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追魂十六小时–击落“反共义士”座机始末(下)

 

上节回顾:这一段时间,解放军方面并不仅仅在等待。他们发现了两个对截击任务来说可能致命的问题……

 

前篇:

台海追魂十六小时(上)

台海追魂十六小时(中)

   

台海追魂十六小时

——击落“反共义士”座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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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月9日开始,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联合报》、《马祖日报》等媒体上,关于F-131号艇叛逃的事件被大肆报道,而大陆方面的反击行动,也便在此时开始展开

进行截击的准备工作,是曾幼诚参谋长亲自落实的,计划以歼-6双机担任掩护,李纯光和胡英法的歼-5双机实施攻击。

 

曾参谋长随即派指挥所最好的领航员,携带所获得的目标信息以及机型种类的情报,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将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飞行员。

 

同时,他们开始着手解决两大难题中的第一个——在对方也同时监视我方飞机,不得不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怎样在作战中进行地空联络,下达有关航向等命令。

当时规定的通信方法参考了朝鲜战场的经验,是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的电信号,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来代替话音通信。对手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分析不出来。

领航员和飞行员确立了这种简单信号的约定以后,第一个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而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雷达的布置则复杂一些。

尽管还不知道马祖那架C-47飞机出了故障,但解放军方面已经把国民党军最后派来的那架HU-16水上飞机视为监视重点。它吨位大,可以水陆两栖,飞行高度低,安全系数较高,这些都使它更适合作为载运吴文献等人的专机。

HU-16型水上飞机

曾幼诚参谋长考虑到,水上飞机飞得低,按照常规架设的雷达有盲区,看不见贴水面飞行的敌机,于是决定将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上的雷达作为这次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下令将那个架在山上的雷达全天只盯着马祖岛,并指示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这样,敌机一起飞,雷达就能发现。

 

当时平潭岛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电话通信线路,空军特意与地方部门协调,包用本省陆地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作为指挥专线。

 

这样,两大难题就此解决。

但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天的天气状况十分不好,满天都是云,云底高只有400米。

 

福建当地多山,离机场最近的鼓山高度便有1000多米,以当时的装备技术水平,按照常规这种天气时不能起飞的(这可能也是国民党军方面掉以轻心的理由之一)。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经过研究,空军决定坚持起飞,具体的做法是让作战飞机顺着闽江口出去,就像钻山谷一样飞到海面上。选择这一方案,是因为战机只有那么几分钟,如果要钻上钻下的敌机很快就会飞到台湾。战斗发生时天空的气象好一些,露出了蓝天,但海上波浪依然很高。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都是在中午12点之前完成的。此时,距吴文献等劫艇叛逃不过12小时。

做好准备后,福空指挥所中气氛一片凝重,所有目光都集中在雷达传来的信息上,随时等待出击的命令。

 

曾幼诚参谋长回忆,当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三个负责在地图上标注雷达信号的标图员。其中一名标图员头戴耳机,接听雷达发来的数据,而后便用铅笔在地图上标出。例如雷达报来“030,150”,表示的便是030方位,距离150公里处。

为了把飞机位置标明得更加准确,铅笔需要削得尖尖的。因此另外两名标图员便在一旁不断地削铅笔,一连削了几十根。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指挥所中的气氛便更加紧张,所有人员皆恪守岗位,即不允许交班,也不允许因吃饭等原因离开——参战人员的饭都是派人到食堂用饭盒打好送来吃的。

与福空指挥所的紧张空气不同,台湾方面是另一番景象。

仰仗官方通讯社的地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随着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飞机已经到达马祖,并拍摄到了叛逃来的登陆艇

在他们拍摄的照片中,艇内打斗留下的血迹依稀可辨

 

由于到达时艇上只有五具尸体,而遇难者是七人,另外两名牺牲者是跳水后被射中遇害,还是试图游回大陆终于力竭溺水身亡,至今没有确切的信息。

他们发出的电讯刺激了其他新闻部门。因此,台湾新闻界的巨头们便紧急联络航空公司,包租华航一架PBY水上飞机前往马祖抢新闻,同样由于天气不好,这一航程也颇有危险。华航总经理因此派出王牌机长练振纲担任这次航班的驾驶员。

练振纲,广东人,国民党空军官校第廿二期毕业,轰炸机驾驶员出身,后被送往美国继续学习飞行,后担任国民党空军救护中队水上飞机飞行教官。驾驶HU-16接运吴文献等人的少校飞行员陈秉锐、上尉飞行员廖运琰等均可算他的学生。

 

练振纲是以善于处理恶劣天气下飞行而著称的。1959年华航成立,练即成为公司的第一号机长。不久,台湾信鸽协会曾包机到兰屿进行返航比赛,降落时遭遇巨浪,幸而练振纲经验丰富,才使飞机安全降落,人鸽无恙,但风浪过大,信鸽协会的人员和一笼笼的鸽子不得不由驾驶舱后的应急舱门离机,由小艇接到岸上,过程两个多小时,人和鸽子都已经七荤八素,结果几乎没有鸽子能飞回台湾。

 

由“练教官”驾驶的PBY水上飞机,在下午3时左右,降落在马祖,一停稳,便看到岸上国民党军政人员正敲锣打鼓送三名“反共义士”登上HU-16水上飞机,准备起飞回台湾。

即将登HU-16飞机的叛逃者,估计当时正在满心得意之中,不知复仇之剑已在头顶。台湾方面的老人回忆当时还有女政工队员献花,岸上放鞭炮送行

练振纲晚年回忆,见到此情此景,第一个反应便是“在前线怎能如此招摇?”

根据国民党军方面的记载,他们对于解放军的反击,也不是毫无警觉,还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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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马祖天后宫附近,储水沃下方的HU-16专机,是乘华航PBY水上飞机到达马祖的记者从飞机上拍摄的,该机这时正在等待起飞命令

国民党军事后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台北的“国防部”曾安排国民党空军的第四大队第22中队(驻嘉义基地)起飞两架F-100A战斗机负责为从马祖飞回的专机护航。

 

但在15点50分左右,这两架飞机被解放军在高空的沈学礼/杨才兴歼-6双机吸引,远离了HU-16专机,因此没能在其遭到攻击时赶来保护。在调查中,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部”还要求“国防部”部长蒋经国就此作出解释。

歼-6双机的长机沈学礼后担任空38师副师长,但他从未谈到过这次诱敌,倒是曾幼诚将军的回忆中提到HU-16专机起飞时,福空方面在空中还采取了别的行动牵制国民党军。

一是同时下令另一架飞机(未标记型号)起飞到高空,一方面是吸引敌方雷达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起转信飞机作用,如同备份指挥所一样,如果地面指挥所的信号不清楚,我机没有接收到,它可以在空中补充传达一下。

中国空军博物馆的轰电-5电子战飞机,是我国为空军开发的早期电子对抗飞机之一,但1966年它尚不可能出现在福建前线,所以这架在高空担任预备指挥所的飞机型号,至今无法确定

二是为防止敌机起飞,还从另一个机场起飞了四架飞机往这边来,已造成敌方的错觉。

究竟是哪一种佯动起到了作用,引开F-100A护航机,如今已经难以考证,但当时担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徐焕升因此不得不引咎辞职,后来成了华航的总经理。

 

同时,这份调查报告也记录了对马防部司令官雷开瑄的追究情况。雷坚决不肯背锅,称自己接任只有半年,而且登陆艇叛逃到马祖后,他认为不要公布,宜低调处理,但政战人员为了争功,体现“敌后工作”的成功,大事宣传,结果出事,自己没有责任。双方曾争吵到蒋介石面前,最后蒋批示此后类似事件要尊重前线指挥官的意见,算是变相为雷开瑄说了话。

除了出动战斗机护航,国民党方面还实施了多次无线电佯动,并让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先行起飞返台,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

这架飞机刚一起飞,平潭岛上的雷达监控人员便传来信息:

 

“看到有飞机起飞了”。

在福空指挥所中的曾幼诚参谋长马上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飞行员进了座舱,等候起飞的信号。但是,他很快作出了判断,觉得这架飞机飞行线路过高,其招摇有些过分,应该不是我们要打的目标。

此时要是下达起飞命令,我机就会一直飞出去,假如这架飞机不是预定目标,就会造成整个行动的失败。作这样的判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当时,曾幼诚参谋长从雷达标图上眼看着第一架飞机飞走了,越飞越远,最终也没有下达进一步命令。

 

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好在等了一段,从对马祖的监视情况来看,对面并没有人已送走的轻松,依旧如临大敌,这一把是赌对了。

虽然如此,此后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除了不时发出“狼来了”一样的电信佯动,始终一动不动,持续了两个小时。指挥所中的气氛越来越沉凝。

曾幼诚参谋长记录了当时一个难忘的细节。

早晨开始准备截击行动的时候,曾有多位领导到达指挥部督战,但行动进入到实施阶段时,他们早已离开,只有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彬(曾幼诚回忆录中误为袁斌)没有走,默默陪在曾幼诚身边,却又一言不发。

 

曾参谋长晚年讲,这是袁副司令员对他这样一个年轻指挥员的爱护之意——一旦此战出现什么意外,袁副司令员作为在指挥所的最高军官,将承担责任

袁彬,湖北麻城人,开国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曾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训练处处长、副校长兼飞行大队大队长,1966年时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其实,此时的马祖岛上,也是一片内紧外松。

下午2点50分,吴文献等人开始登机。

吴文献等人在国民党政战人员的陪同下,乘小艇登上HU-16水上飞机

这批人员根据统计,其中包括了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名叛逃者,也包括了一批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含来自于“国防部”的程梦庚上校、付鸿文中校、马防部的谷正光上校,陈开荣中校、鲍志澄中校、黃子英少校及宪兵部队的张瑞征、吴前燕两员。另有机组成员,正驾驶陈秉锐少校、副驾驶廖运琰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通信官唐隆刚上尉、机工长高正、医护士文济时上士等,总计17人。

不过,他们登机后,那架HU-16却一直停留在水面上,并没有马上起飞。

待机的解放军空军机群

这样一来,从上午到下午3点,几次报了“一等战备”,又几次解除,造成飞行员的压力便不断增加。曾幼诚将军晚年回忆,当时尽管周恩来总理的命令较为灵活,但空军的各级领导都更加严厉。或许是因为战争时期养成的习惯,领导们一个一个地与飞行员李纯光等谈话,给与激励和叮嘱,作为战斗动员。飞行员们也被鼓舞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要把敌机打下来。

 

此时,一次“一等战备”,飞行员们便迅速蹿上飞机作起飞准备,过一会儿没动静了,飞行员们又下来,在机翼下休息。如是几次反复,使飞行员十分紧张。

 

李纯光甚至达到一听“一等战备”信号,便把身上的钢笔、军官证、笔记本、钱、手表都摘下来,往桌子上一丢,都不要了,决心撞也要把对手撞下来——

 

“老子一去,不把敌机打下来,就不回来了!”

这种情绪,已经很不对头了。曾幼诚战斗经验丰富,深知这种状态的飞行员,已经存在严重事故隐患,自己把飞机摔了的危险比打掉敌机的机会还要大。

 

曾参谋长和李纯光颇为熟悉,经常带着作战部门的参谋到他的大队研究工作,并和飞行员们打篮球。所以,看到情况不对,他立即与李纯光通话,为他放松心情。电话接通以后,参谋长和李纯光根本不谈工作,只和他提提打篮球的事儿,说了一分多钟,他的情绪明显平和下来,曾幼诚知道,他已经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时,雷达信息又来了:

 

“第二架又起飞了,从荧光屏上连水花都能看得见!”

15点35分,HU-16水上飞机满载17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叛逃者,从马祖起飞了,目标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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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9日15点30分,解放军居高临下的雷达系统已经发现马祖方向的飞机开始有异动。15点35分HU-16水上飞机起飞,在它起飞前两分钟,福州空军指挥所已经再次下达“一等战备”命令。

据称HU-16飞机起飞前的最后瞬间

15点三38分,雷达在马祖东南7000公尺处锁定HU-16专机,这架飞机飞得很低,只有200至300米高度,推测是试图超低空飞行,利用地球曲面避开大陆雷达的跟踪,但解放军方面还是及时解算出了它的速度和航向——航速200-240公里每小时,航向120度,直指台北方向。

水上飞机的起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马祖服役过的人员回忆乘坐这种飞机在风浪中起飞如同三级跳,总要从空中如坐电梯一样上下两三回才能飞起来,可不像照片中这么潇洒

这一次HU-16的起飞还算顺利。推测这是台湾方面看到大陆面对电信佯动没有反应,研判危险期已过,才下达了起飞命令。然而,它的起飞也正是卡在能准时赶到新竹参加万人大会的时间。

 

于是,福空指挥室中,曾幼诚参谋长对袁副司令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就是这架!”

 

袁彬露出默许的神情。随着曾参谋长一声“起飞”,机场打出了信号弹,李纯光等的战斗机在15点41分冲出跑道,沿预定航线从福州的闽江口到马尾港,低空飞向海面。

由于制定的预案合理,我机出去时国民党军方面看不到也听不到,没有发觉低空由我方飞机袭来。

根据曾幼诚将军的回忆,负责掩护的歼-6双机升上高空,而负责截击的李纯光和胡英法飞出闽江口时,敌机已经飞出三四十公里,距离台湾还有约100公里。于是,地面领航员开始向李纯光指示航向。

这个指示的过程很特别。指挥所这边把送话器的通话按钮一按,发出一个电信号,这是提醒飞行员注意接听信号。接着,飞行员听到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发出的一个两位数字——“拐洞”。这就是70的意思。李纯光没有作声,而是按照约定按了一下飞机座舱内的通话按钮,并把航向转向70度。指挥所的领航员便明白飞行员已经收到航向指示了。

接着,平潭岛雷达站的领航员接过了指挥权。他在那里看得更清楚,从荧光屏上就能看到飞机的航向位置,所以直接向李纯光指示航向——“90”,进一步修正了航向。

此时,在指挥所中的曾幼诚参谋长在标图板上便看到飞机朝90度航向飞去。这个时候海面上云底高只有400米,浪很大,那架HU-16水上飞机飞行高度只有300米,已经很低了,但李纯光和胡英法的技术更加精湛,驾驶喷气式战斗机,竟然以200多米的高度高速接敌!

国民党方面在空中最先发现情况不对的,是那位驾驶PBY包机的练振纲机长

由于看到吴文献等人已经登机将前往台湾,赶到马祖采访的记者感到继续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因此催促练振纲跟随HU-16起飞,返回台湾继续追踪采访。

他们的PBY飞机在HU-16专机之后起飞,此时,国民党军方面也保持着无线电静默。然而,就在他们的飞机刚刚起飞,练振纲的耳机中忽然传来一声:“后面有人!”

 

由于他长期在空军,对这个警告十分明了,知道是马祖的雷达发现有解放军的战斗机在空中,并准备对国民党军的飞机进行攻击,他立即推杆,使飞机重新落水,停止起飞。

在空中的HU-16机驾驶员也应当听到了这声警告,但不等他们做出反应,解放军的攻击便已经开始。

15点51分15秒,李纯光的僚机胡英法率先发现目标,他只说了三个字——“看见了。”

李纯光回答道:“你上。”

 

按照战前规定的“谁发现,谁开火”原则,由胡英法先打。胡英法随即在距离HU-16机尾部700至800米处开炮,但第一次攻击打偏了。胡英法接近到四五百米时第二次开炮,仅轻伤了对方的尾部。

这时,李纯光也根据胡英法射击的方向找到了HU-16,他看到胡英法冲到了敌机的前方,于是进入尾追航线,在距离敌机400米处开炮,也没有命中。他第二次射击,击中了HU-16的左侧发动机。但对方依然继续前飞,显然没有负致命伤。

两名优秀的飞行员首次攻击都没有命中,应该说是飞机性能和情绪紧张的共同结果。

歼-5型喷气式战斗机装备一门37毫米炮(右侧)和两门23毫米炮(左侧),这样的武器配备让人又爱又恨

早在朝鲜战争期间,装备同样武器的志愿军米格-15战斗机曾经打出了“米格走廊”的威风,美军的战斗机通常只装备12.7毫米航空机枪,对中国战斗机37毫米炮的威力感到震惊。

抗美援朝战场上米格机追杀美军B-29超级空中堡垒巨型轰炸机的照相枪镜头

美军惊恐地发现,每被37毫米航炮击中一弹,便是一个脸盆大的窟窿,没有几架飞机可以撑得住,而美军的12.7毫米机枪打中志愿军的米格机几十发,对方往往仍能带伤返航。

不过,志愿军的飞行员也有苦难言,因为这两种炮的弹道和发射频率都不一样,所以很难集中火力,弹道在800米距离上已经十分分散。这使我方战斗机要击落敌机必须接近到至近距离,才有把握打中。

 

胡英法第一次开炮的距离显然远了点儿,而两架飞机的随后攻击也未能完全解决对方,原因在于当时歼-5喷气式战斗机的时速在700公里/时左右,而HU-16的时速不到其一半,双方的速度差使战斗机的瞄准成为难事。

HU-16专机没有装备武器,因此在遭到连续攻击时无法还击,只能对着话筒用明码狂叫:“我遭到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但这时国民党军方面的护航飞机被调走,再起飞战斗机来护航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而从曾幼诚将军的回忆中看,HU-16机的驾驶员也是个老手,他在连续遭到攻击之下仍在努力控制飞机,并有意无意地降低速度,这一方面有利于可能条件下迫降,另一方面,也是拖我方战斗机降低速度,希望造成我机开炮时失速自行坠毁。

李纯光是一名十分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这一手对他没能奏效

此时,李纯光在HU-16的后方已经完成了两次攻击,尽管他在努力降低速度,但仍然即将超越敌机。这时李纯光忽然果断地向右一拐,压了个坡度。这样还能看见敌机,往旁边一拉,就把间隔拉开了,再一转回来,还是在敌机后方,再次将其抓住。

这个距离上,李纯光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HU-16上的国民党空军机徽了,而他的速度,也掉到了240公里/小时。要知道,歼-5的失速速度是220公里/小时,李纯光的飞机已经到了失速边缘。

这时候就看出李纯光的经验来了。

 

他一边瞄准,一边在射击前把速度往上一推,就250、280、300公里/小时地加上去了。如果不把速度提前推上去,那么一开火会有后坐力,那李纯光的飞机便会失速掉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李纯光速度一推紧接着开炮,只见飞机前头一片火光,肯定是打中了!

中弹累累的HU-16终于再也支撑不住,终于一头栽进了大海。由于双方距离太近,HU-16坠落时发动机桨叶卷起的浪花甚至打到了李纯光飞机的风挡上。

这次战斗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军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尽管此后他们出动飞机,舰艇对HU-16坠毁的白犬洋海面进行过大力搜索,但一无所获,不得不宣布HU-16机上的17名成员全部身死,新竹的万人大会,也不得不无疾而终。

 

截击叛徒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此时,距发现F-131号艇被劫持,艇长等人被杀仅仅16个小时,空军的战友便用这样一个漂亮的追魂绝杀,为遇害的袍泽报了仇。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

 

“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当晚,练振纲机长驾驶的PBY水上飞机借助日落的机会再次起飞,顺利返回台北。第二天,他再次驾驶飞机按预定日程飞返马祖,却发现飞机上乘客寥寥,看来都被前一天的击落事件吓得不敢搭机了。

练振纲并不在意,却在后来感叹这本没有什么危险。此前他曾经多次运送过国府要员往返马祖,大陆方面都没有截击过。双方似乎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事实上,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元老张群便因事飞抵金门,也一切平安。

或许,膺惩叛徒和同胞之间的相互容忍,本来就是两回事。只有沉没在大海深处的HU-16残骸,告诉我们这不是一部电影或故事。

 

*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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