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江青选婿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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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景贤 在李讷的感情与婚姻方面,来自家庭的影响也必不可少,尤其是来自她母亲江青的影响。其个人生活也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变。 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参与这后一件事,特把经过情形记叙如下: 毛泽东有言在先 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一九四O年八月生于延安,随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李讷的个人生活也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变。 李讷的相貌,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长得很淸秀。毛泽来转战陕北的时候,化名李德胜,江青过去的姓名,叫李舆鹤,所以李讷也姓李,取名则采自孔子《论语》中《里仁》篇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讷性格,沉稳而内向,从小只爱读书,话语不多,倒是应验了她的名字的内涵。 解放战争时期,李讷只能在马背上读书识字,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机会进入一所简易小学。到了北京以后,李讷插班到北京两郊的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读书。由于家庭的熏陶,李讷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但生活俭朴,毫不骄奢。一九五九年秋天,她以高分考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六五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颷席卷大地,李纳也卷人了这个政治旋涡:她在军报带头“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色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二十七岁的“肖力”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已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运动情况。 未婚姑娘年轻有为,名气很大,正处在事业的巅峰,又属于中国的一个特殊家庭,当然为众人所瞩自,李讷的婚事,首先受到了江青的特别关注,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他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所以江靑也难以找一家“高门大户”,来一个“门当户对”。但是,找的对象总得讲政治条件,总得看人品,相貎、才干,气质和文化素养呀!当然,首先得要李讷自己满意,同时要得到江青的认可。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张永生红极一时 张永生何许人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生于一九四O年,原藉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岁年纪,出身很好,正所称“根正苗红”。本人是共产党员,长得一表人材,长方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浅色的玳瑁眼镜,白晳的脸孔,操看一口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颇有辩才,而且艺术修养也不错,画得一手好画。总之,初次接触下来,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靠冲冲杀杀,“造反”起家的粗鲁汉子不同。 张永生他们在文革初期有一个阶段的处境非常艰难:“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负责人、向省委夺权的过程中,遭到了省军区等的抵制和反对,几乎寸步难行。但是,原浙江省省长周建人老先生却偏偏支持“省联总”的观点,这位老科学家、鲁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气。他亲自赶往北京,站在国务院大门外,说是“八十老翁无所求”,只要求面见周恩来,为“省联总”鸣不平。后来,“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谈,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个青年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了张永生一派的夺权,驻浙江的野战军部队和空军部队也都站到了“竹联总”一边。张永生终于掌了权,成了浙江省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人物。这个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艺术院校出身的红卫兵领袖,和李讷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副省长,和李讷的军报总编辑的地位相当。这样,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安排见面钓鱼台 一九六八年,趁张永生上北京汇报情况的机会,江青提出要在钓鱼台住所单独接见他。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极高规格的待遇和殊荣,张永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他被接到钓鱼台江靑的客厅里边,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靑的精心安排,在接见之前,先让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李讷当过《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张永生仰慕已久;而张永生在文革风浪中翻滚两年,能说会道,见了人“自然熟”。两个人一见面,谈得比较投机,据张永生后来对我说:“见了肖力同志,觉得很谈得来。我们谈到了彼此的出生年份我说我是一九四O年出生的,肖力同志说她也是四O年出生的,原来是同年。肖力同志还说,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对事物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看法。” 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意,不言自明。 张永生回到浙江杭州,想起在北京见到江青和李讷的事,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这说明江靑在择婿方面有了新的考虑,她需要进一步从多方面来深入考察和了解张永生。但是,江青又关照张春桥,要他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出面谈话,从关心浙江形势的话题谈起,不要暴露江青特别垂靑张永生的任何痕迹。 张春桥曲折考查 张春桥受此重托,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急着要办。但是他又考虑到:如果由他直接出面通知张永生来上海,恐怕风声很快就会传出去,容易引起驻浙部队负责人的误解,也会造成另一派的波动。于是,他想由我出面去请张永生。 我在文革初期,曾经支持过浙江的“省联总”夺权,张永生上对我比较信任。因此,张春桥要我出面把张永生请到上海,不至于引起任何一点猜疑。接到任务,我直接给张永生打了电话,第二天中午,张永生乘了一辆小轿车从杭州赶到上海。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贵宾室,由我先和张永生见面。我和张永生交谈了一小时左右,询问了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当然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他和江青,李讷接触以后的反应。谈到最后,我单独出来把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小礼堂楼上的203会议室,张春桥接见了张永生,张永生意外地见到了这位“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非常兴奋,十分恭敬,一口一声“中央首长”,“感谢关心”。张春桥对他也特别地显得和颜悦色,只是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提到浙江的形势,张永生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絶,原来,由于他处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排斥他人。自行其是,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他还反复埋怨解放军部队“支左”不力,听着张永生絮絮叨叨地诉苦,无穷无尽地指责别人,张春桥微微蹙起了眉头,不时在纸上用铅笔记上几个字,张春桥淸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当江靑的女婿吗? 谈话东拉西扯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多钟,张春桥结束了这次接见,绝口不提李讷或肖力。 告别的时候,张春桥并没有留张永生在上海住几天,而是要他立即返回杭州。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当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时候,他已被被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从此张永生的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江行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张永生和李纳的那段没有发芽的“情缘”,也终于半途夭折,文革以后张水生被捕,判处无期徙刑,这是后话了。 井冈山坠入爱河 但是,李讷的婚姻大事仍然没有解决。一九七O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省进贤县办起了“五七”干校,毛泽东希望李讷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这样,年过三十的李讷,随着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女大当婚,毛泽东的意向很明确,他曾经对李讷当面讲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毛泽东既不要高干子弟,也不要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作自已的女婿。 李讷在井冈山下的干校里劳动的时候,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更由于她的沉静、内向的性格,使她很少同外界交往,没有可以作倾心交谈的朋友,因此日子过得很寂宽,很孤独。这时,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徐宁,闯入了她的生活,小徐是东北人,工农家庭出身,父亲是山海关火车站的扳道工,本人是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的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小徐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生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他看李讷郁郁寡欢,就和她一起干点农活,休息的时候,一道打球、散步、聊天。李讷按照爸爸的嘱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个自己合意的人。现在遇到了小徐,两人朝夕相处,给李讷的苦闷寂寞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欢乐。时间长了,双方产生感情,一同坠人了爱河,并且发展到双方互论婚嫁。 毛泽东批示“同意” 李讷和徐宁的婚恋轰动了干校,人们都难以置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女儿会爱上一个服务员,事情传到江青那里。江靑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一九七O年八月,江青到江西上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还把李讷特地叫到山上来,商量这件事情。江青事后对王洪文和我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我把李讷叫到山上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在婚事问题上,李讷丝毫不肯向母亲让步。 女儿见江青那里通不过,索性直接找毛泽东,她向爸爸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毛泽东尊重女儿的自由选择,提起笔来在报告上批进:“同意,转江青阅。” 毛泽东签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无法再推翻,于是,在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里,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毛泽东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这对青年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继续在干校共同生活,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徐小宁,这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亲覩外孙。 新矛盾导致离婚 可是,徐宁带来的并不是家庭的安宁。李讷和丈夫小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彼此的隔膜和矛盾逐渐加深,家庭开始出现不和,因为两个人的经历、兴趣,性格,思想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李讷酷爱文史,在北大历史系受的是系统的高等教育,从小最爱看书,拿到一本中外名着往往手不释卷,但她对于做贤妻良母、操持家务则绝对外行;而小徐仅仅读过中学,那个年代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他生性好动,兴趣爱好和李讷迥然不同。这样,时间一长,夫妻之间的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少,矛盾不断发生,双方感情上的裂痕越见加深,虽然经过努力也难以弥补和挽回,最后,双方分居了一段时间,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某大专院校读书,他们就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姓李,叫李小宁。 李讷怀着沉重的精神创伤,带着孩子回到北京。一九七三年,经过组织上的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李讷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和全体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众的政治集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因病再也不参加任何群众性的集会了。李讷自已也因为婚姻失败之精神受到了刺激,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到任坚持工作,然而,她也因祸得福,她没有参与“四人帮”覆没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所以,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的处境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大不一样。 但是,毛泽东的去世,江靑的被抓,使李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由于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过解放军报社的造反和夺权,这段历史也受到了审査,让她说说清楚。她搬到了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和儿子住在一起,过起了拉着板车买白菜,运煤块的老百姓生活;儿子在课余帮她洗衣,烧饭,颇解人意。她的身体仍然不好,几年中也没有安排工作。 一九八四年,有一个人闯进了李讷的生活,那就是王景清。他原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过,卫护过少年时代的李讷,后来他调到云南省军区怒江军分区工作,任参谋长。王景淸为人厚道,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又会动手做家务。他也有过一次不如意的婚姻,当时已离异。王景清对李讷的处境深表同情。经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的妻子、李讷小时候的保育员韩桂馨的介绍,李讷和王景淸进行了交往,从彼此相知到相互慰藉,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家庭。 王景清对李讷体贴入微,他很爱李讷的孩子。小宁又改名为王效芝。当李讷和王景淸一道去看望江靑的时候,江青对这一次女儿的婚事表示很满意。王景清擅长书法,江青也爱好写毛笔字,她和女婿谈得很投机。李讷的婚姻经过一波三折,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归宿。 婚后,他们全家在北京过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李讷给儿子改名为效芝,是要让儿子效法、仿效外公毛润之(润芝)。时光飞逝,不知不觉王效芝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念完了北京市旅游外事服务职业高中以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饭店工作。他曾对人说:我和我外公,外婆和妈妈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不会“从政”,我要当领班,当经理,做一个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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