警官负责主持侦查工作,务须尽快破案,抓获案犯,绳之以法。

彭建飞、黄镒飞、杨有光召集保山、大理、昆明三市参与侦查“旅馆杀人抢劫系列案”的刑侦人员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作出两点决定:

①尽快找到与“黑衣人”同行的摩登女郎李维俊以及5月5日、5月6日在昆明市西客运站招待所与“黑衣人”同住一室的旅客王洪福;②因“黑衣人”用赵成武的身份证住过西客运站招待所,所以查清赵成武的情况也是当务之急。

去易门铜矿找王洪福调查的云南省交通厅公安处副处长李代彪一行,虽然未能搞清“黑衣人”的真实姓名和住址,但却获得了一个颇为宝贵的证据:“黑衣人”在王洪福的通讯录上留下的亲笔笔迹(写的是赵成武的姓名、地址),这为以后迫使案犯供认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负责查找李维俊的云南省公安厅作战室主任欧良发、刑警张磊等人根据昆明市西客运站招待所“旅客登记本”上的登记资料,赶到腾冲去查找李维俊。腾冲县公安局的户籍资料表明,确有李维俊此人,但她已经出嫁到梁河县热水塘去了。欧良发一行于是赶往梁河县,总算找到了李维俊。但是,李维俊称,她和其妹李维修在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过程中,照片被互相贴错了,当时无意特地纠正,于是也就将错就错了。这样,李维俊就成了李维修,李维修就成了李维俊。因此警方要查找的持李维俊身份证的女郎应是她的妹妹李维修。欧良发、张磊看看眼前这个李维俊并不算摩登,于是相信这个说法,重新返回腾冲县去找李维修。

这一找使警方又掌握了一起隐案——

1993年2月2日,李维修和其男友雷蒙光相约了到腾冲县城去游玩。当晚,两人住在县城的“迎春旅社”,分住两个房间。雷蒙光住的房间里已经住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年约三十岁的男子。晚上8点钟左右,李维修来到雷蒙光的房间,约雷出去逛街。当时,那个“黑衣人”正躺在他的2号床位上看杂志。临走之前,李维修把用小手帕包着的李维俊的身份证放在雷蒙光的枕头下。可是,当两人一小时后返回时,却发现身份证已经不翼而飞了。当时,雷蒙光、李维修都怀疑此举系2床的那个“黑衣人”所为,但因无甚证据,也就不好诘问了。

李维修回她的房间去后,雷蒙光就上床睡了。他睡到次日凌晨2点钟左右,忽然在睡梦中听见“黑衣人”在叫他:“老乡,请问现在几点了?”

雷蒙光被他唤醒了,但不想答理对方,便不吭声。“黑衣人”又叫了两声,见雷蒙光没有反应,便轻手轻脚下了床,蹑足悄行挨到雷蒙光的床前,站着观察了几分钟,又拉着被子角轻轻地扯了几下,雷蒙光仍躺着装睡。“黑衣人”于是从怀里拔出匕首,就在他举起手来想下手时,雷蒙光从被子里飞快地伸出双手,把对方持凶器的手架在空中,用力把他推开,喝问道:“你想干什么?”

“黑衣人’?低声道:“不许吭声,也不准动弹,不然老子对你不客气!你小子心里放明亮一点,我什么都不要你的,只要这个——”

雷蒙光见“黑衣人”左手一扬,手中拿的正是李维修包着身份证的小手帕。

“黑衣人”退回自己的床位,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坐在床沿口上,又威胁了雷蒙光一通。

雷蒙光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心惊肉跳,不敢躺下,一直在床上呆坐到五点钟“黑衣人”扬长而去方才还过魂来。

欧良发、张磊当即问明雷蒙光的去向,赶往陇川县找到雷蒙光。这个老实的小伙子向欧良发一行所叙述的情节与李维修所说的完全一致。

欧良发一行又赶到腾冲县城,查阅“旅客登记本”,发现当时“黑衣人”是以霍庆贵的身份证住进旅社的。

欧良友一行得出结论:“黑衣人”在保山从宋建中手里获得三张身份证,并不是先在保山市作案,而是在腾冲冲雷蒙光下手,但是没有成功。“黑衣人”窃取李维修的写着李维俊名字的身份证后,在昆明市作案时为转移警方的作案视线,以李维俊身份证在西客运站招待所玩弄了一个“障眼法”。

与此同时,对赵成武的调查也在进行着。据当地派出向前去调查的刑警介绍,赵成武于1993年2月7日外出到昌宁县打工,至4月7日回家。之后,他一直未外出过。而“黑衣人”在昆明西客运站招待所持赵成武身份证作案则是5月上旬的事。这样,赵成武显然不具备作案时间。

那么,赵成武的身份证怎么会到“黑衣人”手里的呢?刑警于是找赵成武当面询查。赵成武称,他的身份证于1992年8月被小偷扒走,后来补办的身份证一直带在身上,也未再次丢失或者借给他人。

云南省公安厅实施的一系列侦查措施,对破案未能起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作用。警方还在从乱麻似的线索中试图理出头绪时,“黑衣人”又接连在云南境内作了两起同类型的杀人抢劫案,又有两条无辜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

云南警方深受震惊!省公安厅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反复研究,会议决定采取三项防范和控制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一张围追堵截的巨网,尽快将“黑衣人”抓获。


四、

“黑衣人”就像狡兔诈狐滑泥鳅,简直就如有未卜先知之特异功能似的,就在云南省公安厅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准备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场大搜捕的时候,他却在连续杀死7名无辜者、抢劫钱钞5万余元后,逃离了云南,走向一个对他来说属于绝对陌生但又安全的区域,开始了他那足迹遍及七省的特殊旅行。

就在尚不知目标已经逃出云南的云南警方在大费周折进行全省搜捕时,“黑衣人”出现在四川省西昌市。

“黑衣人”的这次特殊旅行,西昌是他的第一个站头,在这里,他险些失风翻船。那是在西昌市“交通公寓”,“黑衣人”和以前走进所有的旅社一样,向服务台出示了身份证——当然是他人的身份证,要求住已有一个旅客的双人客房。服务员看了身份证,又看看他的脸,态度温和地说:“先生,你可能拿错了吧,这不是你的身份证。”

“黑衣人”眼皮一抬,反问道:“怎么不是我的?”

服务员仍旧和颜悦色,细声细气:“你的年龄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出入太大,而且相貌也……”

“黑衣人”大发雷霆地打断道:“生意送上门来你都不做?还来故意刁难!你说身份证不是的,那你发一个像我的。难道你永远18岁?难道人不会变老变胖变瘦吗?”

这一顿穷凶极恶的狂风暴雨,竟把服务员吓得目瞪口呆,回过神来反倒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实在抱歉,实在惭愧,实在不好意思……”

真是应了一句俗语:鬼也怕恶人。

于是,“黑衣人”有惊无险,如愿以偿,住进了旅社。他确实给“交通公寓”送来了生意,但与此同时也给西昌市公安局带来了一笔“业务”:当晚,和“黑衣人”同住一室的旅客、来自四川大足的邓修良惨遭杀害。

这天,是1993年9月9日。

第二天,当西昌警方验明邓修良死因确实系他杀时,“罴衣人”已经乘车抵达四川省成都市了。

从1993年9月10日至10月20日,“黑衣人”的足迹踏遍了成都、西安、洛阳、郑州、宁乡、衡阳、怀化、贵阳、南宁、柳州、荔浦、梧州、肇庆、东莞七省11市,行程数千公里,耗时40天,杀人16口!

至此,已有24人被素昧平生、无冤无仇的“黑衣人”变成了冤魂!

在“黑衣人”的杀人旅行中,广西属于“重灾区”,该区的南宁、柳州、荔浦、梧州四个城市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旅馆杀人抢劫案5起。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前无所有、闻所未闻的!

现在,轮到广西警方大动干戈了。1993年10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将本区四市接连发生旅馆杀人抢劫案的情况向公安部作了紧急汇报,并向全国各省、自治区公安机关发出《案情和协查通报》。案发地南宁、柳州、梧州、荔浦四市的公安局分别成立了侦查专案组。自治区公安厅并向广西全区公安机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必须加强对旅馆、车站和交通要道的布控。

广西是“黑衣人”杀人旅行的最后一个省区,在这之前,云南、陕西、湖南、贵州、广东、四川、河南七省都留下了他的犯罪轨迹。这七个省的公安厅在接到广西公安厅的《案情和协查通报》后,将“黑衣人”在本省的作案情况纷纷传告广西省厅。10月24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案情和侦查方案。会议结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徐升副厅长向全区公安机关发出命令:从当晚20时开始,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展开地毯式的大搜捕。搜捕目标绝对明确:只要发现持有姚光华、胡华南、高月阁、翟先云、邓修良等人身份证的“黑衣人”,即予拘捕审查。

这项行动历时12小时,全自治区共出动公安干警、武警3000多人,梳遍了全区所有的车站、旅馆、码头等场所,但是,没有发现“黑衣人”的踪影!

后来知道,“黑衣人”早在徐升副厅长发出行动指令前的24小时就已经登上了柳州开往长沙的列车,这是他在9月跳出云南警方的大搜捕之后的再一次漏网。

这里有一个假设:如果“黑衣人”当时未逃离广西,他是否能逃过警方的地毯式搜捕?答案是介乎两可之间的:可能他会落网,也可能他不会落网。因为智商甚高的“黑衣人”预先已经作了充分的防范准备:他于10月20日晚上在南宁再次作案后,次日清晨便登上了开往柳州的火车。在途中,“黑衣人”把黑色西装、黑提包、凶器以及抢偷诈来的20多张身份证全部扔掉了。他换上了一套八成新的灰色西装,戴上了一副墨镜。警方如果盘查他,所看到的会是一副和他杀人时截然不同的老实表情和一张合法持有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是他自己的,从未在作案现场出现过。

“10.24大搜捕”行动失利后,广西警方深感破案难度非同寻常,遂于10月25日紧急电告公安部行动失利的情况,建议由公安部牵头统一指挥协调全国公安机关侦破此案。

公安部党委随即指示公安部刑侦局负责牵头主持指挥协调侦破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旅馆系列杀人抢劫案。公安部刑侦局遂于1993年11月2日至5日,在南宁召开会议,来自全国有关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刑侦部门的领导和刑侦专家共上百人齐集一堂,共商侦破大计。与会领导和专家通过对全国8省、市、自治区1993年2月至10月所发生旅馆系列杀人案25起死24人的案情进行全面分析后,取得了共识。

南宁会议作出决定:

此案串并为全国旅馆特大系列杀人抢劫案,由公安部刑侦局统一指挥侦破此案,并以公安部名义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紧急通缉令;各案发地有关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成立专案组;以云南作为主战区,云南保山以及滇西的楚雄、大理、德宏四地州作为重点侦查范围;立即对1992年以来全国旅馆旅客死亡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全面的复查;由于此案系建国以来个人在旅馆作案手段最为残忍、方法最为隐蔽、时间最为长久、跨越地域最广、杀人最多以及防范和侦破难度最大的特大系列命案,其危害性远远甚于1983年“二王”明火执仗持枪杀人的案件,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侦破;公安部悬赏,谁侦破此案,就对谁进行重奖。

1993年11月10日,即南宁会议结束后第五天,公安部刑侦局便以发文((1993)1778号文)的形式把紧急通缉令传到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铁路、交通、民航、林业公安机关。各级公安机关随即按照自己的任务和分工高速运转起来,在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旅馆等场所布下了缉拿案犯的天罗地网。

半个月后,云南省公安厅专案组接到该省临沧地区永德县公安局的报告:经对本县情况进行查摸,发现一个姓汤的逃犯的外貌、年龄及作案区域均与“黑衣人”相仿,汤某在1992年因诈骗和偷窃而被公安机关拘捕,但他利用看管的疏忽脱逃了,此后不明行踪。

省厅专案组组长、云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杨有光立刻指派侦察员急赴永德县核查情况。

两天后,省厅向全省发出捉拿汤某的通缉令,并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发出了协查通报,同时向公安部作了汇报。

1993年12月中旬,汤某在云南境内被捕。但是,经审讯调查,该犯的作案手段系诈骗与偷窃,与命案无关。

南宁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法娄员会、国家公安部不断地向主战区云南的主管机关云南省公安厅发出催办此案的电报、电话、信函。1994年1月,公安部刑侦局派出刑侦专家胡国柱、徐长生飞赴云南督战,并在侦查中心地区保山市召开了专案会议。

1994年2月8日,公安部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快侦破全国旅馆特大系列杀人抢劫案步伐的通知》。

1994年2月中旬,广西自治区公安厅主动派出刑侦高手赴云南助战。

云南省公安厅采取了云南省刑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频率指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平均一个月就转发一次全局性的通报,并昼夜随时下达局部性临时性的指令、传达信息。

担任这件通天大案侦破主战区一线指挥员的云南省公安厅专案组组长、刑侦处副处长杨有光,承受着平生从未感受过的沉重压力:络绎不绝的来自中央、部、省领导机关催办此案的电报、电话、信函,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破案不力的沸沸扬扬的指责,死者家属为急于破案抓住凶手、挽回经济损失、为亲人报仇雪恨而采取的偏激的施压手段。

但是,案件的侦查工作迟迟没有突破,不计其数的警察的日夜操劳无异于原地踏步。杨有光心焦如焚。

到了1994年4月初,案件侦查似乎出现了转机—一

4月3日傍晚,一辆卡车驶进禄丰县广通镇茶叶市场的停车场。这辆卡车来自云南省玉溪市,准备开往四川攀枝花市装货物,驾驶员姓赵,是复员军人。赵某把卡车停妥后,来到停车场旅社,办妥住宿手续后,住进了412房间。

赵某进这个双人房间时,里面已经住了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青年。那人见赵某进去,递上一支“红塔山”。两人抽着烟聊了起来,那男青年自我介绍姓王名华,是昆明市的个体户,经营服装生意。赵某未存戒心,随口也说了自己的情况。对方听说赵某携现金去四川购货,“关心”地让他一路上小心在意。

晚上,赵某因次日要赶路,8点钟就睡了。当时,王华还在床上看书。赵某睡到凌晨2时半许,忽然似有一种危险感隐隐袭来,冷不丁被惊醒了。他微微睁开眼睛,正想起床去小便,突然发现床前立着一条黑影!

最初,赵某以为是一种梦中的幻境。但是,接下来看到的情景却提醒他:即便是幻境也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黑影右手竟握着一把匕首,正慢慢地举起来!于是,赵某决定要作出反应。

那黑影正是王华,他压根儿就没有睡觉。赵某身边的巨款刺激着他,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念。他一直微合双目在假寐,想早些下手,但隔壁有人在打牌,一直到一点三刻方才收场。现在是2点40分,他估摸打牌的人睡着了,就决定下手。但是,王华绝对没有想到,打牌的人睡着了,“目标”却醒了!就在他举刀要扎下去时,赵某突然掀开被子一跃而起,大声喝道:

“想干什么?”

此刻的情势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所以,王华毫不迟疑,仍是一刀冲赵某胸口扎去。但王华低估了这个对手,赵某当过兵,学过擒敌拳,只往旁边一闪就躲过了利刃,跟着一掌劈下来,正砸在手腕上,把匕首震飞。

王华一看情势不对,一个箭步跳窗而出。等到赵某尾随着跳出窗子时,王华已经仓惶翻过墙头,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

案犯逃遁了,在现场留下一件黑色西装和一个黑色提包,提包内有云南大理州祥云县李雨福的身份证1张、王华的拖拉机驾驶证1张及写有段宏义名字的存款单4张。

广通镇派出所接到报案,立刻赶到现场。派出所长一面组织布控,一面向禄丰县公安局报告。县公安局当即组织缉捕行动,并同祥云县联系了解该县李雨福其人。祥云县公安局火速调查了解后电告禄丰县公安局:确有李雨福其人,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外流窜,传闻有作案劣迹。

至此,禄丰县公安局初步认定李雨福是“通天案”案犯“黑衣人”,于是立刻向楚雄州公安处报告。

这时已是4月5日,楚雄州公安处随即向省公安厅报告了上述情况。专案组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杨有光接到报告,立刻作出判断:“李雨福多半会去祥云县,我们赶往祥云,他即便不回祥云,侦查工作接下来也须在那里进行,然后向外扩展。”

警笛长鸣,车轮滚滚。杨有光一行仅用了四小时,就赶到了距昆明300余公里的样云县城。

杨有光的估计是准确的,李雨福果然回到了祥云。当晚9点半,李雨福被抓获。但他矢口抵赖4月4日凌晨曾在广通镇作过案。于是,广通镇茶叶市场停车场旅馆的服务员和被害人赵某被接到祥云县。经辨认,一致确认李雨福即系“王华”。至此,李雨福不得不供认,并交代了其分别在云南广通、大理、保山和四川攀枝花市等地旅馆实施杀人抢劫的罪行。

此案与公安部串并的旅馆系列杀人案具有相似点。但是,经缜密核查,李雨福的作案手段与“黑衣人”不同。请王洪福、雷蒙光等人辨认后也一致称从未见过此人。于是得出结论:李雨福不是“黑衣人”。

李雨福被另案处理后,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几个嫌疑人,经核查均被确证与本案无关。

警方感到大惑不解:从“黑衣人”以往作案的规律来看,他是快节奏跳跃式连续杀人抢劫的。但是,自从1993年10月20日“黑衣人”在广西南宁杀害李波以后,就突然消失了——1994年没有露面,1995年也未亮相。他的消失时间之长,令人费解,令人吃惊!

“黑衣人”,你躲在哪里?


五、

后来才知道,“黑衣人”在1993年10月20日后的活动轨迹如下——

“黑衣人”在1993年10月20日南宁开往柳州的火车上摇身一变成为“灰衣人”后,开始了他那“周游天下”的计划。在两个多月中,他游览了长沙、郑州、西安、南昌、合肥、南京、成都等著名大城市的诸多名胜古迹。1994年1月,他“一不小心”从云南省陇川县章风镇滑过了国境线,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这时,“灰衣人”已经身无分文,为谋生计,他去东坎的一个采石场当了搬运工。但由于他懒而狡,很快被缅甸老板炒了鱿鱼。临离开前,“灰衣人”为了使老板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还记得他,便放了一把火,把采石场的工棚烧了个一干二净。想来缅甸老板肯定会为蒙受损失而感到痛苦,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个中国苦力竟是一个欠下24条人命的江洋大盗的话,大约会对其对自己的宽大而感激涕零。

1995年1月,“灰衣人”在缅甸棒赛谋到了一份烧石灰的差事。他很快就感到这不是“人干的活”,于是来了个不辞而别。

至此,“灰衣人”“周游天下”的计划实施完毕,他决定仍回中国,重操旧业。

1996年2月,“灰衣人”潜过中缅国境线,来到了云南省瑞丽市。也许他对黑色惰有独钟,在临入境前,他在缅甸南坎一家服装店顺手牵羊获得了一套黑色西装。这样,他又成了“黑衣人”.

“黑衣人”要重操旧业,就必须持有他人的身份证。潜回中国后,他混在缅甸、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来中国打工做小生意的形形色色人群中,想再找一个“宋建中”,好为他扒窃身份证。在这些人中间混了两个月,“黑衣人”没找到“宋建中”,却找到了一个可以代替“宋建中”发挥作用的——自称来自江西九江市的制造假证件的高手。从高手那里,“黑衣人”买到了一张即使是专家也难辨真假的身份证,他在这张身份证上的姓名叫高盛龙。

“黑衣人”得到身份证后,迫不及待地进行作案了。1996年4月16日晚上,他故伎重演,将无辜者何建新杀死于瑞丽市客运站招待所510房间,劫走了死者的钱和身份证后于次日上午悄然离开。

客运站招待所直到4月17日下午2点方才发现何建新已被杀害,立刻向瑞丽市银河派出所报案。大批警员急赴现场,查阅住宿登记,弄清4月16日晚上与死者何建新同住者所持身份证上的姓名为高盛龙,地址是广西合浦县廉州镇。

瑞丽警方立刻意识到这个高盛龙绝非等闲之辈:声势浩大的“严打”刚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此人竟敢顶风作案,其胆子真是大得可以。他们将此案的作案场所、手段与公安部串并的旅馆系列杀人抢劫案相比,发现相似点甚多,顿时警惕起来:莫非此“黑衣人”即那“黑衣人”?

身高1.86米的瑞丽市公安局局长孙建东当即下令:立即成立专案组,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旅馆为重点的全方位的侦查搜捕;制作1500份印有高盛龙模似画像的通告下发全市各车站、旅馆和娱乐场所,要求这些单位一旦发现高盛龙,立即向公安局报告;组织警力在全市城乡的车站、交通沿线、边境口岸加强巡逻堵截。

“黑衣人”的高智商头脑仍然发挥着作用,他知道自己在1993年作的24起杀人抢劫案肯定已大为警方重视,警方对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案特点了如指掌,所以这次他决定改变特点,作案后就在当地不走。这叫“灯下黑”,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4月21日晚上,“黑衣人”走进了设在瑞丽市的德宏州热带作物研究所招待所,问服务台值班服务员胡云莲:“有房间吗?”

胡云莲回答:“有的,高中低档都有。”

“我住低档的。”

“请你出示身份证,我给你登记。”

身份证放在胡云莲面前,她只一看便倒抽一口冷气:高盛龙,这不是派出所下发的“通告”中要抓的杀人嫌疑犯吗?!

“黑衣人”不知危险正向他逼近,说:“我包不起房,最好安排在已经有人住的双人间,这样,我可以节约一点,你们也可以多安排一个客人,多收入一点,两全其美。”

“好的,有这样的房间。”

胡云莲把“黑衣人”安排好后,立刻往派出所打电话。

10分钟后,瑞丽市公安局勐卯派出所和市局刑侦大队的3名干警走进了204房间,对正在看电视的“黑衣人”说:“我们是警察,请出示身份证.”

“黑衣人”以为是边境地区的例行检查,很坦然地照办了。

“哦,你就是高盛龙,请跟我们走一趟!”

“黑衣人”脸色有些异样:“怎么?这身份证不是我的?”

“是不是,会弄明白的,现在你跟我们走!”

“黑衣人”极不情愿地站起来:“走就走,把问题弄弄清楚也好!”

就这样,“黑衣人”被捕了。

在“黑衣人”的衣袋里,发现了两张身份证,一张是高盛龙,另一张的姓名是李枝永。

警方在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于4月23日上午开始对“黑衣人”进行审讯。孙建东局长亲自担任主审,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杀过人吗?”

“黑衣人”对于孙局长的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回答得也十分干脆:“没有。”

如此心理素质的案犯,孙局长是第一次碰到。

“有一个人,脚有点瘸,名字叫何建新,此人是谁?”

“黑衣人”摇摇头:“我不认识。”

“那么,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从哪里来?到瑞丽来干什么?”

“我叫高盛龙,广西合浦县人,来瑞丽做生意……”

“停!”孙建东大喝一声;冲一旁的市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高树国点点头:“念给他听!”

高树国说:“你听清了,这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1996年4月19日晚上9点19分的回电记录:我县查无高盛龙此人,也无廉州镇此地址。”

孙建东说:“这是一张假身份证,你是怎么搞来的?”

“黑衣人”不得不供认:“是一个江西九江人为我做的,他收了我一百元钱。”

“你身上还有一张姓名为李枝永的身份证,照片也是你的,这张是真的还是假的?”

“也是假的。”

“再念给他听!”

“你再听清了,这是云南省腾冲县公安局1996年4月22日晚的回电记录:经查,我县确有李枝永此人,汉族,男,1956年生,地址是腾冲县小西区盈河乡下河村,身份证号码……”

“不用念了,我就是李枝永。”

直到这时,案犯李枝永还很泰然,他的罪行不过是让人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精明的孙建东已经认定死者何建新的身份证就在李枝永身上,于是当场搜查,果真在李枝永的内裤里发现了何建新的身份证。

铁证如山,李枝永不得不承认他杀死了何建新。但他的交代充满了虚假成份:“何建新是我杀的,但我是出于自卫。是他想谋财害命,被我发现,在搏斗中,他这个跛子当然不是我的对手,我力气大、灵活,所以把他打倒了,手重了一点,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打就死了。我很害怕,又没有第三者在场证明,我就是浑身有嘴也说不清,干脆跑掉……”

孙建东耐心听李枝永说完,淡淡吐了一句话:“可是现场并没有搏斗的痕迹,何建新好好地躺在床上。”

李枝永目瞪口呆,愣了几分钟,讷讷而言:“我……交代!”

拿下了何建新命案,属于初战告捷。至此,瑞丽警方已完全认定李枝永是一条“大鱼”,但是,他们手里缺乏制服他的证据。因此,决定不向李枝永讯问其他案件,而设法调集新的证据。

孙建东局长拨通了省公安厅、保山市公安局、德宏州公安处的电话,要求调集公安部串并的全国特大旅馆系列杀人抢劫案的卷宗材料。

5月3日,一份由全国数百名刑警经过三年多的艰苦侦查凝聚成的重达十多公斤的卷宗材料送达瑞丽市公安局。

5月9日,经过充分准备的瑞丽警方和案犯李枝永开始了一场关键性的交锋。

这次审讯由孙建东、刘江南、高树国等专案人员担任主审,刑警孙家辉负责记录。

“李枝永,你除了在瑞丽杀死何建新,还在其他地方杀过人吗?比如保山,或者大理,或者昆明,等等?”

“孙局长,这几年我连保山都没去过,更不用说大理、昆明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一查那边的旅馆,哪里见得着腾冲李枝永的名字。”

“我再问你,你认识翟先云这个江苏人吗?”

“不认识!”

“那么,1993年4月23日晚上,大理市建设旅社209房间怎么会留下你的指纹?而当天晚上,翟先云就被人杀死在那个房间。这就奇怪了,难道我们利用科学手段比对的结果错了?你也清楚,世界上没有两枚相同的指纹。”

“你们还有什么杀手锏什么王牌,都统统拿出来好喽!”

“我再问你,你认识王洪福这个易门人吗?”

“真是越说越玄乎了。”

“1993年5月5日晚,有一个人住在昆明西客运站招待所1-6房间,他给王洪福留下了这个地址,上面写的是:曲靖市蒙自县勐海区孟龙乡高香村张广建。”审讯者出示一张照片,“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写的?”

李枝永不敢看照片:“我记不清了。”

“你看看,到底是不是?”

“有本事把王洪福叫来当面对质!”

“没有这个必要,我告诉你,经过我们公安机关的反复认真的鉴,这是你的笔迹。”

李枝永无言以对,推说胃痛、头昏。审讯者给他服了药,又从政策、人情、道义、情感几个方面对他进行了伤精费神的教育,终于使案犯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对自己的情况和罪行作了详尽的交代。

为使读者了解李枝永发人深省的犯罪主客观渊源和形成发展演变过程,这里摘录若干交代笔录:

“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兄弟姐妹6个,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全家脸朝黄土背朝天种着一亩地。由于生活困难,直到12岁,我才上了小学一年级。初中毕业时,我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不公平:我的成绩虽然考得不错,可上高中的名额被一个生意人出钱买通当官的,做了手脚,把自己考试不及格的儿子顶替了。

“我外出闯世界了。我到处飘泊,边打工边修电器边钻研经商方面的学问。一个大亨告诉我,一个大商人的成功不仅仅只靠经商,而必须广交天下朋友,结识三教九流,博采各门学科,既是专家又是杂家。于是我又懂得了攻其不备,速战速决,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军事学问,懂得了法律、侦查等知识。虽然我走了不少地方,也考察了不少项目,但没有资金,只能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而已。1985年,当我流浪到瑞丽时,连米线都吃不起。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叫王晓华的昆明人改变了我的生活。他说,一个男子汉难道还会被尿憋死?他教我如何扭门撬锁,如何销赃转移,还教我懂得了人生如赌场,而赌就有风险,赌有多种方式,有的用金钱,有的用女人,有的用名誉地位,有的用生命……我就这样被拉下了水。

“久走夜路必撞鬼。有一天,我终于赌输了,在销赃时被抓住,送到丽江劳教3年。在丽江劳教的3年,我学会了坑蒙拐骗盗抢杀的黑道功夫。回家后,我受不了别人鄙视的目光,决心出去闯荡出个样子来。我试着做起了糖果糕点生意,谁知不但未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做生意比打铁修电器更不容易。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只有东游西逛寻找新的财路。一天,一个小偷居然有眼无珠,偷到了我这个穷光蛋身上,都是道上人,自然他栽在了我的手里。我让他帮我搞一张身份证,年龄外貌要和我相当。2天后,他超额完成了任务,我当时打肿脸充胖子给了他20元钱。

“为了节省钱,我吃的是2角一个的烧饵块,为了节省体力,我整天在最便宜的旅馆床上胡思乱想。山穷水尽之中,我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下赌注了。天使与魔鬼之间并没有鸿沟,何况,我早已不是天使。什么道德、法律,统统见鬼去吧!我只有一个念头: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财富。反复斟酌,我终于选择了杀人劫财的形式……”

这次审讯整整用了10个半小时,李枝永交代的流窜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并在8个省、市、自治区作案26起杀死25人的情节与公安机关所掌握的完全吻合。

1996年5月11日,瑞丽警方向省公安厅发出传真捷报。

5月12日,主持“严打”工作的省公安厅正厅级副厅长李风棠命令专案组长杨有光率由刑侦总队、政治部、后勤处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立即赶赴瑞丽核查。

5月18日,云南省公安厅正式向首都报捷。

5月30日,公安部向云南省公安厅发来贺电。

公安部随即兑现诺言,对破案有功地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重奖。“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向德宏州热带作物研究所招待所服务员胡云莲颁发奖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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